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文通书局创办始末

在贵州文化史上，贵阳文通书局的创办可谓是贵州近代文化史浓墨重彩的篇章，一件标志性的事件，开启了贵州近代文化事业的先河。

（一）

华之鸿

贵阳文通书局是华之鸿(号延仪)在一八九八年独资创办的。华之鸿原籍江西，清康熙年间，其先人以行医来黔，后代以经营食盐生意为主。清光绪年间贵州人丁葆桢任四川总督，聘其父华联辉（字柽坞）至川，筹谋整顿盐政。其父建议官运商销，分岸定量，设立岸商责其承销。

当时川盐销黔，系分仁、綦、涪、永四岸。华之鸿之父自承担边仁岸盐号一所，命名“永隆裕”，告辞回黔，自行经营。

永隆裕盐号经营数十年，颇有积蓄。适清朝停止科举，兴办学校，同时提倡兴办工业。当时黔中名人唐尔铺(号慰慈)、任可澄(号志清)约华之鸿创办贵阳府中学堂，后更名为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即今贵阳一中),唐先生任监督，华之鸿继任监督。华之鸿思贵州地处边睡，交通阻塞，新兴知识传播至黔，每每旷日持久，长此以往，则贵州文化，将永远落于全国各省之后。而欲传播新兴知识，唯赖书籍。不如利用盐业所积资金，创办一所规模较大之书局，既可继承先祖未尽之遗志，又可发展贵州之工业与文化。于是，遂下决心，创办贵阳文通书局。

当时田庆霖(号雨亭，遵义人),颇具干才，适正办理遵义官书局，为遵义中学堂印讲义，颇著成效，但规模甚小，难应全省之需。华之鸿乃向遵义府太守袁季九商聘田君，说明拟创建一所规模较大之书局，既能供全省之需要，又开贵州民办工业之先导，希望准许田君辞去官书局职务，专心从事书局之经营。袁太守慨然允许，田君亦极乐为，事乃决。并定书局名为“文通”。

一八九八年，田庆霖先生亲率学生二人，远赴日本东京、采购设备。先购得铅印部分全套设备，计有：对开机四部，四开机二部，六开机二部，圆盘机四部。铸字部门计有：制纸型机一部，踩炉二部，手摇炉五部，书边铅条刨床二部，切铅条刀一部；铸字铜模：宋体字头号至六号，楷体字头号至六号，日文、英文铜模楷体、印刷体各号齐备，此外，标点符号，大小花边，均属齐全。装订部门计有：切纸切书刀、洋装圆脊、烫金、打排眼、挂线等机。逾年运到，即着手安装。

田君于赴日本之前，即在遵义招有学生七十人，委托遵义官书局培训，举凡铸字、印刷、装订各项工种，均聘有教师训练，故机器一到，将学生调省，由教师指导安装，工作进展甚速。

文通书局印刷厂房，设于贵阳市中心王家巷,于一九00年正式开张营业。首先印刷之第一部书，为贵州郑子尹先生所辑《播雅》。

田君待铅印开工之后，又另率学生三人，再度赴日，采购石印设备。计购回全张纸石印大机一部，手摇机五部，石油动力引掌二部，轧墨机二部。同时聘请日本技工3人，来局教授；所带去之学生，指定学习影印及制锌、铜版、三色玻璃版及金属雕刻等技术。制版需用之照相机及药品，均购置齐全。石印首先印刷之书为影印本英文教科书，彩色印刷首先是印本局成立的大型宣传广告，为当时国内少见之宣传品。

当日书局之组织，由先父华之鸿任局主，田庆霖任经理。设铅印、石印两大部。铅印部分，分铅印、铸字、拣排、装订、影印及金属制版等部。石印部分，分石印绘图、制版、石印机器等部，每部设部长一人，管理本部工作、分配及记录情况。部长之上设教习一人，教导技术，另有校对室，专门校书、缮写。财务部门只有一人负银钱出入之责，无论创办资金、营业收入、按月工薪支付、原材料收购、伙食杂用等等，统由此一人负全责。另外一人专负责当地采购零星材料以及办理伙食等杂务。仓存购进整批材料之保管、取用，则另设保管、登记专人。全局机器之运转动力，除石印大机使用石油引掌外，其余机器全赖人力摇动。各机又有副工若干人。另设木工二至三人，制作大小木料制件。书局开办之初，全体职工约百。截至铅、石两部分完全开工之日，总计耗资约白银二十万两左右。

（二）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全国纷纷响应，贵州亦于是年秋成立贵州军政府。当时贵州政府并未办有印刷厂，凡有印件，全数委托文通书局代印，加上新闻杂志、政府公报、民办日报、定期刊物等多种印件，逐日增加，书局原有工人已不敷支应，遂陆续招生训练，并收女生，由田庆先生率领赴日学习归国学生雷启龙之妻、日本女子管井乃扶(又名梅子，后改为中国姓名雷管井)任教员，专门训练女生装订技术，开贵州社会之新风。职工人数逐渐增加，当时最感困难者，唯纸张供应不足。

文通书局开工以来，用纸多从省外，乃至国外购运，往往缓不济急，而且不符需要，如税收票据、契税、日常公用文件，质量不能过劣，价值又要低廉，只好派人四出采购本省纸张，如都匀、郎岱、兴义之构皮白纸，绥阳之竹料纸。但省内各地造纸户，属农村副业，农忙季节，即行停产，而且产量究属有限，不敷所需。

后特派人赴四川夹江聘请竹料制纸工人来黔，与西山僧庙主持签订合同，租借厂地，在山上华严寺、瞿云寺及小鹿窝三地，建立手工造纸厂三个，收买山上竹木作造纸原料，有工人近百人，每日可产纸三万多张，名日西山纸。后有西山厂工人去黔西天灵寺，仿西山纸制成一种竹料纸，名日天灵纸。西山、天灵两种纸张，质细光滑，系专业道纸，产量质量稳定。其它各县之构皮白纸，经文通书局派人指导改进，亦渐能适用。普通印件用纸问题，大致得到解决。至于精致印刷，仍须仰赖进口重磅套色纸张，困难殊多。

为解决精致印刷纸张问题，华之鸿遂决意再创办一机器造纸工厂，筹足巨资，请田庆霖先生率学生十余人，三次东渡日本，购买造纸机器，并由日方培训工人，同时聘请日籍造纸技师五人，携眷随同购买之造纸机来黔。造纸机由水路运至湖南洪江起岸，雇人力抬运，有十二人一抬者、十六人一抬者，最大者为六十四人一抬。路经湘西、黔东，山高路窄，无法通行，只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历尽艰辛，耗时数年，运抵贵阳，就大南门外虹桥地方，建立永丰机器造纸厂。厂房建筑，机器安装，全按日本技师设计施工。

一九一九年正式开工，用木料、稻草、构皮、竹料、废纸作原料，造出超贡、超光、庆霖、混同等各种厚薄纸张，质量极优，在全国造纸业中，别具一格。但此次购买之造纸机，受日本王子造纸机器厂之骗，以旧机充新机，用料太多，耗费量大，成本因而增高，后田庆霖先生遂去上海，聘请机器制造技术工人，自行绘图，研究设计，将造模、翻砂、车、钳、冷补等整套工序，带回黔垣，对照旧机，检查改进，生产逐渐改善。

袁世凯称帝败死后，各地军阀混战，民生日惫，文通乃决定改变营业目标，凡委托印件遇有宽余时间，即从事翻印地方文献。先后印成《巢经巢诗钞》、《邵庭诗钞》、《桐墅诗钞》、《平黔纪略》、《成山庐稿》、《并陇纪程》、《母教录》《四川官运盐岸汇编》《农政全书》及贵州省文献征辑馆委托代印之《黔南丛书》（每集十本，印行八集），随又代印《续修贵州通志)，共计八十余册。此外还为省内十余县代印地方志等贵州历史文化之重要册籍。

（三）

贵阳文通书局所印制的贵州银行兑换券

一九二七年增设图书部，运京、沪各出版书局之教科书、其他图书及文具来黔，供应文教界采用。首先与上海中华书局订立合同，由文通负责代其在贵州推销该局所出版教科用书。缘贵州自前清停科举、办学校以来，省内教科书仅赖上海商务印书馆在贵阳设一分馆供应，独家支撑，常患不济，又因内战频仍，运途多阻，书籍运到过迟，甚至学期已终，而书籍未至，教育界深以为苦。

自文通代销中华教科书后，即较便利。随之上海之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先后委托文通代销教科图书，商务独占之市场，已为各书局分占，商务营业锐减，遂决定撤销贵阳分馆。但该馆历史悠久，出版图书甚丰，若其离去，对贵州文化之传播必有所损。文通特向该馆洽商承顶，另行筹设“商务印书馆贵阳特约经销处”。凡属国内出版书局之图书，文通均可运来贵阳，并分配各县。文通图书部，除经销书籍外，又辟门面，经销文体用品，销售安徽胡开文老店之墨，湖南长沙彭三合之毛笔，杭州西冷印社之八宝印混及上海制造之体育运动器材。由于业务需要，并由印刷厂女工中抽调女工若干人，由谭树百教珠算，蓝平辅教会计，予以培训，充当店员，开贵阳女营业员之新风。兹事兴办不久，文教界咸称便利，群相称赞为有益桑梓之举。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的中央军借追击红军之机进占贵州，军阀多年割据之地，主政易人。所有报纸，托文通代印，工作之紧张，情况之复杂，莫过此一时期，工人增至四百以上。本地工人赶训不及，还由重庆聘雇拣排工多人来协助。印件虽多，工料费全由书局垫付，但又不能如期收回，宕日久，积欠愈巨。迫于当时形势，欲谢绝承印而不可能，曾有派兵持枪迫令代印之举，然而垫无可垫全局职工一日三餐，不能稍缺，工薪不能拖欠，逼至采取借高利贷以维现状。日积月累，数字既大，为期又长，举贷尤难。最后只得商诸职工，共谋良策，同舟共济，力渡难关。遂采取工薪按月关发，而生活实在困难者，酌量支付；伙食方面，不食类。职工之穷困，可谓至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遂将国都从南京迁至重庆，一时自北京以及沿江沿海之文化机构、工商企业，纷纷迁来西南。仅就出版、印刷而言，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各书局，均在贵阳开设分局，文通原代理各局推销之业务，完全交还自办，文通图书部营业骤减，各地迁筑之十余家彩印、铅印大小印刷同业，因地区局限，营业不景气，暗中竞争。同业中偶接大宗印件，人工不敷，便用高薪招揽文通工人转厂，使文通工人流动性增大，人数随逐渐减少。文通印刷厂及图书门市部，处境日愈难维。

此时贵州当政要人、官僚资本之代表人物何辑五，欲乘文通经济陷于极端困窘之际，扬言拟以法币两万元购买文通全部产业，并入官僚资本经营之贵州企业公司；同时，以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委员、贵州省社会处处长周达时为首，策划在文通工人中制造事端，企图从经济、政治两方面迫使文通就范。文通书局苦撑危局，暂渡难关。后来决心扩充编辑所，聘请国内学术界知名学者为编辑委员。文通在西南地区之影响，遂逐渐扩大。

由于战事影响，上海各出版书局之管理机构，也内迁重庆，但所有印刷厂未能搬运同来，内地出版事业，暂呈停顿状态，文化界专家学者，也因平、津、沪、宁各大学之内迁，群集西南，黔籍学人马宗荣，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曾任国民党教育部主任秘书及社会教育司司长，结识专家学者至，又有黔籍著名文人谢六逸，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著述颇丰，在国内新闻界颇负盛名。两人皆随大夏及复旦大学迁来贵阳。一时西南地区，人材洗济，学人多有著述，但苦于无从发表。文通书局适时增添出版部门。同时将文通原有机构，改组为总管理处，下设编辑、印刷、发行三所。马宗荣任编辑所明长，谢六逸副之。

编辑所又编辑出《文讯》月刊一种，由副所长谢六逸先生主编，谢逝世后，由国著名诗人威克家先生主持编辑，该刊除作综合性学术报导及内外文化大事外，还介绍文通书局之出版消息。改组后之文通局，工作效率增强，印刷、出版迅速。这一时期，所出书籍二余种，就记忆所及，计有曹未风翻译之《莎士比亚全集》、邱倬编著之《邱氏内科学》,此两书最受读者欢迎。另外如马宗荣编著《新时代社会教育新论》、《中国古代教育史》，沈隽淇、李茂之著之《生理学实习指导》，何家泌著《植物生理学》，卢冀野著《黔游心影》，张世禄著《中国文字学），王沅津著《经济学原理》，萧一山著《中国通史》等，都为一时畅销书籍。

一九四三年及一九四五年，编辑所正、副所长马宗荣、谢六逸先后病逝，改聘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顾颉刚为所长，历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白寿彝为副所长。因白寿彝先生在所负责较多，为便于领导工作，编辑所由贵阳迁昆明。由于增设分支机构，扩大出版发行业务等，开支较前成倍增加商家、银行短期借贷，已不济用，独资本不雄厚，只有另求策，谋采合资道路。经理邓铨与昆明巨商、黔人王吉甫商议，由王负责约请数位热心贵州化发展之乡友资助，在昆集得股金法币五千万元（约合当时市黄金四百两左右），文通于省外集得若许资金，即以昆明分局合伙经营，试办公司。此后，文通业务扩沪、湘、粤。一九四六年后半期，国民党政权日薄山，岌岌可危，金融一片混乱，文通受通货膨胀之影响，又受国民党选次货币改制之打击，合股试办公司，仍不足挽救危局。

（四）

贵阳文通书局老照片

一九四九年春，上海解放，编辑所同人各就新职而离去，所务无形停顿。是年冬，贵阳解放，文通印刷厂及各地分局照常营业。一九五0年秋，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大会特邀文通参加。根据大会精神和形势所需，文通书局改组发行机构，将各书局原设各地分局，通通合并。文通上海分局并卫生出版社，广州、重庆两分局参加当地联营；成都、昆明两局申报停业，贵阳总管理处、印刷厂、分局因经营资金枯竭，并有长期积累之公私锁务无法清偿，决定呈请贵州省人民政府处理，得到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复，准予接收，于一九五年二月至四月，将文通书局并入贵州人民印刷公司。至此，贵阳文通书局在贵州历史上化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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