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19）亲赴广州 力促北伐（下）

嗣后，我又去访苏联顾问鲍罗廷，鲍氏刚从华北赶回广东。此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正在筹备开会，蒋、鲍二人都忙于弥补国共之间因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裂痕，无暇讨论北伐。

鲍氏给我的印象是精明强干，口若悬河。我们见面寒暄之后，他便向我谈一套革命的大道理，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工农运动等等，大体都能言之成理。

接着，他又解释苏联的对华政策，说苏联如何地以平等的原则扶助弱小民族，废弃不平等条约。苏联帮助中国革命，完全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是发乎道义的、真理的等等一套理论。

我即以他所说的话恭维他一番，同时，向他陈述北伐时机的重要性，并反复申述以前我和蒋氏所说的三大理由。鲍氏闻言默然，只说兹事体大，应从长考虑。其实，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此时都不赞成北伐，所以，鲍罗廷此时对北伐的态度非常冷淡。

我此次东下广州，系专为策动北伐而来，除民众团体热心同情外，各友军，乃至党政首脑、苏联顾问的反应，实是我意料所不及，几乎使我有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的感觉。

幸好李任潮对我的呼吁表示十二万分的赞成和热心，使我感到无限的安慰，故仍竭诚奔走疏通，最后卒使北伐成为事实。

李济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李济深原是在他到梧州以后我才认识的朋友，也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他原籍苍梧县，陆大毕业。初入北京陆军部服务，后参加革命，到粤工作，任职于粤军第一师，原师长便是忠于孙中山被奸人狙击而殉职的邓铿将军。

该师干部多系保定军校出身，军纪严肃，训练装备俱佳，为粤军中的劲旅。沈鸿英在西江被击溃后，中山遂委李氏（时任第一师师长）为西江善后督办，驻节肇庆，设行署于梧州。

李氏豁达大度，忠实淳朴，和黄绍竑合作，二人颇能相得益彰。粤、桂两方赖以融洽无间，奠定后来两广统一的基础。

此次我来广州，和李氏朝夕过从，都能开诚相见，所以无话不谈。我既觉中央尤其是多数军事首脑，对于出师北伐反应冷淡，颇为失望。而李氏则一再鼓励，劝我再接再厉，不可功亏一篑。他这种忠忱热情，使我感激涕零。

某一晚，我和他促膝掬诚作竟夕之谈，偶尔触动灵机，半正经半玩笑地向他建议道，你第四军可否自告奋勇，抽调两个师先行北上，待稳定湘南、湘东防线之后，我们便可有充裕时间，催促国民政府决定北伐大计。

按照常理及当时地方习惯，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

因就好的方面看，如第四军出师胜利，他们固可乐观其成，即使不幸失败消灭，他们也可瓜分第四军的地盘。鼓励四军北伐，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我相信以四、七两军的能征惯战，一定可以把敌人打败，甚至可以收复长沙，造成有利形势，使中央不得不赞成我们的主张。

他听完我分析之后，毅然不加考虑，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我继续说，明天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我已接得通知书请我列席。届时，我当重新提出北伐时机成熟的重要性，你即起立发言，附和我的主张，并请政治会议决议，准许第四军先派部队两师，立刻动员北上入湘，截击南下敌人。

但是，第四军主力远戍西江、高州、雷州、琼崖等处，集中需时，而叶挺独立团驻防广州，朝发命令，夕可开拔，应使叶团先行，以壮前方士气（此即叶独立团先到安仁、禄田拒敌的由来）。

我二人计划既定，当政治会议开会时，我便起立发言，仍将我前向各首长游说的三大理由反复陈述，并强调我军已在前方作战，且已挽救了衡阳陷落的危机，刻正节节推进，长沙在望，胜利已见端倪，决不可中途而废。

倘仍踌躇不决，吴佩孚必得抽调鄂、赣劲旅增援进攻，我方孤军苦战，势难持久，一有差池，粤、桂边境立受威胁，而云南唐继尧和福建周荫人也必伺隙蠢动谋我，若两广四面受敌，前途将不堪设想，故应速定大计，克日北伐。

我发言既毕，李济深随即起立发言，大意是说他听德邻同志所分析各点，都极中肯。今日北伐实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何况，唐生智已声明附义，我第七军正在前方作战，并已节节推进。

今日北伐已势成骑虎，国民政府断不可坐视我第七军和唐军孤军作战而犹豫不决。他更自动提议说，为免第七军和唐氏部队孤立无援，他愿将驻琼州、高州第四军的张发奎、陈铭枢两师北调赴湘增援，现驻广州城郊的叶挺独立团且可立即出发。

李氏呼吁说，戎机不可坐失，第七军已在浴血作战，第四军也已准备牺牲，希望其他各军袍泽一致响应，共襄盛举；中枢更宜速定北伐大计，以解中原人民的倒悬，以慰海内外爱国人士的喁喁之望。

李氏这样突如其来的慷慨陈词，说得全场空气陡然肃穆，军政首领都为之动容。今粤军既然自告奋勇，愿为先驱，其他驻粤各军原系“客军”，实无任何反对北伐的借口。

国民政府上自主席乃至文武大员，在原则上也已一致同意北伐的主张，会场情势遂急转直下，我的北伐建议遂在中央政治会议中正式通过。

政治会议并同时通过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并嘉奖李济深自动请缨的义举。并决定推选北伐军总司令，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北伐至此，才进入具体计划阶段。

到5月21日二中全会之后，军委会遂发表时局宣言（不用国民政府而用军事委员会名义，使我当时甚感迷惘），表示愿意接受海内外请愿，决定北伐，但是，纵至此时，中央仍只是原则上的决定，各方筹备工作俱极滞缓。

这种情形，显然表示国民政府尚在观望，看我们入湘作战部队的战绩如何，再相机而行。我看此情形，不尽乐观，所以经常去黄埔，面促蒋介石，早日定期誓师北伐。

而蒋对我的催促，却颇有不耐烦的表示。据说他在他的5月29日日记上曾埋怨我“不识内情，徒怪出师延缓”，他“深致惋慨”云云。

这都可说明，他们那时是如何地踌躇不决，而抱着观望的态度，而我那时对出师北代是何等地急切和企盼！为了减少蒋的顾虑，我和李任潮曾私相约定，拟明告其北伐正式出师时，我们自当推举他担任“总司令”。任潮后来曾委婉地将我们私下所交换的意见告诉了他。

政治会议既已通过北伐，唐生智的第八军军长也明令发表，唐此时的驻粤代表是刘文岛。

刘和唐是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后又赴法研究政治，足迹遍中外，多见识广。我在未见面以前，已久闻其活跃于湘、鄂之间，甚是羡慕。

此番初次见面，却发现他对人谈吐迹近夸大，华而不实，语云耳闻不如一见，实有至理。刘此次来粤，偕有随员七八人，也住在第四军军部。

刘颇好阿谀，他对我和李任潮极尽奉承的能事，但对他的随员却动辄无理呵斥，声色俱厉，仍欲借以显示其身份地位。

其随员中有一少将刘高参，也是保定军校学生，和唐生智私交甚厚，就不卖他的账，某次因不堪辱骂，竟反唇相讥。刘文岛在众目昭昭之下，弄得无法下台，此亦“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之谓欤？

后来在武汉时代，据说刘文岛反蒋比谁都激烈，等到武汉局势解体，唐氏已成孤立，刘乃摇身一变，输诚投到蒋先生的怀抱，旋即荣膺立法院委员。后来，又被派为中国驻意大使，其竟以善拍马屁，而官运亨通。

这次在广州，我们业已看出刘氏是个上谄下骄的人。当唐氏的第八军军长发表后，第八军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之缺犹虚，刘氏便一心一意想抓到手。

一次，在政治会议席上，刘以唐生智代表身份列席。会议中，他起立发言，首先代唐生智夸耀一番，说唐氏如何雄才大略，如何献身革命，不愧国民革命的股肱。

继说第八军党代表一席犹虚，中央似应早遴大员充任。接着便介绍他自己说是保定军校出身，又留学法国，实在文武兼资，做党代表一职似最为合适。

这一席毛遂自荐的讲演，说得口沫横飞，惹得全场相视窃笑，主席张静江又未便阻止他。只见谭组庵（延闿）以手帕掩口笑个不停，程潜眼如铜铃，怒脉偾张，大有起立申斥之势。

我和刘氏座位相连，看此情势，殊为他感到尴尬，而刘尚不自觉，我连连踢了他几脚，刘文岛才停止讲演，坐了下来，忙将手帕拉出，频频向额角、颈项抹汗不休。主席遂说第八军党代表事，以后再谈吧，才收拾了这场不愉快的局面。

散会后，刘氏和我们同车回四军军部。在车上，李任潮和我都埋怨他说，今天会场局面弄得很僵，你如想做党代表，为什么不先和我们说明，我们可替你疏通一下，安可不顾一切，自吹自擂起来。

刘闻言，故作大惊道：“我这样干错了吗？德公，你是老前辈，以后务必请你随时指教！”说得我和李任潮都为之失笑。

过了几天，唐生智特电中央保荐刘文岛任第八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央随即发表了。刘氏欣喜之余，屡次天真地问我，党代表究系什么阶级。

我说，可能是上将，即中将也不小啊！他又问我，黄绍竑是什么阶级，我答：“上将。”他才心安。

一次，在政治会议席上，刘氏又故态复萌，大放厥词，大意仍是他才兼文武那一套。最后说，唐生智自保定毕业后，便一直在湖南，未出省境一步，现在竟位至上将。弦外之音，如我刘某是法国留学生，其官阶断不可在唐某之下。

这一场演说闹得比上次还要僵，我再度踢他，才把他的话堵住了。后来在车子里，我和李任潮又把他教训一顿说，我们革命不是为阶级而来，足下何以如此热衷呢？刘氏闻言，把眼一瞪，天真地道：“德公，我这次又讲错了吗？”

其实，党代表在当时是没有官阶的。刘氏后来的官阶是中将政治部主任，阶级并不算低，但他却以官阶在唐氏之下为耻，平时竟不肯穿军衣，这也是促成北伐过程中的小趣事。

当我在广州策动北伐渐有头绪之时，湖南战事因我军加入战斗也逐日好转。到6月初，国民党二届二中临时全体会议乃共推蒋中正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蒋氏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

这时，湖南方面战事既在急剧发展之中，北伐军势必设立一“前敌总指挥”以担任第一线指挥作战的责任。关于这一席，政治会议一致通过要我担任，而我却推荐唐生智担任。

理由是，湖南战场上第八军地位的重要性，第七军援湘时，我曾电告唐氏，请其直接指挥。并说：“我兄应视我军和贵军为一体。请不必客气，直接指挥。”

我军入湘作战，原是师以义动，今番我如担任“前敌总指挥”，入湘指挥唐氏，易使唐氏和其他湖南将领误会我以义始而以利终。所以，我在政治会议上说：

“我们革命军应开放门户，以广招徕。唐生智以区区师长，一旦加入革命，便位居前敌总指挥，足征我革命政府大公无私，革命人人有份。如是则全国附义者势必风起云涌。何况我军入湘时，我已命令所属听唐指挥，这是既成事实，不必再行变动。我们革命军人不可斤斤于小的名位而忘忽大体。”

但是，我这一席话，全场均不以为然。他们总以为唐生智加入革命历史太短。其原有的职位只是一名师长，实力也很有限，骤畀以大任，恐他负担不起。

其中，反对最烈的为程潜，他向我说：

“德邻，难道你要我回湖南时听唐生智指挥吗？我看你无论如何勉为其难罢！”

我仍旧坚持让唐生智，会议乃无结果而散。事后，我向李任潮一再剖析此事。任潮最初仍坚持非我担任不可，后来他见我态度坚决，遂不再勉强。

第二次政治会议开会时，我一再劝告程潜勿念旧恶，并坚持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政治会议才正式通过了唐的新委任。会后，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曾来我处，代唐道谢；并连声说我荐贤任能的“伟大”！刘氏此时也有详细报告给唐生智，他后来对我很表感激。

唐生智新职发表后，湘局已完全稳定。唐氏遂于6月2日在衡州正式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及前敌总指挥职。

这时，第四军的陈铭枢（第十师）、张发奎（第十二师）两师已自南路和琼崖北调，叶挺独立团也已于6月初，离穗北上入湘。

6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北伐，就这样发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