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历史地理是敦煌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因为敦煌文书大多抄写于唐五代

宋初，加之敦煌是当时丝绸之路东西往来的交通枢纽，所以百余年来学术界利用

敦煌文书并结合传世文献，对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历史地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代敦煌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视程度与研究成果远不如唐

宋时期。明代敦煌历史地理是西北史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人通过对历史文

献的整理，已经使得明代西北边疆的历史面貌不断展现出来，但学界仍缺乏进一

步的细致挖掘和研究。

明代敦煌的交通地理

明朝建立后通过设置羁縻卫所的方式经营关西地区。赤斤蒙古卫、沙州卫、罕东左卫、哈密卫的设置除了保护西北边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保护西域贡道的畅通无阻。

嘉峪关至哈密段道路作为明代陆上丝绸之路东段，在沟通明朝与西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域土地人物略》不同版本记载的道路里程不同。《西域土地人物图》的不同图本中绘制的地名也有不同。

李应魁《肃镇华夷志·西域疆里》中记载的道路，包括弘治以前和嘉靖时期两种，苦峪向西又包括三条通往哈密的道路，也与其他文献记载不同。

洪武五年，冯胜撤退时在嘉峪关处筑土城，但此时并无正式建制。洪武二十七年（1394）设游击、千总、把总及马步兵扼守嘉峪关。弘治八年（1495）肃州兵备道李端澄修建了嘉峪关关楼，弘治年间修建了西罗城。据《嘉峪关碣记》记载，正德元年（1506）李端澄又以关楼式样、规格为例修建了内城的东西关楼，次年建成，同时修建了官厅、夷厂、仓库等附属机构。

明代中后期，吐鲁番屡次入侵，攻入嘉峪关，甚至围攻肃州。

嘉靖十八年（1523）李涵主持对嘉峪关重新修葺，添筑敌楼、角楼，修筑外城墙，并添筑外壕、壕墙、远墙各一道，至此嘉峪关方成今日所见的规模。

嘉峪关作为明朝通向西域道路的起点，地理位置重要，但是嘉峪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一座孤城，并没有南北两侧长城。

嘉靖十八年（1539），由于嘉峪关孤城难守，李涵主持监修嘉峪关边墙，南起自卯来泉，北至野麻湾，又向西北延长十五里至石关儿，于嘉靖十九年（1540）完工，保护关城南北两侧。

据今实测，这段长城长 14.759 千米。

嘉峪关南侧的这段城墙保存相对完整，从卫星图像上可以看到连贯的长城图像，仅有少数因道路断缺。北侧长城断缺较多，断缺处多是经过农田、道路。

明代敦煌的军事地理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

河西和西域在保障中原地区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敦煌才能在汉唐长达千年的时间内一直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

汉唐之际中央王朝的都城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选择，唐以后中央王朝的都城主要在北京和南京之间选择。

随着统治中心的东移，唐以后历代中央王朝的边防重点由西北转向东北，因此敦煌失去了在整个边防体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明朝划嘉峪关而治，西北边防重镇及中央王朝经营西域后方基地由敦煌东移至肃州，敦煌地处关外，成为了明朝边防的前线，明朝、瓦剌、土鲁番争夺的地区。

首先，蒙元时期西域混乱的格局仍然延续至明朝，明朝在河西不断向西推进的过程中受到各势力的骚扰，面对着强大的军事压力，明朝不得不止步于嘉峪关，不再向西开拓。

其次，河西作为明代西北边防的核

心地带，先通过军事手段夺取，再设置实土卫所，实行完全军事化的管理体制，以达到实际控制的目的，从而有效隔绝蒙古、西域、青藏高原各个势力的联合。

在此背景下，明朝通过在嘉峪关以西地区设置羁縻卫所构筑第一道防线来保护河西地区十分必要。

军堡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在交通要道或战略要地设置城堡营寨屯兵驻守，为明朝的边疆防御提供军事储备。

明军将蒙元势力驱逐出河西以后，以嘉峪关为界，肃州成为明朝的最西边防。

明初在嘉峪关以西设置羁縻卫所，保护西北边疆。明初七卫的确起到了防御和缓冲的作用。

但随着诸卫常常相互劫掠，瓦剌、吐鲁番相继崛起侵扰关西，诸卫部众先后内迁，肃州防线直接暴露在吐鲁番的东侵兵锋下，肃州乃至甘州需要直面吐鲁番的威胁。

明朝在抵御瓦剌和吐鲁番侵袭、安置内迁部众的过程中，逐渐建立、形成并完善了肃州军事防御体系。

嘉峪关是明长城最西端关口，是现存长城最大关隘，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关隘。

嘉峪关由内城、外城、城壕构成，平面呈梯形。内城城墙高 9 米，6 米以下为黄土夯筑，应为洪武五年（1372）冯胜经此所筑土城；6 米以上为土坯加筑，有明显不同，应为后代修筑。

正德年间，嘉峪关添筑光华楼、柔远楼、四隅角楼与四面敌台。嘉靖年间，明朝修葺墙壕，壕内又筑边墙，关城加高，加筑南北两侧长城。

今天的嘉峪关、酒泉以南的祁连山麓有磁窑口村，为明代用于安置内迁的锁纳束部的磁窑口；位于酒泉东南祁连山麓处有红山堡村、红山村、红山等地名，即明代红山口，用于安置西番剌麻大宛卜；

以东不远处，同样在祁连山麓的还有观山口村（即明观音山口）、甘坝口村（即明干坝山口）、榆林坝村（即明榆林坝山口）、黄草坝滩与黄草坝村（即明黄草坝山口），这些山口均位于祁连山麓，沿祁连山自西向东分布。

今酒泉以东和东北处有相当多的地名与长城边防相关，地名中包含如长城、头墩、二墩、三墩、二墩堡等要素应与长城和沿线墩堡的修筑相关，但北侧的隘口地名大多并未流传下来，因此很难确认其准确位置。

明代敦煌的经济地理

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时，敦煌经济发展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的传入，至隋唐时期，敦煌已经成为了“华戎所交一都会”。

14 世纪以后中亚、西亚各政权分裂、战争频繁，陆上开辟出其他通向西域的道路，敦煌不再是中西往来的必经之地，

同时海上丝绸之路兴起，经由瓜沙前往西域道路的经济职能减弱，往日繁华景象不再。

明朝建立后划嘉峪关而治，关西地区不设州县、实土卫所，仅设羁縻卫所，明朝对西域缺乏有效控制，使得这片地区日益萧条。

明朝虽然不能有效控制关西地区，但在这里仍然有大量的使者和商人往来于道，保持着东西间的交流。

元朝统治敦煌期间，屡次在瓜州、沙州大规模屯田，并设置曲尤仓以储存瓜、沙产粮。明代敦煌地区的蒙古人不仅从事传统的畜牧业，也继承了前代遗留下来的水利设施和开发过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

并且农业和畜牧业都占有重要地位。明初陈诚出使西域时记载了沿途见闻，嘉峪关至哈密道路上，赤斤城南山下有“夷人种田”；在苦峪至王子庄时，道路旁有“达达帐房”；卜隆吉儿也有“夷人种田处”；

在哈密城附近的阿里忽思脱因有“夷人种田”，可见关外部族聚居在西域贡道沿线，从事农业生产，这些地点也成为往来商团休息补给的场所。

明初敦煌居民继承了前代的绿洲农业生产方式，才有陈诚西使所见的农牧景象。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游牧民族的推动，畜牧业一直是敦煌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

从自然条件来说，敦煌降水稀少、气候干旱，多草类植被，适合放牧。

祁连山冰川融水汇成数条大小河流，在流经地势平缓处形成湖泊和湿地。这些湿地、绿洲水草茂盛，气候适宜，早在汉武帝时，这一带就以产天马闻名。

从人口结构来说，明代关西卫所的部众一部分聚居在各卫卫城，这些卫城位于水资源丰富、有前代遗留水利设施的地区。

因此接受了农业的生产方式，但也有部分部族在各卫的边缘地区游牧，仍保持着“择水草孳牧”的生活习惯。

明代丝绸之路是明朝与西域联系与交往的主要通道之一。其畅通为明朝与西域的政治、经济交往提供了必要条件。当时外国商人以贡使的名义，经由陆上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频繁的贸易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