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东周时期的商人们

作者 | 赵鼎新

01 战国时代经济的力量

自春秋战国时代揭开序幕以来，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快速发展，商人阶级的力量先是达到了它的鼎盛阶段，继而又走向衰落。春秋战国时代的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与国家之间的战争驱动型冲突/竞争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所有的政治家肯定都对战争的高昂成本有着很深的认识。《孙子兵法·作战第二》一开始就写道：“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战争成本如此高昂，如何为赢得战争提供财政经费上的保障便成为当时诸侯列国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在春秋时期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背后，总有旨在增强国家财政税收能力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作为支撑；并且，其中许多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在当时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

例如，据《管子·大匡》，齐桓公刚刚即位便急欲发动战争，这时管仲却建议他在争霸之前先致力于减轻税赋、发展生产。又据《国语·晋语四》，晋文公即位之后便施行“弃责薄敛……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等经济措施。如果说齐、晋两国都是采行放任商业贸易发展的经济政策而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话，那么，其他诸侯国家在充实国家岁入上采取的政策则更为积极。譬如，在公元前494年（鲁哀公元年）败于吴国后，越王勾践厉行了一系列兴国之策：不仅鼓励商业贸易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动用国库买卖货物以达到调节市场、便利生产和增加国家税收的目的（见《史记·货殖列传》）。上述经济政策使得越国的军事实力迅速增强，为越国先在公元前482年击败吴国，继而在公元前473年彻底灭掉吴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部分地得益于各种国家政策，商业活动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转型期开始兴盛起来。其中一个证据就是城邑中“市场”规模的扩大。拿当时齐国的都城临淄来说，《左传》中至少有三次记载齐国贵族在临淄城中的市场上集结私家武装、相互杀伐的史实（分别发生在前545年、前544年和前532年）。这三次战斗均非一般的私家械斗，而是达到一定规模并且有战车参战。由于战车只有在大而开阔的场地上才施展得开，所以此等规模的战斗选择在市场上进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临淄城中市场的规模是非常大的。

临淄的繁荣程度还可以从《左传》的其他记载中窥其全貌之一斑。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39年（鲁昭公三年），齐景公打算为晏子另建新宅，起因是齐景公认为晏子的官邸距离市场太近，环境嘈杂脏乱，不适宜居住。晏子却婉拒了齐景公的一番美意，他说：“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小人我住得靠近市场，早晨晚上都能得到需要的物品，这对小人非常便利，岂敢麻烦里旅为我造新房子啊）？”

《左传》中记载这则故事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表彰晏子的节廉和智慧，但通过文中对市场中车水马龙所导致的喧阗尘嚣的描述，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市场的规模肯定不小，其所带来的便利甚至像晏子这样尊贵显赫的齐国贵族也为其所吸引。

事实上，到全民战争时期，临淄城的居民据记载已达七万户之众，成为当时诸侯列国都城中最大的一个。

战国时期的临淄

02 商贾阶级的崛起

在商品经济出现繁荣局面的同时，商贾阶级也开始强盛起来。

在《左传》的记载中，早在公元前627年（鲁僖公三十三年）就有郑国商人弦高巧计退秦师的故事。在去成周做买卖的路上，弦高在滑国碰到了驻扎在那里的秦国军队，在发觉秦军准备偷袭郑国的用心之后，弦高一方面立刻打发手下乘坐郑国驿车返回郑国都城新郑向郑穆公（前628—前606年在位）报信，另一方面，他亲自前往秦军驻地，以郑穆公的名义赠送给秦军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牛以示犒劳，并告诉秦军：一旦他们进入郑国境内，郑国非常乐意为秦军提供后勤保障。弦高的行为使秦军认为郑国已经做好抵御入侵的准备，于是决定撤退回师。这类故事肯定与事实有许多出入。但弦高竟敢宣称以一人之力为秦国大军提供物资补给，说明当时有些商人的生意规模肯定不小。同时，故事中的弦高能够调遣郑国驿车向郑穆公报信，并以郑穆公的名义前去慰劳秦军，表明当时郑国的商人群体可能享有不低的政治地位。

如果说在霸主政治时期，类似弦高这样的商人尚属凤毛麟角的话，那么，到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或者说转型时期，垂名于青史的巨商大贾就越来越多了。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商人。由于他的富有，他经常在一些诸侯国受到国宾式的礼遇。再如，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辅助勾践于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之后，便离开越国，改名换姓前往定陶经商。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的生意极其成功，“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从子贡和范蠡生意发达、富可敌国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经济和商业贸易发展的广泛程度以及商人群体所享有的社会地位的荣耀程度。其中，范蠡在历经多年辉煌的政治生涯之后弃政从商的事例还说明，经商肯定已被时人普遍认可为向上流动的一条途径。只有在商人不但拥有众多的财富而且享有崇高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情况下，韩非子才会把天子诸侯的权力与商人的财富做如下的类比：“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韩非子·解老》）。”假如说上面的例子都还只是些特殊个案，那么，由史籍文献所记载的其他事例，则足以表明商业文化可能在当时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主流地位。根据《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作为全民战争时期最杰出的纵横家之一的苏秦（?—前284年）在其政治生涯起步之初颇为坎坷。他曾出游数年，向列国君王兜售自己的治世之策以博取功名，却长期知音不遇，无奈之下只得两手空空返回故里。家人嘲笑他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我们成周人的习俗是经营产业，致力于手工业和商业，以从中赚取那十分之二的利润。如今你却丢掉本业而靠耍嘴皮子谋生，最终两手空空、落魄而归，难道你不是咎由自取吗）！”从这种嘲讽的话中我们可以得知，到全民战争时期，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急剧增长，大部分城市居民已不再从事农业，以手工业生产和经商为生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一般习俗。上面的这段记录还告诉我们，尽管中国的记史传统偏爱记录少数成就卓著的政治英雄的言行事迹，但实际上当时为市井民众所推崇的并不是所谓的政治人物，而是商人。

范蠡是民间财神的化身

03 商业城市的涌现

范蠡和苏秦的故事同时揭示了当时正在发生的另外一种社会变动——商业城市的涌现。我们知道，处于周朝政治体制之下的城邑最初只是些军事殖民据点。在春秋战国时代，许多国家在战争中社室倾覆，一些幸存下来的国家也已经迁都于新址。然而，国灭都迁之后遗留下来的城邑大部分并没有就此衰落或消失，相反，随着人口的增加、道路与运河体系的拓展以及经济生产和商业活动的兴盛，其中一些城邑逐渐演变为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中心城市。

比如，由于周朝势力的不断衰弱，东周王朝的都城成周（苏秦的故乡）在全民战争时代早已失去作为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而是发展成一个商业中心城市。范蠡经商发家之地—定陶，原本是曹国的都城。公元前487年（鲁哀公八年）曹国为宋国所灭，五年之后，吴国修成连通泗水与济水的运河—菏水。由于位于济水之畔，又临近菏水，定陶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很快发展成当时整个中国最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商业中心城市。范蠡显然是觉察到了菏水修通后将给定陶带来的商机，这也许就是他在菏水修通仅仅几年后会在众多的城市中选择定陶作为弃政从商的福地的原因。

不仅在定陶一类的旧都，而且在临淄、邯郸、大梁和咸阳等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国都中，商业文化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主流位置。前面对临淄城内集市规模的描述，使我们对临淄城在春秋战国时代早、中期的商业繁荣程度已经有所了解。而到全民战争时期，临淄更是发展成为中国东部主要的大都会之一。苏秦在游说齐宣王（前319—前301年在位）加入六国联盟以共抗秦国时，这样描绘临淄城（《史记·苏秦列传》）：

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插图]，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涂（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苏秦的描绘不仅向我们传递了关于临淄城市规模的信息，而且使我们了解到临淄城的商业文化及其繁荣程度、居民的娱乐生活的大致情况。当然，和大多数纵横家的著述一样，苏秦的这番描绘肯定少不了夸饰的成分。但可资对照的是，《史记·苏秦列传》还记载了苏秦游说其他几个主要诸侯国国君的情况。由于各诸侯国的情形各不相同，所以苏秦在不同的游说中对不同国家夸饰的重点也各不相同；只有临淄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繁荣景象，苏秦才会给出上述天花乱坠般的夸颂。

04 统治者不喜欢商业

关于全民战争时期商业文化鼎盛局面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但是，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局面与前现代欧洲的情形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欧洲，在战争驱动的国家集权化过程中，日益增长的政府权力受到经济权力的有效制衡；而在中国，到全民战争后期，国家集权化进程在社会的整体变迁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经济力量则逐渐被纳置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前已总结过，由李悝、商鞅、李斯、韩非子等人铺张扬厉的法家学说对这一结果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法家认为，国家在全民战争中制胜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并控制大量既能生产粮食又可为战争提供兵员的农业人口，高利贷和投机买卖则是农业生产的破坏因素。

思想学说的力量固然不可轻视，但决不是导致政治权力对经济和商业活动形成压倒性优势的唯一因素。欧洲社会的传统组织—包括教会和国家—对商人群体所怀有的不信任和嫌恶态度丝毫不亚于传统中国的统治者。唯一不同的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成功地拢住了日益高涨的商业浪潮，而在欧洲，国家和教会在城市经济和商业活动的发展面前几乎无所作为。这里，商业城市出现的时间到底是在战争驱动的国家集权化进程开始之前还是之后，便显得十分重要。

在中国，正如笔者在前文中所论述的，商业经济在城市中的兴盛是与战争驱动的国家集权化进程同步进行的，准确地讲，它只是后者的产物之一。当时中国的商人阶级从未像欧洲的商人那样形成一股有组织的、可与国家相抗衡的力量，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未曾像西欧的国家那样有过一个不得不依赖商人的钱财来为战争提供经费保障和人员供应的雇佣军(mercenary army)阶段。欧洲“黑暗时代”（中世纪）的城镇与中国的传统城市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这些城市要么是某位主教的行政治所，要么是某位封建领主的军事据点，它们并不是什么经济中心。

不过，到17世纪，战争驱动的国家集权化进程在欧洲启动之前，一些最重要的城市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商业贸易中心，从而成为欧洲经济和政治格局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已故学者芬纳（Finer,1997：第894页）所曾经评述的，这些城市是“贸易与制造中心，它们的居民是自由民，它们的政府是公共型和议会式政府，它们与传统的封建领主或国王的关系呈现出一个完整的谱系：从受后者的严格控制，到拥有特许的自由权利，直到完全独立于后者。……那些独立的城市复兴了古典的政治模式：它们是共和政体的城市”。

上述差异导致国家与商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和欧洲两地沿着截然不同的轨迹演变。在前现代的欧洲，当军事冲突/竞争上升到一个更加激烈的水平时，欧洲国家的国家能力微弱，以至许多国家不能在国内建立一支有力的常备军，同时城市却很富有，使得“即使是最强大的欧洲统治机器”也不得不依赖于“国际性的金融和信托市场来为战争以及其他主要活动筹备经费”。就这样，中世纪欧洲的封建战争转变为用钱雇佣外国私人武装来打仗的雇佣军阶段（大致从1400年持续到1700年）。这种从独立于政治势力之外的城市商人中融资来维系战争竞争的方法，进一步增强了新生的城市资产阶级的权力。

由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并不存在独立于政治势力之外的经济性城市，卷入战争中的诸侯列国，也就从来不需要因为战争经费的问题妥协和交易。在前现代欧洲，国家只有通过谈判协商才能从城市那里获得它们所需的财富（英国中产阶级提出的“无代表权则不纳税”的口号可以作为这一论点的一个脚注），而在全民战争时代的中国，城市，尤其像定陶那样商业发达的中心城市，却只能沦为列国争夺的战利品。中国商人阶级力量的脆弱，还使得诸侯列国没有遇到多少抵抗就轻而易举地施行了种种削弱商人的权力及其财富的政策；与欧洲的情况相反，诸侯列国可以不依赖商人，仅凭借国家机器把农业人口严厉地组织和控制起来，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即可迫使他们进行生产并为国家战争提供兵员和费用。这就是为什么在前现代欧洲的战争史中，在早期的封建性战争发展到国家化战争之间出现了一个雇佣军战争阶段，而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早、中期的诸侯争霸战争（与欧洲的封建战争相似）直接转变成全民战争（与欧洲的“国家化”战争相似），中间并没有经历一个雇佣军战争阶段。

换句话说，前现代欧洲所经历的雇佣军战争加强了商人和城市有产阶级的地位；而由于这一战争阶段的缺失，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则不断促进了国家权力的增强。

此外，由于城市和资产阶级等强大政治力量的存在，当欧洲的战争进入国家化战争阶段之后，战争驱动的国家集权化进程便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两个领域中遇到了来自资产阶级的有力抵抗。继而，“有限政府”“社会契约”“无代表权则不纳税”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便应运而生。这些历史发展最终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波又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与欧洲的情况相反，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转型时期开始的战争驱动型国家集权化进程，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抵挡。在意识形态领域，尽管被后世称之为道家的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治国政策，而被后人称之为儒家的学派则鼓吹建立道德化的政府，但当时没有一个学派能够提出在西方盛行的“有限政府”(the limited government)等概念。在政治领域，全民战争时期涌现出来的商业性城市并不是由商人阶级来管理的，商人阶级也未曾像前现代欧洲商人那样形成一股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因此，中国的商人群体即使长期经营后也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在军事冲突/竞争所引发的国家集权化进程面前却显得不堪一击。这正是欧洲与中国的历史演变出现如下差异的原因：在欧洲，战争驱动的国家集权化进程所面对的主要抵抗力量是资产阶级；而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法家发动改革时，国家集权化进程所遇到的主要对手却是旧的贵族势力。在全民战争时期，面对法家改革对其私人财富和利益的损害，我们没有发现商人阶级做出任何形式的有组织的抵抗。

05 商人影响政治的尝试

这并不是说当时商人群体从未尝试过对政治施加影响，而是说，由于中国的商人群体从未形成一支独立于政府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结果，事业成功的商人总是采取个体化的策略在国家体制的框架内来谋取自身的权力和影响。

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作为一名十分富有的商人就能经常在比较平等的条件下与列国的诸侯和权贵们打交道。

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吕不韦（?—前235年），因为他个人际遇的荣衰沉浮象征着全民战争时期中国商人阶级的整体命运。根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吕不韦在经商成为巨富之后，认为投机于政治要比投资于任何商业都有利可图得多，于是，在赵国时，他设法结交在赵国做质子的秦国公子子楚。子楚是秦昭襄王（前306—前251年在位）的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因此将来有可能成为秦国的国王。但问题是，子楚只是安国君二十个儿子中出生顺序排在中间的一个，更何况安国君并不宠爱他（要是子楚受宠爱的话，就不会被送到赵国做质子了）。不过，吕不韦找门路掏重金买通了能够接近安国君的近亲和左右，使安国君最后决定将子楚立为继承人。安国君短命，继承王位不久即去世，子楚随后即位为秦庄襄王（前249—前246年在位）。子楚即位后，吕不韦马上成为秦廷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秦庄襄王在位三年便死去了，当时他的太子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前246—前210年在位）才十三岁。因此，吕不韦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就成了秦国政治的实际执掌者。在吕不韦当政期间，许多商人为了寻求保护以及其他政治和商业机会，纷纷投奔而来。结果，商人在秦国一度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权力。

但是，商人是在政府内部而非外部获得政治权力的，这种情势导致王权与商人群体之间马上就形成了零和博弈的格局，而这种格局最后只能走向摊牌。秦始皇长大成人后，以吕不韦、嫪毐为一方、以秦始皇为另一方的两方势力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

最终，公元前237年，秦始皇粉碎了嫪毐发动的叛乱，作为嫪毐的提携者和资助者，吕不韦也于公元前235年在秦始皇的旨意下被迫自杀。从此之后，商人便丧失了对秦国政治的影响。若与欧洲所发生的情形相比，我们马上会清楚地看到，欧洲的城市与国家之间所存在的讨价还价关系使双方有达成妥协的可能，而中国商人从国家体制内部获取权力的方式却导致国家与商人群体之间的零和博弈格局。结果，在前现代欧洲，国家与新生资产阶级力量实现平衡后，民族国家与市场经济获得了同步发展；而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国家集权化进程则获得了压倒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