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亿人口开展计划生育，14亿人口却开放生三胎，原因是什么？

在我国，只要超过40岁的中老年人，都经历过两个重大人口政策“实施期”：

第一个，1982年9月，计划生育正式确定为我国基本国策，写进新修订的《宪法》，可通俗理解为：只生一胎。

第二个，2021年5月，全面开放三胎，成为当年比新冠防疫还要热的国内大事件，可通俗理解为：鼓励生育。

其实在1982年和2021年两个人口政策重大节点实施前，各有一个政策试行期。

1、早在1971年，国家《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首次把“控人口”上升为重大政策执行，1979年开始执行计划生育各项规定，1981年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进入“有纲要、有机构、有执行”的阶段。

1982年，我国总人口为10.1亿。

2、在2013年11月，国家明确“单独二胎”政策，2016年1月，全面放开二胎，2021年5月开放三胎，国家和地方配套的生育鼓励措施办法陆续实施，鼓励生三胎进入“有规划、有保障、有标准”的阶段。

2021年，我国总人口超14亿。

为什么在10亿人口时，开展计划生育，在14亿人口时，却开放生三胎？明明当前我国人口比过去越来越多，还鼓励生三胎？

总的思考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保障条件，人口生育政策要具体调整，应时应势而为。

有3个具体原因：

1、人口增长趋势出现重大变化。

现在年过50岁的人，很明显的特点是：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少的两三个，多的六七个，在五六十年代，父母加小孩超过5口人是很正常的。

从“小家”可以看到“大家”，说明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我国人口增长是比较快的。

有一个促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当时分配制度对“多生孩子”的家庭有利，比如农村的分配比例有“人八劳二”、“人七劳三”等几种，各个地方不一样，但谁家的孩子多，谁分配的就多，变相成为多生多育的“催化剂”。

另外，在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粮食、医疗的保障逐步加强，如杂交水稻推广，大量的预防疫苗、救治药物投入使用，卫生防病知识推广，也成为人口增长的硬性保障。

从2017年开始，国内人口开始逐年下降，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17年新生儿数量1765万，2022年为956万，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为负数。

在新生儿数量大幅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萎缩的情况下，国家开放生三胎就不难理解了。

2、人口年龄结构出现重大变化。

我国现有人口14亿多，虽然位居世界第二，但细分起来，我国已处于中等老龄化社会阶段，2021年5月数据显示，有12个省份已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东北三省老龄人口比例均超过15%。

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60岁以上老人约2.8亿，预计到2025年超过3亿。按目前人口生育趋势，青壮年的数量逐步下降，人口结构矛盾凸显。

首当其冲的影响是养老金，可以预见会出现较大缺口；其次，现行退休制度受到冲击，老一辈退休后，新岗位缺乏接替，发展缺乏后劲；再次，老人除了医疗费用上涨外，消费能力远远比不上青年人，消费乏力，会对国内市场造成重大影响；还有，新生儿数量持续减少，对婴幼儿到青少年“一条龙”产业链条冲击巨大。

一句话，人口红利逐步消失，需要逐步开放三胎，应对人口年龄结构挑战。

3、时代和环境出现重大变化。

过去人们愿意多生娃，甚至在计划生育实施后，还有“超生游击队”的现象，除了养育成本总体不算高，医疗和粮食、教育保障等落实落地外，还有两条：

一个是传统思想影响，如多子多福、儿孙满堂、孩子多了好干活等观念，在许多老一辈心里根深蒂固。

一个是养老政策不完善，典型的就是养儿防老，多生一个孩子，老了以后多一点保障。

现在人们不愿生，除了经常被热议的养娃成本、房价高、内卷重、生存压力等因素外，还有三条：

一个是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越发展，年轻人生育欲望反而下降，这一条放在全球都适用。

一个是不孕不育率明显提高，与食品安全、环境因素、个人生活习惯、精神压力等关系密切。

一个是性别错配，典型的是：城市大龄剩女多，降低择偶标准不现实；农村大龄光棍多，娶亲很困难。

这两年鼓励生三胎，是一个牵动各方神经，需要多方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

所以，总的看，人口增长的条件变了，人口年龄结构变了，时代发展了，过去的计划生育，放到现在已不适合，要扭转到鼓励生育上来，逐步解决人口老龄化为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