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里的历史#

1874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初十，慈禧太后虚岁四十大寿，同治皇帝带着文武百官在慈宁宫向慈禧行贺礼并宣读贺表。太监总管李莲英为讨慈禧欢心，专门找到重庆长寿县令，让其用官印制作了一幅“百寿图”献上。庆典的时候还特意选了长寿籍的翰林院编修汪叙畴来做司仪，因为汪的名字中“畴”字又恰巧含有一个“寿”字，慈禧为李莲英的这份贴心大为欢喜。

这一年，清王朝面对内忧外患，坏消息不断。先是年初，2月2日，英国派出的使节与已经占领南疆的阿古柏在喀什签订了《英阿条约》，英国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由此获得在喀什设立领事、通商及互派大使等特权。5月，沙俄拒绝归还伊犁，西北边患进一步加重。陕甘总督左宗棠镇压回乱的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他不得不开始为发兵新疆再次备战。

西北不安，西南也不稳。这年6月，英国派出上校柏郎带领近200人的“探险队”，以考察云南商贸为名，途经缅甸，由陆路进入云南。为了解决“探险队”的语言交流问题，英国驻华大使在请示总理衙门之后，派出翻译官马嘉理前往中缅边境迎候，次年酿成了马嘉理案，清朝被迫签订了《烟台条约》。同时，因为越南问题，中法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

西北与西南边患之外，更让朝廷震惊的侵扰来自东南海疆。这年春天，日本政府成立了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还组织了一支侵台舰队，由陆军大元帅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率领，积极筹备侵台事宜。5月7日，西乡从道不顾日本政府延迟进攻的命令，率舰队绕道厦门，在台南登陆，战争爆发。日本谋划侵台已经两年有余，借口便是1871年底，2艘琉球贡船飘至台湾，水手上岸遭台湾土著杀害54人，次年，日本借此册封琉球王，强迫建立宗藩关系，积极谋划吞并琉球，侵占台湾。只是，忙于镇压西北边患和为慈禧祝寿的清廷，对此一无所知，直到日军打到台湾，才急匆匆派出当时的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带兵赴台交涉退兵事宜。双方谈了三次，未果，沈葆桢调来洋枪队，还上书朝廷建议速购铁甲舰，台湾局势剑拔弩张。

不过，此时的北京紫禁城，却在为修园子的事而剑拔弩张。一年前，18岁的同治帝载淳亲政，慈禧太后撤帘归政，“骤感寂寞”。同治帝“颇有小慧，性好嬉戏”，而生母慈禧则“严苛寡情，对其甚少假以辞色，动辄呵斥，使其唯命是从”。即便大婚之后，同治也处处受到慈禧的干涉。为了早日摆脱慈禧控制，也为其四十寿辰助兴，1874年8月，同治帝发布上谕，不顾群臣反对，宣布修复圆明园。消息一经宣布，立即引起朝野骚动。当时，边患不断，台湾军务箭在弦上，所需浩繁，同治大婚已经花费白银2000万两，财政已经入不敷出。恭亲王奕訢和同治的师傅李鸿藻等十位重臣联名上书反对，尤其是叔叔奕訢，给同治皇帝列出了六件应办之事，言语间充满了严厉的训诫。

9月9日，同治一怒之下，宣布革去恭亲王一切差事，交宗人府严议。可是，就在当天，福建方面奏报台湾军务，其他大臣一筹莫展，只有恭亲王有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皇帝只好又恢复了他的军机大臣职务。第二天，日本全权特使大久保利通到达北京，准备与总理衙门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同治帝知道只有恭亲王可以担当此任，便把对他的处分改为革去世袭罔替，降为郡王。得知消息的“西宫”慈禧太后和“东宫”慈安太后赶紧出面，以“皇帝少未更事”为由，撤销了同治的上谕，停了圆明园工程，恢复了恭亲王的一切职务，并且特意强调：“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此话不假，13年前，1861年，正是在恭亲王的谋划和支持下，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开始了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统治。

恭亲王

圆明园复修风波，展现了皇上、太后与亲王大臣之间的博弈。此时，慈禧羽翼未丰，还需仰仗恭亲王。恭亲王在办外交上经验丰富，老成持重，与日本谈判50天，终于在这一年的10月31日签订了《北京专条》，赔偿日本白银50万两。赶在太后四十大寿来临之际，处理了台湾危机。

与传统列强俄、英、法不同，日本在清廷眼中一直是不起眼的“蕞尔小国”，突然发起的侵台战争，着实让朝廷上下大为震惊。《北京专条》签订后的第六天，恭亲王就以总理衙门的名义上奏皇帝，痛陈：“现在日本寻衅，以一小国之不驯，防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观变而动，就更没法弥救了。”奏疏中列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等六条紧要事宜，请求分发给各地督抚大臣奏议，由此掀起了晚清第一次关于海防建设的大议论。北洋水师就在这样一派慌乱中开始酝酿了。

除了太后庆寿、日本侵台之外，1874年，还有两件对北洋水师至为关键的人事变动。

年底，腊月初五，不足20岁的同治帝驾崩，宫里透出的消息是得了天花。慈禧重新出山，在她的强烈要求下，立醇亲王奕譞4岁的儿子载湉做皇帝，年号光绪。同治帝驾崩三天前，朝廷公布了一项重要人事变动——宣布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荣膺文华殿大学士。

另外一个人事变动并不引人注目。1874年，因为朝廷裁军，38岁的总兵提督丁汝昌离开了陕西的军营，回到家乡安徽庐江县，赋闲在家。日后，他成了北洋水师的最高统领。

闽党成势

轰轰烈烈的海防之议持续了将近半年，各地督抚都针对如何办海防上了折子，有的主张以外海水师为主，尽快购买大兵船；有的主张陆防为主，沿岸地区多建炮台；有人还主张江防，以长江水师为主“合长江之力以防海口”。在这中间，争论最激烈、对朝廷决策影响最大的是塞防与海防谁优先的争论，前者的代表是左宗棠，后者是刚刚升入中枢的李鸿章。

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对当时的国防形势进行了立场鲜明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防御重点多在西北，而此时东南万余里海疆门户洞开，“实为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的又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为此，他建议朝廷应该停止西征，“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他甚至激进地建议朝廷停撤每年的西征军饷，挪作海防之用。很快，正在西北积极备战的左宗棠就表达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若此时即以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辩论，清廷最后采用了左宗棠的建议，海防塞防并举。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李鸿章奉旨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同时，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此时的清廷，表面看，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决意要自强。同治帝崩后，慈禧、慈安两后重新垂帘听政，招李鸿章进京商议海防时，他就细心地发现其他军机大臣都是一副“奋兴之象”。然而，经验老到的李鸿章并没有被这种情形所迷惑，在海防议最热烈的时候，他给友人写信冷静地感慨道：“近日热闹，万寿排日筵宴，恬喜歌舞，皆幸倭事速了，意乃不以为耻辱。窃料奏议即多，仍是空话。农部及外省一毛不拔，必亦一事无成也。”

很快，李鸿章的料想就应验了。虽然封了北洋大臣的名头，李鸿章要建水师却没船、没人、没钱，可说是白手起家。按照最初的设计，海防经费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每年从海关税中划拨200万两，从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和广东六省的厘金中抽取200万两，分给南洋和北洋筹办海防。但是，李鸿章上书朝廷，力陈北洋水师对保护京畿重地的重要性，同时又写信给南洋大臣沈葆桢诉苦。结果，沈葆桢爽快答应，所有400万两海防经费悉数划归李鸿章，优先发展北洋。可是，此后三年之间，李鸿章不断写信给沈葆桢，抱怨朝廷当年许诺的海防经费，实际拿到手的还不足三分之一。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次女婿，福建人，生于1820年，比李鸿章大三岁。若讲中国近代海军，他是唯一一个可与李鸿章齐名的人物。两人颇有渊源，他们是同窗，又是1847年同一年中的进士，李鸿章还比沈葆桢靠前三名。之所以朝廷选定沈葆桢主理南洋，是因为他已经负责办理福州船政局多年，算得上是当时中国对现代海军最了解的官员。由办船政局进而办南洋，以沈葆桢为首的闽籍人士，从此壮大，“闽党”成势，对后来的北洋水师影响深远。

很多人或许想不到，为中国近代海军培养出第一批专业人才的福州船政局，其创始者竟然是日后高举塞防大旗的左宗棠。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上书朝廷，提出设立福州船政局。但就在他积极为此准备的时候，接到上谕，调任陕甘总督，去镇压回民起义。他三顾茅庐，请丁忧在家的沈葆桢出山，主持船政事业，并由法国人日意格辅佐。

1867年，沈葆桢上任，福州船政局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也开学了。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学法文、学造船；后学堂学英文、学驾驶。当时，科举考试才是正途，学习西方技术被称为雕虫小技，招生并不顺利，加之通讯手段有限，只能在福州城内张贴告示或者请老师就近介绍。所以，招收的学生大多为贫苦家庭的本地孩子。他们的年龄在12～17岁，身体健康，只要能简单识字即可。第一届驾驶班18名学生中，包括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等人，日后成为北洋水师的主力将领。有数据统计表明，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后，都司衔以上的39名将领中，闽人就有31位，而水师12艘主力战舰的管带中，只有邓世昌和李和为粤籍，其余都来自福建。

闽系将领与非闽系将领之间的矛盾，贯穿北洋水师的始终，而且越往后越严重。闽党不仅占据了北洋水师的主力，此后各地兴办水师学堂，大多也是起用福州船政学堂出来的学生或老师，他们不仅带来知识，往往还会介绍乡邻前来求学。比如，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办水师学堂时，就请了福州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严复来做总教习。久而久之，闽人成了整个中国近代海军的主力军。

后来，李鸿章有一次与友人通信时评价他手下这一批闽籍将领：“闽厂学生大都文秀有余，威武不足，诚如来示，似庶常馆中人，不似武备院中人。然带船学问究较他处为优，在因材器使，随事陶成而已。”李鸿章深知，没有钱可以筹钱，没有船可以购买，但唯有海军人才，着急不得，只能悉心培养。1875年，北洋开始筹办时，第一届驾驶班的学生已经进行了四年的课堂学习和四年的海上训练，是当时中国最接近现代海军的一批人士。

不过，福州船政学堂终究还是旧式学堂，左宗棠最初创设的目的是整理旧式水师，第一届学员招生考试的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1874年，英国军官寿尔在参观福州船政学堂之后记录下了他对这批学生的观察：

从智力来说，他们和西方的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他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者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大体说来，在佛龛里待着，要比在海上做警戒工作更适合他们的脾胃。

稍后，在练习舰上，寿尔的发现进一步验证了他在学堂的观察：“学生们不喜欢体力劳动，因为怕弄脏手指，甚至连常规的爬桅杆训练也极不情愿。”

1877年，由船政学堂选派一批学生，在沈葆桢和李鸿章的联合力荐下，到欧洲留学。三年后，第一批留洋生回国，12名驾驶学员，其中有9人被李鸿章笼络到北洋，其中的8位都担任了主力战舰的管带。其中刘步蟾和林泰曾，日后还分别担任了北洋水师的左翼总兵和右翼总兵，位列提督丁汝昌一人之下。

他们固然掌握了现代舰船知识和驾驶技术，但并未成长为具备现代军事素养的军人。留洋的学员之一严复曾跟别人讲起一幕欧洲学习期间的场景，恰与寿尔的观察相吻合。他说，有一天，洋教员让几十个学生学习筑垒，人手一锄，并排前进，限一个小时之内筑成可以自避的堡垒。一个小时后，老师的垒最先筑成，剩下的学生大部分只筑了一半，只有中国学生，工程最缓慢，精力也已经衰竭殆尽。

海军是当时专业性和技术性最强的军种，主力将领出自学堂是李鸿章和沈葆桢的共识。但是，北洋水师毕竟是一支为打仗而准备的军队，为了平衡这种文强武若的局面，李鸿章决定选拔一位有丰富军旅经验的人来做统领。

为什么是丁汝昌

1877年底，在家赋闲三年多的丁汝昌接到朝廷公文，拟重新起用他去陕甘地区剿灭起义，丁汝昌赴京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奉旨发往甘肃。但是，他心有不甘，在回程途中路过天津，便想起去拜访昔日上司、淮军创始人李鸿章。

说起丁汝昌与李鸿章的渊源，可追溯至淮军的创始。丁汝昌出生几个月后，母亲离世，由奶奶抚养，在他不满3岁时，奶奶也去世了，自此只能与父亲相依为命。15岁时，父亲病故，丁汝昌成为孤儿。18岁那年，太平军攻陷庐江，丁汝昌加入太平军，成为程学启的部下，驻守安庆。1861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围攻安庆，程学启带领丁汝昌投靠清军，被编入湘军。

1862年，太平军围攻杭州，逼近上海，上海的官绅派代表到安庆向曾国藩乞求援助。曾国藩无兵可分，踌躇再三，决定派弟弟曾国荃为主帅，李鸿章辅之。不料，曾国荃志在攻打天京，拒绝赴沪，只好改派李鸿章回乡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为了支持李鸿章尽快组建淮军，曾国藩特意调拨了程学启两营、新募湘军四营和亲兵两营给李鸿章，归其节制。这样，在程学启部下当兵的丁汝昌就此离开湘军，加入了淮军。在上海，丁汝昌骁勇善战，被淮军另一将领刘铭传看中，特意请李鸿章调丁汝昌加入铭字营。后来，丁汝昌一直追随刘铭传北上剿捻，驻防陕甘，迭立战功。

正在苦苦寻找北洋水师统帅的李鸿章，见到昔日旧部丁汝昌，既欣喜又感怀。他马上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借口，呈请兵部准其暂缓赴甘肃，留在北洋都操。他对丁汝昌说，现在创办海军，缺人统率，你如果能够赴英国留学海军，学成必当授予重任。但是，丁汝昌只念过几年私塾，当时也已经42岁，要去英国留学已经不太可能了。而且，丁汝昌20年军旅生涯都是在陆军中度过的，对海军一无所知。

1880年，丁汝昌迎来了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当时，北洋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订购的2艘巡洋舰“超勇”和“扬威”号即将完工交付。由于之前两次购舰都是请外籍船员驾驶送到中国，费用昂贵，加之这时候第一批出国留洋的船政学生也学成回国了，李鸿章考虑干脆自己派人去英国接舰。最后确定由北洋海防都操丁汝昌带队，管带林泰曾和副管带邓世昌、英籍总教习葛雷森等264人组成的队伍赴英接舰。

丁汝昌深知此行责任重大，挑战艰巨。他加紧学习海军知识，事必躬亲，精心准备。当年12月，丁汝昌乘坐法国公司轮船先行赴英，这是丁汝昌一生中唯一一次欧洲之行。第二年4月，负责接舰的中国官兵悉数抵达英国，看到他们每个人都梳着一条大辫子和所穿的服装鞋帽，英国人感到非常新奇，“集岸边观看者约千人，男女上船观看者络绎不绝”。1881年11月17日，在经历了两个多月海上航行后，丁汝昌带领“超勇号”和“扬威号”回到天津大沽港。李鸿章非常满意，12月2日，他为接舰有功的丁汝昌等人奏请嘉奖，并上书《丁汝昌统领海船片》，为了保荐丁汝昌担任北洋水师统领，李鸿章甚至不惜编造其过往经历，夸其曾经在长江水师管带炮船。

丁汝昌出身陆军骑兵，性格偏内向，能力中庸，但脾性敦厚，为人忠诚。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菲利曼特评价其“英勇忠贞之华将”——“少年时仅充马队营官，中年以后始登战船，故于水战之专门名家学问，既未尝读其术，又不能明其理，是为美中不足。”后人对北洋水师甲午惨败与丁汝昌的关系多有争议，虽然很难将战争的失败全部归于一人，但其对水师的外行却是战时指挥的一大诟病。既然如此，李鸿章为何独独选中丁汝昌呢？

当时，围绕着北洋水师的统帅人选，竞争的各方都在暗中较量。最有竞争力的莫过于福州船政学堂那一批留洋“闽党”。1879年，主政南洋的沈葆桢病逝，朝廷有意让他的昔日助手丁日昌来接任，但丁日昌身体不好，婉拒。醉心海军建设的丁日昌向朝廷提出，应该大胆起用船政学堂培养的学生，而不是那些旧式水师的将领。似乎是要与此作对，半个月后，李鸿章上书《奏留丁汝昌片》。

在丁汝昌之前，李鸿章考虑过两个人选。一个是他最初任命的督操许钤身，另一个是他的贴身幕僚马建忠。许钤身有办洋务的经历，会说外语，熟悉中外法律，但“性本轻扬，取受狼藉，挟妓冶游，招摇过市”。马建忠曾经赴法国留学，是第一个获得法国语言学位的东方人，但也没有从军经历。据说，李鸿章一度曾考虑过刘铭传，但未能实现。

甚至连外国人都想插上一脚。担任总税务司的赫德积极帮北洋购舰，为的是谋求在中国海军中能有一席职位。1879年，他在给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负责人金登干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计划：“这个大概将要设置的新衙门称作海防总署，我的官衔成为总海防司。我的上司是总理衙门和负责海岸防务的总督。这项计划现已上奏皇上和交军机处审议，非常可能获得批准。”他自己甚至还亲自拟了一份总海防司章程，规定用人、支饷、造械诸事，皆由他一人主持，南北洋大臣不得侵越。

当时，总理衙门被各种边患搞得焦头烂额，准备同意赫德的建议。李鸿章和沈葆桢都看清了赫德的用意，实为控制中国水师的指挥权，“赫德所反复叮咛、再三致意者，在一‘权’字”。幕僚薛福成给李鸿章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总理衙门与赫德已经达成一致，不能中止，则可告诉赫德，总海防司必须赴海滨专司练兵，他的总税务司一职则应由别人担任。果然，赫德贪权，他不舍得，总海防司之梦随之落空。

李鸿章等人对洋人染指中国水师的敏感，源自十几年前的李泰国购舰风波。1862年，太平军攻克上海，清廷大为惊恐，决定赶紧购买外国炮船。最后，委托回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代为办理。李泰国拉来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一起，买了7艘轮船，招募了600名英国海军官兵，取名“中英联合舰队”，浩浩荡荡开往中国。但是，李泰国在购舰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贪婪却令清廷骑虎难下。他不仅数次提高经费，还曾直接跑到上海，向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索要12万两白银，遭到李的严词拒绝。更过分的是，李泰国擅自以清政府代表的名义与阿思本订立了“合同十三条”，将舰队上下权力托与阿思本。总理衙门出面协调，规定由中国人出任舰队总统，阿思本帮办。双方还就攻下南京之后的财务分配问题做了协商——以三分归朝廷充公，三分半归阿思本赏外国兵牟，三分半归中国兵牟；若阿思本率舰队独占南京，则七分财物归阿思本充赏。实质上，这支舰队成了清廷企图利用来剿灭太平军的雇佣军。

第二年，阿思本带领舰队抵华，他要履行此前与李泰国订立的“合同十三条”，与清廷谈判迟迟没有进展。此时，剿灭太平军的行动也在顺利推进，对舰队的需求开始降低。当年底，谈判未果，阿思本解散舰队，离开了上海。此次购舰风波，是中国第一次建立现代海军的尝试，以夭折收尾，损失了60多万两银子。赫德在一封信中写道：“李泰国的垮台不仅毁了他自己，也使我受到挫折，致使中国的进步停滞了二十年之久。”

实际上，赫德是从阿思本舰队一事中得利的。李泰国被解职总税务司之后，便是由他接任。但是，多年之后，他也想成为第二个李泰国。深谙洋务之道的李鸿章对此不能不察，他怎么能容许自己一手创立的北洋水师旁落他人之手？最后，李鸿章还是选择了昔日旧将丁汝昌，他不仅看中对方的带兵经验，更看重的是丁的忠勇，以确保北洋水师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购舰玄机，北洋做大

人事甄选的同时，李鸿章开始谋划快速壮大水师舰队。在买船还是自己造船这件事上，洋务出身的李鸿章没什么犹豫，他力主向西方买船，并且一直对福州船政局自造的轮船看不上眼，问题只是，买什么样的船为宜——购舰之中的玄机，既体现了李鸿章的老谋深算，也展露了晚清政局中的派系较量。

北洋筹办之初，李鸿章在赫德的强烈建议下，向英国购买了4艘小型炮船，因配置巨炮而俗称“蚊炮船”。交付使用之后，李鸿章明明发现这种船的缺点明显，只可做近岸防御的移动炮台，而不能赴远海作战，但他为了壮大“海防”集团的声势，仍极力鼓吹沿海各省督抚争相购船。各地掀起一股购买“蚊炮船”的热潮，虽然不算先进，但先把数量做多，李鸿章极力运作，很多船后来都划归北洋，这是他当时所采取的策略。

1875年，朝廷决定发展近代海军，南北洋并举，从那时开始，购买先进铁甲舰的建议就被提出，但李鸿章一直不甚积极。当时的情况是，南洋因福州船政局经营多年，已经有一批小型战船，亟待更先进的大型战舰加入，以便组成一支完整的舰队。而北洋则刚刚起步，一穷二白，对李鸿章来说，当务之急不是购买大型战舰，否则买来也很可能划拨给南洋，而是先从中低端的小型战舰买起，从船只数量上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