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秋：华中师范大学档案中所留存的全州史事

--纪念母校抗战南迁途经全州8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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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武昌的华中师范大学，其前身之一是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创办的华中大学。1938年7月，在日军即将入侵武汉的局势下，为表明学校以教育支持中国抗战并为中国保留教育血脉的立场，学校董事会决定举校迁往桂林。整个迁移过程动用了轮船、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自7月10日起，华中大学的师生们从武汉经长沙、衡阳、东安、全州等地，备尝艰辛一路辗转于当年9月到达桂林。

在此程路途中，全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如据1941年1月号《教育杂志》“抗战以来的华中大学”一文介绍：“本校男女学生及教职员与其家属凡三百余人，由武汉乘船出发，历岳州、长沙、衡阳、全州，直达桂林。”1938年10月，在桂林恢复办学的华中大学出版了《华大桂声》创刊号，这其中不乏有用生动笔触描写着师生们途经全州时的多种观感，可属非常难得的记载抗战初期全州历史风貌的资料，其中有的或许可以从多方面为今人揭示当时全州的若干历史谜团。客观地说，这些引人好奇的史事在全州当地的文献记载中并不多见，几乎成了飘失在人们记忆之外的历史之谜。

譬如1938年秋，湘桂铁路从湖南经全州开通桂林并进而贯通了整个广西，这是抗战中广西举全省之力完成的一件大事。现在所称的湘桂铁路中的衡桂段，当年是称之为“衡冷全桂”段的（其中兴安段、灵川段统算入桂林段），从中可见全州在此程路段中的重要性。

但若问现今的人们当时火车正式载客从湖南通达全州站是什么时间？沿铁路从湖南进入广西时最引人注目的标识是什么？全州在那个年代真实舒展给旅人们的自然面貌是怎样的？全州百姓在全民抗战的局势中呈现着怎样的民情？当时全州社会达人检点举例？……对这些问题能准确回答的人会有多少？

1.湘桂铁路正式载客从湖南通达全州的最初时间是什么时候？

关于湘桂铁路全州段的通车首日，在现今所见的各类资料上存在有多种说法。

1998《全州县志》“大事记”中记载为1938年9月7日；1940年10月出版的《湘桂铁路衡桂段管理局第二周年纪念特刊》中只标明于1938年9月27日完成到桂林的通车；1941年《桂政纪实》、1992年《广西通志》“交通志”等书中则笼统记载为1938年9月通车；而1997年《桂林市志》“大事记”或“交通志”中则回避了这个时间点；最令人遗憾的是1942年版的《全州县志》按说应该是对此最有资格直接准确记载的，可惜书中在介绍全州交通情况时，尽管详细地介绍了全州的古驿道、汽车路、水路甚至航空，可却对铁路一则完全避而不谈，只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无奈的空白。

上述记载中，9月7日的说法没有提供权威的原始出处；9月的说法则显得过于含糊；而9月27日则已经是湘桂铁路至桂林的通车时间了。

在华中大学出版的《华大桂声》创刊号中，对于这个时间点有着多处详略不一的记载，可以为今天的人们提供探讨这个问题的参考凭据。

“[1938年]八月十五日的下午，师生工友，老少百数十人，跟着几十担行李，一路滔滔，别了[衡阳]惠文[学校]，走到衡阳西站。”“大约是[下午]六时左右，车由西站开出。一宿无话，十六日上午安抵东安……。”“第二天[8月17日]一清早，天还未亮，我们就又走上往全州的道上了。”“约摸[8月17日晚]九时光景，车抵全县[南站]……。”

从上述时间排列可以直观地推论出：当时这列火车从衡阳到达全州的时间是1938年8月17日晚9时。

当然，细致考究起来，湘桂铁路修筑过程中，各种材料车、检修车、管理人员工作车肯定会有多次往来于衡阳与全州之间的。一般情况下，客运线的首次通车是以最初正常售票的旅客车通达为标志的。而这在相关文章中对此也有多处记载，如“这次的车子是有等第的，有二等，有三等，还有准三等……。”这说明此趟列车是加挂有旅客车厢的。又如“这是湘桂路第一次有乘客的客车，且高耸的行李，尤其特出。”“我们所乘的是第一次通车。”这些都直接点明了华中大学师生们所乘坐的这趟列车成为了湘桂铁路上通达全州的首列客运列车。同时，还有文字记载这趟列车除了运载华中大学的师生外，另“有一隔壁车上搭客”的话语，这也可以表明此趟列车还载有其他的乘客。

由此，可以确认1938年8月17日，这应该是湘桂铁路修筑中全州站最早可追溯的首通日期。

当然，此时所说的到达全州的站点，还只是全州南站。在上述文献中所记载的下车位置情形是“这里离城还有十里，这可把我们怔住了，十里路不是好玩的”，可以推知当时的全州火车站是在现今全州南站的位置。师生们从火车上陆续下车后所看到的这个全州站还“没有月台”、火车站专门派了“七辆汽车，鱼贯似的将我们送到全县初级中学。”“汽车由壁似的山旁擦过，右边是一条小河，虽在夜间，亦深觉天然景色之壮丽。既抵城内，迳至省立全州初中。”可以品味出，虽然是在夜间的首趟入站客车，但全州站井井有条的工作安排还是很好地体现了当时全州人的从容高效地工作态度和效率。

2.旅人们经铁路从湖南进入广西时最引人注目的标识是什么？

在农耕时代，旅人们从湖南进入广西全州时，最引人注目的多是百里松道。进入铁道时代后呢？在那个烽火战乱的年代，或许很多人是难以在火车上注意到荒野路边关于全州地界的醒目标志，似乎在全州自己的乡土文献中也少有提及这个标识。但作为新鲜感十足的学生群体而言，华中大学的迁桂群体则自有不同的视角焦点。

“[1938年8月17日约下午2：30火车驶离东安]我们离东安几小时后，看见一块青石的界碑。”“车走了快一点钟，有一隔壁车上搭客，说快要进广西境，此去可见一界碑，后来我们果见一竖立的大黑石，大家不约而同的欢呼起来。”

对于这块树立在湘桂边境铁路线上的界碑，从上述记载中大致可推测是一块刻有醒目地界标识的大石，但这块界石的具体位置何在？大石到底是一块天然石头还是一块人工碑石？上面所刻的是“全县”还是“全州”抑或是其他文字？碑字是由何人所书？碑文呈现的是什么字体？这些现在还只能是今人翩翩浮动在脑海中有待探索的历史之谜。

在1940年10月出版的《湘桂铁路衡桂段管理局第二周年纪念特刊》中所罗列的从湖南到全州的铁路站点设置情况是：[湖南东安]－黄土井站（1939年7月1日增）－庙头车站－黄沙河站－永岁车站－全县车站－全县营业所。由此可以粗略确定界石的位置应该是在全州黄土井站靠近湖南的省界边上，但还无法精准地确定铭石的具体位置。

据全州历史学家卿助南老师说：“1938年，湘桂铁路通车，广西的最后的一个小四等站叫黄土井站。黄土井是东安与全州交界的东安紫溪镇的一个小村，村南为广西称炭圩村，火车站的地盘为炭圩与二里排两村共有，但站名以黄土井命名，解放后广西在黄土井车站对面建黄土井行政村，辖炭圩、二里排等十三个自然村，我在黄土井小学毕业，小学也有湖南的同学，当时确有界碑，但2009年，我负责黄土井到黄沙河高铁段征地，界碑不见了。”

希望能有更多的关注全州历史的学人们也来参与对这项文物实体的信息收集和整理，如果能复原这个景点，不但能增进全州历史的内容，也将会对全州旅游的发展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

3.当时全州呈现给旅人的民情风貌是怎样的？

在华中大学师生的旅途记载中，他们进入全州前几乎是在一种逃难的状态下离开东安的。

“东安的人民有一副叫苦的脸，一身褴褛的衣衫；既缺娱乐场所，又乏适当的教育。甚至连住的破屋子，也被大水冲塌了。他们无吃无穿，无屋子住，又加之有繁琐捐税的重负，那里能有笑脸呢？所以他们生活是灰色的，这是急促中我个人得到的印像。”

“东安街道很狭小，市面也十分萧条，要想找一家适意的饭店是找不到的，加之瘟疫流行，到处遇到棺材，听到哭声，真使我们胆战心惊，有“如此东安”之叹。”

“东安霍乱很凶，昨天我们曾听人家说过的，今天有一位同学从车站跑去吃早饭，回来报各[告]，却足令人挢舌三日，就是车站附近一区，在半月前，被大水浸了一上午，大水据说为几十年来所未有，事后本区就霍乱猖獗，二三百人口只剩几十个，有全家死亡的，现在还每天死六七人，这景象是多么凄凉，当此国家危急之秋，后方的卫生竟如此腐败，真是可惜，昨天我看见山海春的茶房，拿起爬满苍蝇的饭，满不在乎的往口里送，这无怪病人要多了，据说这时有长沙来的防疫队在这里工作，我默祝他们早日成功。”

当时东安半个月前遭遇了一场大水，水退后引起了一场霍乱，车站附近的小区二三百人口死的只剩下几十口，有的全家灭门，至师生们经过东安时还每天死亡近十人，当地人对此已经近乎麻木，在华中大学师生就餐的饭馆中，来往食客也是随意拿着爬满苍蝇的饭直接吃下去。

虽然东安与全州在历史曾有过相当浓厚的习俗联系，且两地也同在国民党的治理环境之中，但当华中大学的师生在那种诧异惊恐的感觉中来到与东安一望相隔的全州时，他们立即有了悬殊迥异的另样感受。

从快接近全州开始，“每经过一个村落，就有成群的男女老幼，从自己的屋里，飞也似的跑出来，或跑到门外，或跑到铁路旁来迎接我们的，我们时常向他们招呼，为了要还我们的礼，不免要点点头，招招手，微微一笑，或以目光相送。”

“全州比东安好多了，街道宽敞整齐，日常用品可说是应有尽有，价格也并未见得比武汉或长沙贵。并且我们很感到愈向南行，一些做生意买卖的人，都要比长沙或衡阳人愈来得和悦，妇女任劳作的也多些，在这里我们也略略可以看出广西政绩之一班[斑]。”

在中华民国的大环境下，当时广西由李、白、黄治理成了全国模范省，全州更是其中名次居前的一个模范县。尽管如此，各类国民政府机构也是会有许多硬性强迫民众去完成的劳役活动。本来，在农耕时代建筑一条铁路或公路肯定是一项非常扰民的事情，在国民政府不恤民生的政策更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1934年底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桂北时，所曾留下过的“反对李宗仁强迫群众修马路”的标语就可见一斑。虽然时间从1934年换成了1938年，修路内容也从马路换成了铁路，但在国民党统治下，这种强制性服公役的举措仍肯定会对乡民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

据1941年《桂政纪实》记载：全桂段之征调民工办法，系参照内政部颁布之国民工役法办理。应征区域内之壮丁，由十八岁起至四十五岁止，除规定免役者外，一律均须抽签参加，中签者即须征调。编制则以民工64名为一组，设组长一人。由村街长或副兼任；第十组为一队，设队长一人，由乡镇长或副兼任。至于给与，则队长日支桂币一元二角，组长日支桂币八角，民工日支桂币四角。其工作期限，本规定不逾二十日，但因民工工作效率太低，事实上平均约每人工作四十天。

当时由于民工需求量大，地方政府是在整个桂北各县采用抽丁的方式征调了大批农民，年龄范围从十八岁到四十五岁，且每个民工一天的报酬仅为两斤多一点白米。但在全民抗战的口号感召下，作为承担主要劳动力征调的全州县，民众们还是积极响应并按时完成了铁路建筑的工程内容，全州民众也在这种抗战的民族大义之下，整体表现出了高昂的精神面貌并将这种热情保存并转移到友好面对途经铁路进入广西的外地客人身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华中大学的师生们抵达全州车站时，所领略的震撼场景：在人山人海的重围中，我们更听见小孩们唱起救亡的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在这极短促的时间中，马上认识了全县人民，他们举止行动，都显露出他们自治的精神，热烈的情绪使我们忘却我们是“身在异乡作异客”了。

聂耳《义勇军进行曲》手稿

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早眠基本还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广西农村。但在此刻，居然自发聚集了众多的民众在晚间9：00－10：00迎接远方偶过的客人，这怎能不使经受了长途奔波的华中大学的旅人们感动。更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是在欢迎的人群中，有孩子们合声唱起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要知道这首经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才通过电影《风云儿女》面世，从常理上推测，当时全州大概率还没有放映过这部影片，那时全州也不具备普及广播的条件，而孩子们能如此自发地集体唱出这首歌，间接因素或许是第二届广西学生军行经全州时传播的功劳，直接因素则肯定是当时全州这附近学校教师的指导功劳。希望有学者能去考证一下这是不是《义勇军进行曲》首次在广西或桂林的民间传唱的记录，更希望全州有心人能勘访出这所学校的所在（会是全州南站附近的光明完小吗？），并促成学校以各种方式恢复、延续起校史中的这份辉煌。

当华中大学的师生们离开全州南站带着数十日奔波的身心到达全州国民中学时，又感受到了一种且惊且喜的心情。由于全州国民初中是一所1938年7月新近落成的学校，崭新齐全的设施让师生们精神为之一爽，赞叹在广西这所县城中看到了比许多大城市都更宜人的地方。在后来几天的休息中，全州国中的师生所表现出来的热情、肯干及统一的着装，也让华中大学的师生们强烈体会到了以实干在全国闻名的广西精神。

全县国民初中的校徽

4.淡隐于历史烟尘的几位全州社会达人剪影

由于多种原因，全州历史所留存下来的通常多为线条单调的革命或反革命这两类色彩突出的历史人物，而全州做为一个历史悠久、人文风貌多样的地理大县，其实是应该以一种饱满、多面的形象来向后人提示其社会生动影像的。

在当时华中大学师生的笔下，为全州保存下来的几位社会贤达资料，为后人完整还原全州抗战初期的人文关系补充了长期不为人们所重视的一角动态。

（1）湘桂路梁段长夫妇及女儿

在《华大桂声》中，记载当华中大学师生夜抵全州车站时，湘桂段梁汉伟段长提灯偕夫人、女儿一同提前在站台迎接，并安排了多位工友协助师生们搬运行李。仓促间妥善安排好的接待，华中大学的师生们感知到了这位梁段长在全州的人缘之好。

在师生们的记忆中，所遇的梁汉伟段长为人一是为人和善可亲，二是善于调度勇于任事。由于全州南站距全州县志还有约十里的路程，又是在夜间，这对历经多日艰难跋涉疲惫已极的师生们来说，还真是一个非常恐惧的挑战。多亏了这位梁站长，在了解这一难题后，立即决断调集七辆汽车运送全体师生直达全州县城住处。要知道，当时在全州使用汽车还是一件新鲜事，全州段铁路实际负责人蒋继伊有次想开一辆汽车回全州，都曾引起过轩然大波，因此这位梁段长大气的救急举措，着实给师生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圣公会苏会长

清末民初，全州是西方宗教从边疆进入内地的一个重要关口。1998年版《全州县志》有记“辛亥革命后，先后有余某、苏某两牧师在县城、谢云轩、沈明燧在龙水设圣公会（福音堂）传教，城乡入教者甚多，其中妇女占多数。”抗战爆发后，全州这些西传宗教组织也旗帜鲜明地站在支持中国反对日本入侵的立场上，组织过全州信教民众投身抗战各种活动，如组织救国后援会，以尽国民天职，所有工作分祈祷、宣传、救护、募捐等，切实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由于华中大学本身就是基督教所办的学校，又是出于坚持抗战的目的而长途迁校，因此师生们抵达全州时，受到了当地苏会长热情地迎接。

这位苏会长在华中大学师生记载中或1998年版《全州县志》中都没有提供完整名字。据圣公会1936年刊物介绍，当是毕业于同仁道学校、负责全州教区布道的“苏仁品”牧师。由于苏会长的工作业绩，当时位于武汉的四所圣公会中学：武昌文华、文华二部、圣希理达女中及汉口圣罗以女中等1939年都曾迁至全州青龙山办学，为全州抗战教育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3）二位与学校熟识的全州人

从记载上看，在夜间来车站迎接的人们中还有两位与华中师大渊源颇深的旧相识，虽然在《华大桂声》中没有披露名字，但所幸全州作为桂林向学气氛浓郁的大县，在民国版《全州县志》中留下了可供追溯的线索：吕鸣振（城区人，武昌中华大学预科毕业，全县中学校校长）；唐建猷（武昌华中大学预科毕业）。从历史传承关系来说，武昌中华大学和武昌华中大学都是现今武昌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这两位全州才子外出求学有成后，归返故里用投身教育的方式反哺家乡子弟，这本身就是乱世中难能可贵的品德。如今，当他二人知武昌求学处有故人行经全州时，想来惊喜之心油生，欣然联袂亲赴全州南站迎接。

或许华中大学师生们在全州所留宿的全州国民中学也正是这两位多方联系所促成的。只不知这两位在全州热心从事教育的学人，如今可还有家乡父老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5.余韵

（1）此诗会否是抗战初期行经全州的外地文人的第一首诗作？

林之棠相片

华中大学师生行经全州期间，国学教师林之棠留下过一首“登湘山宝塔”的诗作：

宝塔何巍巍，壁立湘山阿。

层阶垒陂阤，怪石郁嵯峨。

风自隙中入，云从脚下过。

登临念疮痍，望中感慨多。

这位林之棠是福建人，曾留学日本，入聘华中大学后，著作颇丰，还参加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与国内多位文化领军人物素有文学交往，如郁达夫、老舍、丰子恺等。诗中所描绘的作者登临湘山宝塔眺观的景象与情怀，生动体现了一位远途游子悲愤于家国命运的忧思。想来这首吟咏全州的诗作也曾向其友人分享过，这事实上也是传播了全州景点的名气。同时，这首诗作还充实了全州抗战初期文学史的题材，希望能有关注全州抗战文化史的学者考证一下，看看这首诗作会不会是抗战初期途经全州的外地文化人所留的第一则作品？更希望有机会的话，这首诗作能收入相应的全州抗战文化研究的著作之中。

（2）此蒋朝沛会是彼蒋朝沛吗？

华中大学迁至桂林后，于1938年12月曾招考过一批初中生，在录取名单中，有一位叫蒋朝沛的。从所留存的档案中可以看到的信息有：蒋朝沛，男，13岁，籍贯全县，全县冠英中心学校毕业，家庭职业是公务的学生。（当时录取的考生中，算术平均为60分，而蒋朝沛得到73分，非常直观地体现出当时全州小学教育的扎实程度。）

熟知全州历史的人都知道：蒋姓是全州的大姓；全州蒋继伊是全州人在民国时期所任的广西最大的官－－省参议长；蒋继伊的第七个儿子名字就叫蒋朝沛。

这不禁让人产生联想：能否排除重名的因素推断此蒋朝沛应该就是彼蒋朝沛！

除了此蒋朝沛的籍贯是全县这条信息外，于今还能见到的信息有：此蒋朝沛时年13岁，当生于1925年左右；另所毕业的学校恰是蒋继伊家族所兴办的全州冠英小学（今全州安和初中）；再是当时蒋继伊一家也常住于桂林。

但据全州文史专家蒋廷松引蒋士基提供的《全州大岗蒋氏族谱》一书中的资料：“朝沛，训七子（蒋继伊字作训），1921年生”，则蒋朝沛1938年时应该已经有17岁了，早已经过了小学毕业考初中的岁数。

从蒋士基、蒋廷松另提供的一张1940年的蒋继伊全家合照来看，前排左一的蒋朝沛明显还是一位年约十四、十五的青葱少年，无有年近二十的青年神形。

（感谢蒋士基提供的珍贵图片）

希望关注全州民国历史或蒋家族谱的学者能切实考究一下此蒋朝沛与彼蒋朝沛是否为一人？

屈指算来母校华中师范大学与全州的这段仅为4天的情缘已经结交有85年光阴了，笔者在与全州友人的来往中，也多次遇到过踏实在全州各类学校任教的母校的校友，深感他们真是对得起母校培养教育之功的优秀学子，只可惜没有深入交流的机会。相信如果全州曾在华中师范大学有过学习机会的校友们要是组织起来，当会有更多的关于全州与华中师范大学的故事被发掘出来。

附注：由于作者对全州历史知之不多，所以文中肯定会存在不少失误之处，盼请有识之士能认真予以指正。

[0] 寄小文，桂林市首批党史专家库成员，广西桂学研究会桂林分会特聘研究员，曾撰写过多篇与全州历史相关的文章。

*本文未说明具体出处的引文俱参见《华大桂声》（迁桂专号）第1卷第1期中李学英“从武昌至桂林”、应崇福“从东安到全县”、柳学水“从长沙到桂林”等文，请恕不一一细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