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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在即位后，不断向金朝遣使乞和，但金廷一意欲消灭南宋，故不但未给予回音，还常扣留宋使不听归去。

1、宋高宗的求和决心

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五月，金军在战场屡遭挫折，眼见单凭军事手段难以一下子收效，便伸出橄榄枝，放宋使潘致尧归去，给高宗捎去一个口信，要南宋派出大臣作为使臣“以取信”。

决意屈辱乞和的高宗一听大喜过望，连忙遣执政大臣韩肖胄等为金国军前通问使；同时以与金朝议和为理由，命活动于京西地区的宋军李横部不得再向刘豫齐国进攻，班师回原防地，禁止宋军侵入齐境。

高宗这次努力终算有了结果，是年十二月，金使李永寿等与宋使韩肖胄一起来到临安。不过令高宗稍觉遗憾的是，李永寿虽是以金元帅府使者的身份前来，但其实是刘豫齐国官员。

就是如此，李永寿对南宋政府的态度还十分骄倨，口气强硬地要求宋廷归还俘虏的齐国士兵，以及流亡定居在江南的原两河、中原士民等，将长江以北的疆土划给刘豫，与齐隔江而治。

此语与前年秦桧所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之语相吻合，一时舆论大哗，对秦桧与金人共谋南北分治的企图看得更为清楚。

翰林学士綦崇礼上言：

“刘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李永寿等从刘豫处来，划江之谋必出于刘豫。观其奸谋在于侵吞我疆土，恐与通使，使人情懈弛。宜戒示将帅，严为之备。”

高宗认为金人至此始遣使至南宋，说明他们已改变过去不承认南宋政权、一意消灭之而后安的做法，愿意接受南宋的称臣求和，现在好不容易才等来了这一结果，岂肯采纳这种主战言论而徒然致令金人生疑？

此时，殿中侍御史常同也上言道：

“先振国威，则和战之主动权常在我；若一意求和，则和战之主动权常在彼，靖康以来事态可以鉴戒。”

高宗平时与常同说话较为投机，知其不是坚决主战者，便召见他议事，高宗在谈及南宋此时武各时，夸耀道：“今养兵已二十万有奇。”

常同虽非竭力主战收复失地者，但他却明确反对高宗的屈辱乞和之举：“未闻二十万兵而畏人者也！”

臣下的反对，并未使高宗的偏安求和决策有丝毫之改变，绍兴四年正月，高宗遣枢密院都承旨章谊为金国通问使，为与金人划江而治的要求讨价还价，高宗口是心非地要求金朝归还徽宗、钦宗二帝和归还被的河南土地，当然已为金人直接控制之下的两河失地，高宗是无胆量提出们回请求的，哪怕只是做做表面文章。

2、宋高宗的战与和

金采用的是“以和议佐攻战”之策，但此时宋熙河路总管关师古兵败投降，宋淮南重镇寿春府知府罗兴叛降，齐将李成攻占襄阳6郡，使刘豫意满志得，会同金兵向长江沿线大举进攻。

高宗眼见将威胁其偏安统治，不得不重用主战派进行抵抗，命令：

岳家军收复襄阳6郡，保证南宋政治、经济的生命线长江通道的畅通；以赵鼎为宰相，起用废居福州的张浚为资政殿学士，随即任命为知枢密院事，都督江上之兵：下亲征诏，宣布移行营于建康府，命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军兵出江淮；诏陕西帅吴玠通信西夏，以离间西夏与金朝的关系。

自刘豫为齐帝至此已数年，高宗深知刘豫本为金人的傀儡，打狗要看主人面，怕得罪金人断了乞和之路，故而在朝廷内外公文中一直称刘豫的齐国为“大齐”，不敢露出丝毫的不敬态度。

直到这一年十一月，为了激励在前线与齐军浴血奋战的将士们的士气，高宗不得不接受宰相赵鼎的建议，向天下昭告刘豫的叛逆、僭伪之罪。在宋军将士奋勇抵抗下，金军进退两难，撤兵北还，齐军见状也慌忙溃败而逃。

高宗抵抗金兵南侵的最终目的并非要收复失地，而在于能长久地保住其偏安局面，因此为了避免激怒金人，引起金军更大规模的进攻，高宗在命将出兵时，设立了许多禁条。

如在岳飞出兵收复襄阳6郡时，高宗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的名义，明令岳飞只准收复襄阳府、唐州、邓州、随州、郢州、信阳军，“不得辄出上件州军界分”，敌军“若逃遁出界，不须远追”，“亦不得张皇事势，夸大过当，或称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之类，却致引惹”。

但抗战的胜利，使朝野主战舆论大起，高宗对此也不敢强加压制，便以赵鼎为左相，张浚为右相，并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命张浚至江淮措置边防军务，诏谕诸路宣抚制置司“示以专任之旨”。

绍兴五年五月，高宗以“通问二帝”为名遣使入金，中书舍人胡寅上书反对，认为“国家与金世仇，无通使之义”，恐使节一出，“和议复行，国论倾危，士气沮丧，所系不轻”。

其论甚正，高宗无从加罪，只得下诏褒奖。但张浚却认为：“使事为兵家权宜，后国家辟地复土，终归于和，末可遽绝。”

于是高宗便遣使金国，并罢胡寅中书舍人之职，出知邵州。南宋初年，时事艰难，颠簸危殆，当时士大夫大都已无恢复汉、唐故疆，一统河山之豪情，欲北渡黄河收复两河、直捣黄龙府者，前有宗泽，后有岳飞，仅寥寥数人而已。

3、张浚与赵鼎的党争

以张浚为代表的士大夫中的主战派，并无灭金以报国仇的想法，而是现实地抱有与金隔河南北分治的主张，此固然与惟求屈辱偏安的做法大有不同，但这种有所妥协的主张，给高宗、秦桧之流的投降活动留下了空间。

此时军事形势对南宋颇为有利，军民的抗战士气也甚是高涨，如朝廷上下一意武备，坚决北伐而无任何妥协之举，促使高宗放弃偏安之局，那么收复中原失地也并非不可能，然而入金国使一旦成行，不但使士气沮丧，舆论混乱，更严重的后果是高宗心中的乞和偏安之意大炽，也为奸臣秦桧的复出铺平了道路，可真是后患无穷。

十月，都督岳飞镇压洞庭湖杨太农民起义后，张浚回到朝廷。

因长江一带的所有“叛乱”均已平定，张浚便向高宗建议北伐刘豫，恢复中原失地。

绍兴六年二月，张浚以宰相兼都督诸路军马的身份，召各路将帅到平江府集议军机，经高宗同意，决定以韩世忠为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率军出楚州攻淮阳，刘光世军屯庐州，张俊屯盱眙，改襄阳府路为京西南路，以岳飞为京西、湖北宣抚副使，驻军襄阳，作进取中原的准备。

并任命都督府参谋官折彦质为签书枢密院事，命杨沂中所部万余人听都督府调遣，进屯泗州；命枢密副都承旨马扩为沿海制置副使，以防刘豫遣军从海上进攻。

刘豫见南宋积极部署北伐，便连忙向金朝求救，以期先发制人，进攻江南，但金朝对此置之不理。

刘豫无奈，只得孤注一掷，倾巢而出，号称30万人马，于九月兵分三路南下；并命乡兵身穿“胡服”冒充女真士兵往来于诸州，既为齐军壮胆，又借以恫吓宋军。

果然，宋驻守淮西而首当其冲的张俊和刘光世对此甚为恐惧，为制造逃跑的借口，他们虚报敌情，张大敌势，争先恐后地请求朝廷增兵。

此时在朝中主持政务的左相赵鼎是一个依违于主战与主和派之间的人物，又是一个毫无作战经验的文臣，故一听前方传来的军情，便大为惊慌。

因看到宋军主力均驻屯于诸州，而沿江上下无重兵守卫，就在匆忙间作出三项决定：

一、允许刘光世、张俊所部撤问长江以南；二、火速调岳家军东援淮西；三、行营撤回临安。

高宗本不愿离开临安，一听赵鼎的决定，可说是正中下怀，马上让赵鼎起草、由自己亲笔书写“条画项目”交付张浚执行。

在镇江的张浚得到了并无金兵配合南下的确切情报，正要部署反击，忽得“皇帝回銮”的命令，连忙上疏奏闻前线军情，反对赵鼎的处置：

“诸将南渡长江则意味放弃淮南，而长江天险将与敌贼共有。淮南屯兵正所以屏蔽大江。使敌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根据，则江南其可保乎？今正当合兵掩击，可保必胜。而一有退意，则大事去矣！且岳飞一动，襄阳有警，何所恃乎？愿朝廷勿专制于中，使诸将有所观望也。”

暗示高宗现在军情紧急，国家正处于安危存亡之秋，朝廷不要过分干预其都督前线诸军作战的指挥权。

高宗得知并无金兵南来，不禁大为放心，转而支持张浚：“非卿识高虑远，何以及此！”

于是张浚便以高宗名义，严令正在撤退的刘光世重返前线，宣布“有不用命，当依军法从事”。刘光世没料到高宗此次如此当真，惊慌地对部属大喊：“汝辈且向前，救取吾首级！”

结果，北回的刘光世军在庐州附近与齐中路军刘麟部遭遇，刘光世部将王德、郦琼率军冲杀，在淮河南岸霍丘大败齐军，遏制了刘麟的攻势。

此时，张浚又派杨沂中增援淮西，杨沂中会合张俊部将张宗颜等军，在定远附近的藕塘大败齐东路军刘猊所部，随后杨沂中又与王德合兵追击刘麟，刘麟惨败而逃。正在围攻光州（今河南潢川）的齐西路军孔彦舟听说主力军败退，也慌忙撤退。

此时，被高宗数下诏令自襄阳征调来淮西增援的岳家军刚来到江州，齐军已经全线溃逃，由此证明此次军事调遣纯属无谓的妄动，高宗只好亲笔书诏夸奖一番，将岳家军发还鄂州。

深感困窘的赵鼎只得顾左右而言他：“此有以见诸将知尊朝廷，凡所命令，不敢不从。”

高宗内心深处甚是担忧武将难以制御，一听此语，联想起即位之初诸将飞扬跋扈之状，不由得有几分自得：“刘麟败北，朕不足喜，而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也。”

然而岳飞率军东移、襄阳等地守军力量削弱的消息为刘豫所知，刘豫便欲乘机发兵进攻襄阳江汉地区。好在留守的岳家军以少击多，奋勇抵抗，才击退了齐军的攻势，并乘势收复了一些失地。

史书上将张浚、赵鼎同称为南宋初年的贤相，但两人此时因对金战略的分歧已发展到不能共事的地步，尤其是张浚得胜回朝，以刘光世“骄惰不战”之罪，建议高宗罢免其兵权，赵鼎自知刘光世之事自己有着相当的责任，便极力加以反对。

张浚为了达到逐走赵鼎的目的，便着意引进已闲废5年的秦桧。

秦桧在罢黜期间依然明目张胆地鼓吹乞和投降的论调，但张浚认为秦桧“柔佞易制”，并认为从北宋末年秦桧的所作所为可看出其对宋王朝还是忠心的，因此欲引用他以排挤赵鼎。

而秦桧也吸取以前罢相的教训，克制自己暴戾本性，以“备员”的姿态赢得了张浚的信任。

由于朝野舆论一致要求罢黜刘光世，加上高宗对刘光世如此胆怯避战也大为不满，是年十二月，赵鼎罢相出任绍兴府知府，折彦质也被免去签书枢密院事之职，随后刘光世以护国、镇安、保静军三镇节度使的虚衔罢去兵权。

次年正月，秦桧重新出任地位仅次于宰相的枢密使。秦桧再次进入权力中枢，成为其肆意妄为、独揽专权的开端。

4、岳飞的高光时刻

绍兴七年二月，岳飞因功升拜太尉、湖北京西宣抚使。宋朝制度，太尉为武官最高的品级，而宣抚使虽与招讨使、制置使等实职相同，但级别更高，可与执政平列。

此时南宋大将任宣抚使者除岳飞外，仅有韩世忠、刘光世、张俊3人而已，连吴玠的官称还只是宣抚副使。

岳飞由此成为长江中游地区最高的军政长官和封疆大吏。

刘光世既罢兵权，其所统的淮西军由谁统领，成为高宗首先需要解决的要事。

高宗在这几年的战争中，已经看出南宋诸军不能协同作战是一个战略弱点，为此他想把刘光世部归并智勇双全的岳飞统一指挥，弥补此缺陷。

绍兴七年三月，岳飞至建康府朝见高宗。

九日，高宗在寝殿单独召见岳飞，郑重表示：

“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

当时宋军总人数约二十七、八万人，而韩世忠、张俊两军人数约10万人，现在高宗慷慨地把将近全国半数以上的兵力授予岳飞指挥和节制，开了宋朝所未有的先例，如何能不令岳飞欣喜若狂？

岳飞早有统帅人军与金人决战的愿望，以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现今得到高宗如此的信任和倚重，使他看到了实现其直捣黄龙府的“素志”之日已为时不远了，于是岳飞于十一日向高宗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北进用兵的计划。

岳飞在奏章的起首写道，自己起身布衣，未10年，官至太尉，宣抚诸路，虽自己薄有微功，但主要出于皇上的恩宠，故我惟有“昼度夜思”以济恢复大业，来报答天子恩宠之万一。随后岳飞提出全盘的军事计划，准备用三数年时间“尽复故地”。

随后岳飞在奏章提出了他惟一的忧虑，即粮饷供应问题，而加以特别的强调，要求高宗“戒饬有司，先为储备”，岳飞坚信如此“则谋定计审，仰遵陛下成算，必能济此大事也”，使天子“高枕无北顾忧”。

因为并军之事所系十分重大，故岳飞为消除天子的疑惑，便在奏章的最后再次表示，自己的一生素愿就是恢复失地，待大功成就，即“乞身还田里”，请皇上放心。

高宗读完奏札，亲笔批道：

“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世，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先布宽恩，无或轻杀。”

十四日，宋廷给岳飞两道公文：

一是淮西军各统制所属兵马清单，因刘光世罢免命令尚未公布，故要求岳飞“密切收掌”，不得下发；

二是高宗写给刘光世部将王德等人的御札，要他们听岳飞“号令，如朕亲行”，由岳飞转付王德等人。

然而正当岳飞积极筹划北进事宜之时，高宗亲口许诺的将刘光世军归岳飞指挥之事突然中变了。

6、岳飞的负气出走

原来让岳飞节制淮西军的事情遭到了执政大臣的反对。

当年宋太祖以武将身份发动兵变，篡夺了后周政权，为防止武将再发生类似事件，宋太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后防范和猜忌武将，防止尾大不掉之弊，既是宋朝皇帝代代相传的家法，也是自宋初宰相赵普以来的掌国文臣极为重视的问题，当时主战的文官大臣如李纲，张浚均持这一观点。

高宗心底一直在担忧大将们事权过大，怕将来难以驾驭，故一经臣下提醒便翻然改图，以免出现大将功盖天下，威震人主而后悔莫及之事。

于是高宗决定提升王德为都统制，而将刘光世军归拨张浚的都督府直接统领。

三月，张浚奉高宗之命向岳飞解释此事。

张浚也是一个聪明人，既难以编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作为借口，便索性不提高宗曾许诺岳飞统率淮西军之事，而是直截了当地询问：

“王德为将，为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制，而以都督附参谋官吕祉统领，如何？”

岳飞虽心中有气，但还是以国事为重，率直地回答：

“郦琼与德有隙，素不相下，一旦王德在其之上，则必争。吕尚书（吕祉）书生不习军旅，恐不足以服众。”

张浚再问：“张宣抚（张俊）如何？”

岳飞再答：“张宣抚宿将，飞之旧帅也。然其人暴而寡谋，尤其为郦琼所不服。”

张浚语气至此亦有些不对劲了：“然则是杨沂中耳！”

岳飞是武将，心机自是不及：“沂中地位、才能与王德等耳，岂能御此军哉！”

张浚至此再也忍耐不住了，勃然大怒道：“浚固知非太尉不可！”

胸气难平的岳飞至此也愤然回敬道：“都督以正事问飞，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军为念哉！”

结果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此时岳飞的母亲死亡未久，于是岳飞一怒之下，当天就上书高宗请求解除其军务，未经皇帝许可，就跑到庐山为其母守孝去了。

7、从得宠到失宠

当时制度，大臣提出辞呈，须经皇帝认可方可离职，故岳飞此举是以“抗上”行为来表示其心中的不满。

张浚大怒，连连上书高宗攻击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并随即委派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议张宗元出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判官，欲乘机剥夺岳飞的军权。

高宗对此也不由恼羞成怒，深知岳飞此举是对他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抗议，欲对岳飞的大不敬行为严加惩处，但他权衡利害得失再三，最终发布严令，命岳飞副手王贵、李若虚上庐山敦请岳飞出山。

张宗元到达鄂州，引起岳家军人心惶惶，认为岳飞至此再也不能回到军中了。薛弼害怕引起兵变，连忙请因病告假的张宪出来主持军务，安定军心。

岳飞本不愿下山，但在李若虚的接连数日的极力劝说下，岳飞明白再固执下去，与国与己均无好处，终于接受了诏旨。

因为岳飞当初属于擅离职守，故岳飞复职视事之前须先向朝廷“请罪”。

六月，岳飞来到建康朝见高宗。年初，岳飞可算是高宗最赏识的大将，经历此事后，君臣之问产生了很深且又无可弥合的裂痕，但目下正是用人之际，岳飞既然已遵命朝见，高宗也就说了一通宽慰岳飞的话，以示信任，但话语中实含橄戒之意：“太祖皇帝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

使岳飞心中感到丝丝寒意。

七月中旬，岳飞问到鄂州军营，八月初，张宗元离开岳家军回到南宋行营。

张宗元作为张浚的亲信，对岳飞本来抱有成见，但他在鄂州所见所闻，不禁使他对岳飞产生了敬意。

张宗元向高宗奏陈有关岳家军的情况时说：

“将帅辑和，军旅精锐，上则秉承朝廷命令，人怀忠孝；下则训习武技，众智而勇。”

此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高宗对岳飞的看法，故宋廷因此给岳飞颁发了一道“奖谕诏”。虽然统率诸军大举北伐的愿望破灭了，但岳飞依然不肯虚度岁月，在鄂州操练兵马，为北进收复失地作准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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