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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全球化背景下，来源于亚洲的祸乱经由海运传入英国，在 1853-54 年形成大规模爆发。尽管该霍乱并非本土产生，但其在英国扩散蔓延，主要在于城市居民饮用水源受霍乱弧菌污染，这与居民生活习惯、疾病卫生观念、公共卫生状况及国家卫生政策等密不可分。

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境况

19世纪中叶是英国现代化转型时期。1851年世界工业博览会举办，宣告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胜利。工业革命为英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论在阶级结构、生存状况，还是生态环境等方面，都有很多新气象，也有很多新问题。

首先是城市发展与人口激增。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促使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英国开启迅速而混乱的城市化进程。从19世纪初期到中期，英国工业城市如雨后春笋涌现。

1861年，英国有13个大城市拥有数十万居民，如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伯明翰等。随着铁路与水路的建设，城市化进程愈发展快，伦敦等工业城市成为大磁铁，吸引着四面八方的移民。

据查，伦敦人口从1801年的108.8 万人激增至1851年的249.1万人;利物浦从1851 年的8.2万激增至1851 年的37.6 万，其增长速度令人咋舌。城市人口爆炸性增长带来一系列问题，如社会底层民众生存状况恶化。

随着劳动人口不断增加，劳动者生存空间不断压缩，为数众多的居民被迫蜗居在地下室。在曼彻斯特，有1500间三人合睡的地下室、738 间四人合睡的地下室以及281间五人合睡的地下室。

在布里斯托尔的1800个家庭中，46%的家庭只有一张睡床。而在利物浦，同样有40000 人居住在地下室中，另有 60000人生活在类似的场院里。在曼彻斯特，有 250 人共用 2个厕所。

在附近阿什顿生活的50个家庭也仅有2个厕所可用，其他社区大抵如此。这种密集紧凑而又通风不畅的居住场所，极易成为成为各种疾病的滋生地和传播地。

赫克托·加文在逐户考察伦敦贝斯纳绿地一带的贫民窟后指出:“如果把房子的窗户关闭，在不提供新鲜氧气的情况下，屋里面的人最多能活7个小时……贫民窟经常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气味，呼吸这种气体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

人口爆炸式增长引发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为大规模疾病爆发创造条件。霍乱、斑疹伤寒与结核病等在密集人群中传播，给社会造成较大恐慌，也让人意识到公共卫生问题迫在眉睫，不容忽视。

公共卫生与水源问题

人类关注水源与疾病关系的行为早已有之。据考古研究，公元前4000年前的印度河谷地区建有下水道，用来排放厕所污秽。公元2000年前的城市如特洛伊等，有较为发达的供水系统。

在西方医疗疾病史发展脉络中，水源问题亦是重要一环。古希腊人认为，疾病主要由人与环境失衡所导致的，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建议希腊殖民者在东扩时，将房屋置于高位与阳光充足之处，以避免沼泽和潮湿地带易多发的传染病。

但在19世纪前期，英国工业城市的人居环境面临极大卫生挑战，水源问题并没有获得足够重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城市下水道系统极不完善，大众生活区粪便堆积，极易污染饮用水源。粪便的处理是工业化面临的难题之一。

19世纪早期，英国许多新兴工业城市缺乏完善的排污系统，处理粪便的方式简单粗暴，即在院子掘坑，将脏物堆积其中。这些粪坑中的污物无法通过下水道转移，只能由政府出钱雇佣挑粪工转移至郊区。

下水道和垃圾处理设备的缺失，加之房屋周围各种场院巷陌本就糟糕的卫生状况，使居民将房屋周围一切空地当作垃圾排放场所。几乎所有的院子都有一个公共粪坑，被各种污物所填满。

穷人居住区没有抽水马桶，许多没有厕所。露天排水沟本是排放雨水工具，也变成污物聚居地，四处堆满生活废物，例如屠宰市场扔弃的动物尸骸与血水等。在修有下水道的地区，其管壁又常破损，脏物常通过松软的泥土进入供水系统中，污染居民饮用水。

那些从管道中流出的恶臭泥泞的水，早被工厂排放的各种颜色污染，最终都流向贫民聚集区。在1840年罗瑟斯特的天堂街，化粪池里满溢的污水还会回流到井里。居民在饮用受污染的水后极易染上各种疾病。

其次，许多脏物和污水不经处理排放进河流，污染水源地，损害饮用水清洁，危害居民身体健康。在一些新兴工业城镇，不论是生活污水还是工业废水，都未经过滤、不加限制地排放进河流，使河流水质严重退化。

英国人的“老父亲泰晤士河”曾经清激秀丽、物产丰富，是王公贵族宴饮游冶之处。及至19世纪，沿岸城市居民不断增加，造纸厂、肥皂厂以及制革厂等纷纷建立，各种污物被冲进泰晤士河。

证据表明，泰晤士河在大约1815年至1830年期间状况恶化，1830年至1850年期间恶化速度加快。莱斯利·伍在研究泰晤士河污染历史时认为，18 世纪晚期泰晤士河水质与今天没有太大差别，但到 1850 年，这条河已变得“腐烂、有害、致命”。

河流污染也与抽水马桶的改进有关。新型抽水马桶能将厕所污物直接排至下水道，最后进入河里，加重了河流污染。

鉴于许多供水公司直接向河流取水，因此居民饮用水也时刻暴露在污染的威胁下。1827 年，赖特先生在一份名为“海豚”的小册子中，谴责大联合供水公司将其取水口设置在极为接近一个主要下水道出口的地方，他认为该做法极易污染饮用水源。

最后，受自由放任主义影响，中央政府对全国供水管理缺失。完善的水源管理与疾病预防密切相关，“在 19 世纪 30、40 年代，霍乱多发使人们意识到城市的水质关乎居民的生死。水质问题作为公共事务，始终缺乏中央或地方政府统一管理。

在19世纪前期，伦敦水资源掌握在私人供水公司手中，这些以盈利为业的私人供水公司难以为饮水提供质量和数量保证。尽管一些供水公司在18世纪采取措施改善水质，但随着19 世纪城市扩张和人口激增，简单的清洁措施已经疲于应付。

此外，中央对地方的统筹管理力度不够。中央政府采取的供水治理措施多是非正式、随意的，通常没有议会授权，无法对地方进行强制干涉。在19 世纪 30 年代，只有少数城镇有自来水供应，市政服务相对落后。

大多数城镇依靠公用水源、公私用水井、池塘、水库、溪流、泉水、雨水相结合，由地方政府全面负责保障供应。

但直到1846年，大约190个地方当局中仅有10个拥有自来水厂。自来水厂的缺乏导致供水断断续续，水必须储存在家，通常会受家庭污染。可见在19世纪中叶，英国城市供水质量和数量存在不确定性，加大了居民饮用不洁水源而患病的风险。

实际上，在卫生改革家埃德温·查德威克的带领下，英国的公共卫生运动在 19世纪上半叶已然开展。1842 年，查德威克经主持完成《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调查报告》，揭示“飘着恶臭的厕所污水沟和被污染的饮用水”是霍乱频发的原因。

查德威克报告累计出版发行7000 多份，在英国社会造成巨大影响。1848 年的霍乱爆发为公共卫生运动提供突破口，中央政府通过有名的《1848年公共卫生法》，根据该法案成立了中央卫生部以及一系列地方卫生部。此举标志英国近代公共卫生运动迈入了制度化轨道。

然而，查德威克式改革忽视了传染病和供水的直接关系，未能将水源治理置于首要位置，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查德威克并未接受系统医学教育，其领导团队几乎没有医学专家，他较少聆听医学专家的意见。

其二，受当时盛行的“瘴气致病论”影响，他坚信弥漫城市的臭气是导致居民生病的主因，忽视了水对疾病传播的媒介作用;其三，因缺乏必要资金支持，查德威克被迫放弃供水改革计划，水源清洁成为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不卫生的水没有成为他们的重点治理对象。

由于查德威克式的卫生运动建立在“瘴气论”基础上，下水道污物产生的臭气被视作霍乱爆发的根源，因此改革人士倾向于通过下水道将污物排向泰晤士河，但这做法加剧了泰晤士河污染。

总之，19 世纪上半叶英国公共卫生状况令人堪忧，居民用水质量和数量具有极大不确定性，不仅有害居民身体健康，更为1853-1854年霍乱卷土重来埋下伏笔。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