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服·唱歌·钞票：民心向背藏在这些小细节中

“国军”军服改制，为啥意味着解除武装丧失风纪；宪兵学校校歌难唱又不好听，八路的歌曲朗朗上口深入人心；钞票上的蒋委员长，为啥给人“偏安”的感觉；同样是面对群众，两党的做法有什么不同……这本《关山夺路》用大量生动的细节展示，生动有趣地揭示了大时代的民心向背。

最近正在读台湾作家王鼎钧的《关山夺路》，很有感慨。这是他回忆录的第三部，主要写国共内战时期奔波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以及所见所闻。他的经历还是比较丰富的：抗战时期，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他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他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

所以，他的观察，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当然受限于个人的立场和阅历，他的会议录中也不免有一些偏颇，并不完全纯客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为我们一窥历史的本真面目，提供了一扇小小的窗子。

比如，他用戏谑的口吻分析人心向背——

且说秦皇岛当年，眼看国军就要完全退出东北，中央的战略要确保华北，大家说：东北既然不保，紧接着华北也要丢掉，因为流行的口头禅是“没有关西（关系）”。那时候人对语言文字怎会那么敏感，“共产党一定成功”，你看凡是跟“共”字合成的词都吉利，共和、共同、共享、共生、共存、共荣、共有、共渡、共得。蒋委员长当初教中国人“走路要靠左边走”，注定了中国人都要归共产党管。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当局沿用孙中山《建国方略》里的说法，宣告国民政府“解散”，全国报纸以头版头题特大铅字刊登，大家说：“完了，完了，解散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圆券出笼，钞面印上蒋介石总统的肖像（以前都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他们拿着新钞指指点点：谁的像印在钱币上谁垮台，袁世凯，孙中山，现在是蒋介石！他们又说，蒋穿着军服，面相瘦硬倔强，没有王者气象。为了预防钞票折叠时磨损人物肖像，新钞设计把蒋氏的相片从中间稍稍右移，这也成了恶兆，国民党要“偏安”！我知道，他们这些话都从亲朋邻舍那里听来，但是他们非仅不能过滤选择，而且好像炫耀自己的创造发明。

在他笔下，军服改制也透出某种不祥之兆：

“国军”军服改制似在一九四六年，新式军服废除了“武装带”，武装带模仿日本陆军，日本既已战败，中国应该走出它的阴影，可是民间说“国军”解除武装，难怪溃败投降。日本军官在武装带上挂指挥刀，中国军官在武装带上挂短剑，剑柄刻字“成功成仁”，服制改革后短剑不再随身佩带，“国军”从此既不能成功又不能成仁。旧式军服衣领上有“风纪扣”，军人出门必须把它扣好，否则就是违纪。这个风纪扣实在麻烦，它用铜丝制成，一公一母（以钩形钩住圈形）。被服厂工作粗糙，或者没有对准，或者没有钉牢，军服不是量身定做，领口太松或太紧，反而制造许多风纪问题，新式军服索性废除，大快军心，可是民间说从此国军风纪荡然。

对于国共的区别，王鼎钧着墨不少。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共产党必定能胜过国民党，似乎还有些武断；但这些细节，毕竟简单直接地展示了两党的根本不同，也生动地展示了普通群众对两党的不同态度。

比如唱歌：

每天晚点名的时候，照例要唱宪兵学校校歌，这是我们跟宪兵学校唯一的关联。我们是被他们用宪兵学校的名义骗来的，校歌声中有绵绵的新愁旧恨，对别的新兵，校歌连这一点感应也没有，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

宪兵学校校歌的缺点主要是文言深奥，一般国民很难接受；整齐的四言诗，没有长短错落，节奏呆板……你得读过许多文言文，才看得懂，即使读过许多文言文，也听不懂。那年代，也是一首大多数宪兵唱不清、大多数老百姓听不懂的歌。

也就在这时候，山东、河北、安徽、江苏，农村出身的中共干部，

喜气洋洋地传播他们炮制的顺口溜：

想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一扫光！

想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就在我们嗡嗡作声、不知所云的时候，黄河北岸中共士兵朗朗上口的是：

人民的军队爱人民！

一听就会，触类旁通。

比如群众路线：

那时许多人说，共产党员走的是“群众路线”，国民党员走的是“领袖路线”，怎样得到领袖的信任，怎样厚结领袖左右的亲信，耗尽他们的精力，他们也自以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文史资料说，中共经略东北，二十二个中央委员走出城市，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论资格，统统下乡，国民党员几乎不能想象。据段彩华为黄伯韬写的传记说，国军在山东打了败仗，中央追究责任，怪黄伯韬作战不力，黄氏登台辩解，历述山东作战的艰困，其中一项是没有可靠、详细的地图，他们只有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而且多处和实际地形地物不符。

我后来读国军将领廖明哲写的《了了人生》，这是他的自传，他曾多次参加国共战役，经验丰富，书中也谈到国军作战的缺点，“无图上实地的侦察”。国民政府统治山东，即使从“九·一八”算起，那时也有十五年了，为何没有测绘五万分之一的新图？一位曾在有关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专业人员根本无法走出去实地测量。国军脱离民众支持，已严重到这般程度。

比如对待乡亲：

中国人一向“离乡作恶，回乡为善”。平时，当地人碍于情面，不能兴利除弊，战时，国军来去如流水，没有责任心，到处作践百姓。我还记得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办理“土地陈报”，命令乡镇政府确实调查每一家地主有多少土地，据以征税，使税负公平。那时地主普遍逃税，短报他的田产，所以偌大兰陵没有任何人肯承办这个工作。镇长（也是族长）找上我的父亲，费了许多唇舌，逼我父亲答应，父亲素有正直之名，不会为任何人弄虚作假，众人信服，办起事来阻力较少。那时中国人不在老家当保安团长、警察局长、税捐处长，这些工作都会留子孙债，结来世怨。他们到遥远的地方去干这些差事，作了孽一走了之。

中共作风不同，他把原籍兰陵的党员派回兰陵地区工作，鲁南专区的政委和主持土改工作的“各救会”会长，都是兰陵小学的老师，兰陵公安局长、武工队长、公安股长，都是兰陵小学的同学。此外还有我的族人。这些人面无表情，没有公事不跟你说话，路上碰见了，你若上前喊“大叔”或是“二哥”，他朝你一挥手：“太封建了，叫同志！”他们熟知兰陵每一家屋顶上有多少风雨阴晴，屋顶下面有多少恩怨矛盾，他们也熟悉每个人的性格、能力、知识程度、成长背景、人际脉络，甚至包括不可告人的隐私，他们来推行中共的政策，何等得心应手！他们断然六亲不认，他们并非包龙图，他们都是“新人”，推己及人，前来制造更多的新人。

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选择权交给了广大人民群众手中。得民心者的天下。这些文字也生动地告诉了我们，中国人民为什么会坚定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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