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汪直的死没那么重要，他的“强大”背后是国人骨子里的傲慢

#古籍里的历史#

1559年底著名海盗汪直及其子被斩于杭州，临刑前父子抱持而泣仍自辩无罪。汪直死后倭寇之乱肆虐六年后才告平息，似乎证实了他“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的遗言。那么其中疑问有三：汪直如何崛起；他的死有何影响；他的真实实力到底怎样。本文笔者就以上述疑点为题，说说“造神”汪直行为背后的玄机与隐患。

对于汪直的评价历来都趋于极端化，有人说他祸国殃民为虎作伥，有人说他称霸海疆震慑倭国。实际上汪直并未引寇入侵，他本人也从未袭击过东南沿海，甚至还替明军剿灭海盗；汪直作为海上盟主权威有限，叛逃的旧部与不听号令者不胜枚举，生前仅有千余部众据五岛自保而已。汪直之死确实激起其余部与多股倭寇的疯狂反扑，但靠招降汪直让其尽除海寇的想法也基本属于痴人说梦。简而言之汪直被高估了，他的生死并不足以扭转乾坤。

“海上之王”汪直画像

汪直（？—1559年）即王直，今安徽歙县人，号五峰船主，明代走私贸易商人、著名海盗。他为人慷慨多智，一心想要实现海上通商互市，后遭诱降被斩于杭州。汪直少时落魄成年后受本地徽商之风影响，偕同徐惟学、叶宗满等人赴粤闯荡。他往来于暹罗、日本倒卖硝石、丝绵等物，得到日本平户藩松浦氏的欢迎。1548年徽商许栋经营的走私港双屿被明军剿平，担任其掌柜的汪直率众逃遁，沿海走私之风陷入低谷。

时隔四年汪直重返浙江沿海，欲在烈港（沥港）重现双屿的辉煌。他借剿灭其他海盗势力来换取地方官员默许“私市”的特权，逐渐垄断了对日贸易，成为颇具影响力的海上盟主。但汪直无法约束勾结倭人入寇大明的手下如徐海，也无法彻底剿灭节制外的各股海盗。明廷因此怀疑他为倭乱主使，于1553年遣俞大猷突袭烈港，汪直被迫败走并流寓日本。

1555年胡宗宪升任浙江巡抚，遣蒋洲、陈可愿抵达日本五岛，以“海上通商互市”为条件诱降汪直。后者派义子毛海峰（王滶）先行归国探查虚实，自与蒋洲前往北九州，敦促各藩主约束国人勿犯大明。1556年毛海峰数败倭寇得胡宗宪请功厚待，他以徐海入犯来告并回禀义父朝廷厚恩。次年汪直率领部众及大友家使团共三千余人赴明，在定海关归降胡宗宪的他，却在杭州被巡按御史王本固捉拿下狱，后斩杀于官巷口。即便处于势力巅峰汪直尚不能控制联盟内外的诸多海盗，更别提成分复杂的倭寇，他的生或死都不足以影响倭乱的兴衰。

倭寇接舷战插画形象

真正决定倭乱兴衰的根本在于中日双方的国运走势，两国局势稳定海防得力时倭寇就销声匿迹，局势混乱海防废弛时倭寇便肆虐猖獗。嘉靖倭乱的最终平息主要归功于戚、俞等人的东南剿倭，及丰臣秀吉的统一日本。而汪直实力的过分夸大，肇始于时任浙直总督的胡宗宪，鉴于永乐朝对付倭寇的成功先例，他希望通过给予朝贡权，驱使获利的大名大友宗麟和汪直剿灭盘踞在九州的倭寇。但嘉靖帝不屑于和日本诸侯打交道，胡宗宪及其幕僚便竭力宣扬汪直的强大与招抚他的好处。

此举直接影响了《王直传》、万历朝《歙县县志》、《殊域周咨录》对汪直的记载，说他“天星入怀，非凡胎也”，拥有可容纳两千人的巨舰，每欲侵盗即遣倭兵。但据同时期的《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对马岛使者在平户岛目睹过汪直一艘能载三百人的大船，手下约有两千余人。汪直下狱后也曾自辩无法制约徐海等叛众，致使所在五岛等地惨遭劫掠焚毁。可见汪直并无传闻中的数万精锐，而是只有部众两千，且多数在出海贸易不能随时调动。

综上所述，海盗汪直确有实力但很有限，胡宗宪为求明廷对其招抚之策的支持，刻意夸大汪直的强大。田汝成所著《王直传》则进一步将其“神化”，把汪直说的睥睨倭国独霸海疆，好像将其降服便能平息倭乱一般。近年来又衍生出“汪直足可在日本立国”、“织田信长要视汪直脸色买铁炮”等说法。这种与事实严重违背的认知，不仅表明普及历史的必要，也折射出不少国人妄自尊大的傲慢心态。日本，中国一衣带水的强邻，历史一直在告诫我们低估其实力忽视其威胁，都将带来苦痛的灾难。

电视剧《抗倭英雄戚继光》王尧饰王直

汪直在日本的居所位于平户岛，藩主松浦氏是日本战国时期九州外海不入流的小大名。其选择与汪直合作也只是为了贸易获利，而非受其威势所迫，更遑论真正的霸主织田信长了。近代以来中日双方长期处于敌视状态，我们不仅要对日本右翼分子扭曲的历史观予以谴责，更应坚持与践行唯物史观。牢记与尊重本国的历史、祖先，就是对他国最大的震慑与反击。

彼时大航海时代已然来临，君权高度集中的大明不但不为子民出海贸易保驾护航，还以各种手段进行压制，迫使其转为走私者与海盗。汪直之死就是这场时代悲剧的一个缩影，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说“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而背信弃义的明廷也即将在岑港迎来一场充斥怒火的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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