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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探史纪闻
编辑|探史纪闻
«——【·前言·】——»
而且，殖民地的发展使得城镇工人及乡村农民等新的因素加入到政治领域当中。
这些人及其领导者不断地挑战权威，试图削弱贵族统治，同时破坏政府中的皇室影响力。
伴随而生的还有进一步的革命倾向及民众对政府的暴力反抗，人们开始对社会准则以及特权群体产生不满。
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动摇。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有保守主义倾向的人自然不会接受激进的煽动者的鼓动。
他们相信，英国政府只是采用了议会制定的错误的征税政策，虽然这种政策己经伤害了包括保守主义者在内的殖民地居民。
但当他们采取的措施超过了合理抗议的范围，进行暴力反抗时，其中的一些殖民地人退出了。
当殖民地的抗议升级为武力反抗，进而提出《独立宣言》，企图通过内部革命来改变殖民地体系时，许多殖民地人开始支持英国一方。
他们原本就与英国有不可割舍的联系，英国也是恢复殖民地秩序可以依赖的力量，所以他们加入了英国一方。
在当时，这一类的殖民地人被称为托利党人(Tories)，后来的美国人及其子孙则称他们为效忠派。
效忠派内部也有差异，主要分为极端派和温和派，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极端效忠派的人数不多，他们完全赞同英国颁布的《印花税法案》，对于英国采取的各种措施无条件的支持。
1765年一篇署名为“美洲人”CAmericanus的文章在《宾夕法尼亚日报》发表称，既然殖民地拒绝为帝国承担防卫义务，“英国议会的责任不就是让她来做她应该做的事情吗？”
保守主义最为极端的言论是新泽西的一位匿名作者讨论关于议会税收权力问题的文章，他称，“所有的历史难道不是告诉我们，殖民地完全依赖于母国吗？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接受她的命令。”
«——【·结论·】——»
作者认为殖民地的祖先“在横渡大西洋时并没有带来英国人的所有权利”，“我们可以证明他们并没有带着自由而来，因为自由与财产总是相伴相随的，从来不会分开。”
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都很穷，并没有多少财产，所以他们并没有自由。
如果我们的父辈都没有自由，我们的自由从何而来？”这位极端主义者继续说道，“我们的父辈都是来自英国，所以绝对服从英国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义务。
英国议会难道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智慧的议会吗？他们难道还不清楚我们能否负担得起(税收)吗？”
总而言之，殖民地的人民应该将这些事务交到议会手中而不是自己来处理，依靠一张“发霉的特许状来处理殖民地的事务毫无意义”。
极端效忠派对自由与权利毫无追求，将其自身完全的、无条件的附庸于母国的权威之下。
温和派介于极端派与爱国者之间，他们一般言语谦逊温和，反对采取极端的行动的和言论，不过温和效忠派依然被爱国者所敌视，很快便站在了英国一边。
这一部分人认为，通过报纸等宣传媒介告诫殖民地居民更尊敬地对待英国当局以及批评过激的行动与言论是他们的责任。
1765年8月，一篇署名为“市民”(Civis)的信件在《康涅狄格公报))发表，以回应署名“卡特”(Cato)关于反对议会及《印花税法案》的言论。
“市民”直率地在报纸上向“卡特”发问，是否他觉得英国议会或殖民地议会可以成为暴君、压迫者。
立法机构给予民众言论自由，法庭也允许民众质疑司法审判，“但同时，他们希望得到应有的尊重，不应因审判中出现的错误而被民众谩骂为‘流氓、无赖’。
”同时，他也认为，“议会知道如何处理当前的危机”。
在殖民地的辩论中，“市民”不喜欢北美殖民地居民对英国政府过多的批评，他希望公众能够从激烈的言论中缓和下来。
当英国取消《印花税法案》时，殖民地民众的反抗热情己经被激发起来，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平静。
«——【·温和派·】——»
许多温和派便充当调和者，试图通过发表言论来缓解殖民地内部以及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矛盾。
1766年7月，"Benevolus”在《乔治亚公报》上发表一篇名为《克制再克制》的文章。
劝说他的殖民地同胞“将《印花税法案》引起的冲突与不快以一种友好的方式遗忘掉”，“像母国那样宽宏大量原谅错误的出现，不要采取暴力和不明智的行动”。
"Benevolus”认为犯错误者皆难免，那些支持《印花税法案》的人并不是出于恶毒的本意，“让我们忘记仇恨和分歧，再次团结起来”2。
随着英国议会的其他措施出台，殖民地的反抗愈发严重起来，温和派也多次表示希望双方不要出现过激行为。
1773年12月，《茶税法》通过之后，署名为“一个农民”的笔者发表一篇公开信，呼吁纽约居民以温和的方式处理当前的矛盾，他说道：
“那些真正关心英国和殖民地利益的人是支持采取最仁慈的措施的;那些怂恿暴力，采取极端方式的人是我们所支持事业的敌人。
在当前时期，议会即将取消法案，但是他们却没有勇气面对。”
考从多个方面看，“农民”的建议是合理的，爱国者和效忠派中的许多人都会同意，关于议会态度的预言也是正确的。
这封公开信发表两周后，就发生了“波士顿倾茶事件”，然而这种激进的行为并没有促使议会撤销《印花税法案》，反而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报复。
1774年3月，英国通过《波士顿港口法案》，但此时，许多温和派仍然希望自己的殖民地同胞能够避免暴力行为。
他们希望约瑟夫·盖洛韦的英美联盟计划能够在即将召开的第一次大陆会议上通过。
詹姆斯·杜安、约翰·杰伊、爱德华·拉特里奇等人对此表示支持，但遗憾的是，此提议在大陆会议中以一票之差被否决。
此后，爱国者与效忠派之中的极端主义者争斗愈发激烈，温和派的中间道路宣告失败，被迫选择阵营。
一些人如康涅狄格的威廉·塞缪尔·约翰逊和纽约的詹姆斯·杜安等人最终选择支持独立，加入到爱国者的阵营;
另一些人，如约瑟夫·盖洛韦等则选择逃离到英国:当然也有很多人试图继续保持中立。
以往的研究中，历史学家对效忠派的认识往往存在误区。
多数通史性的著作在涉及美国革命时只是讨论英国与殖民地的斗争，往往将殖民地内部的矛盾有意或无意地带过，塑造美国革命“万众一心”的经典形象，效忠派的存在无疑是对此巨大的讽刺。
«——【·误区·】——»
我们对效忠派的理解还存在着不少的误区。
为了更好的了解效忠派，我们从以下几个问题对效忠派进行探究。
第一，效忠派反对改革吗？按照传统史学的思维模式分析，效忠派必然是效忠于某一旧势力，固守自己的利益，反对变革的守旧利益集团。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效忠派存在的基本前提是效忠于英王和母国，但与此同时，大多数效忠派要求变革，改善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给予殖民地更大的自主权，反刘一宗主国的压迫。
他们在骚乱之初就察觉到殖民地与母国的关系并不融治，并公开宣称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修订和构建。
“他们与爱国派一样愤慨，所不同的是他们更倾向于采用合乎英国宪政传统的方式，即通过委员会及殖民地管理机构向英王和英国议会提交陈情书，以期英国改变殖民地政策。”
第二，效忠派反对革命吗？我们在理解这个问题前，先要对革命这个词语进行界定。
什么是革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革命是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转变到新质”。
而在西方主要有四种代表性的解释:“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革命是一种权力转移的方法;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革命是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
第三种解释更为贴切十一八世纪的殖民地情况。
确切的说，效忠派不反对革命，他们反对的是殖民地的独立，不希望殖民地与英国分离。效忠派坚信只有在宗主国的统治下，殖民地才能更好地发展。
«——【·结论·】——»
在他们看来，英国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政体、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发达的经济实力，而殖民地可以为其提供原料、市场等，两者优势互补，未来前景似乎一片光明。
“在177年时，一切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的美妙记忆之弦，全都是同英国的一些人名和事件相应的:《大宪章》、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伊丽莎白女王、光荣革命、《权利法案》。
这些都是各殖民地同英国共享的回忆和光荣。难道必须同这一切决裂吗？”
而且，效忠派对殖民地脱离英国是充满担忧的，他们既担心在殖民地独立过程中爆发的战争会摧毁殖民地的繁荣，又对殖民地独立后可能引发的内部冲突以及欧洲强国的征服表示忧虑。
对于牺牲眼前利益来完成前途未明的目标这类事情，任何人的担忧甚至是怀疑都是有必要的。
独立的前景并不乐观，是“黑暗中的一跃”“他们对一群缺乏经验的领导者与无组织纪律的群氓能否建立一个稳定、明智的社会没有足够的信心”
“进行一场短暂且没有经验的社会变革是不明智的，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很容易受到欺骗……”，因此大多数存在保守思想的殖民地人都不希望发生巨大的变动。
爱国者将效忠派视为国家的叛徒，尤其是比较著名的效忠派，如约瑟夫·盖洛韦、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等，两人都因过多帮助英国政府，而被美国视为民族叛徒，终身不能回国，最后客死他乡。
但是他们真的不热爱殖民地，热爱自由吗？1783年3月，马里兰殖民地的效忠派沃尔特·杜拉尼(WalterDulany)写信对纽约的盖伊·卡尔顿爵士(SirGuyCarleton)说:
“我的责任是保卫殖民地在英国政府统治下所享有的快乐、反对独立将会导致的悲惨境遇，这些是我加入英军的主要动机。
«——【·参考资料·】——»
页面更新：2024-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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