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史纪事本末》是谷应泰网罗一批明史专家在两年时间内所编成的清初最早一部明史著作，长期以来颇受重视，近年来学界对其史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价值受到质疑。

本文以卷六二《援朝鲜》为具体考察对象，其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采取贬斥、否定、反讽的手法，否定明朝军队的战绩，这符合清初政治的需要，并为王鸿绪《明史稿》所抄录、继承，并最终被清官修殿本《明史》所沿袭，构成了清朝官方对这场战争的基本认识。

因此，只有深入全面考察此书对清官修《明史》等史书的学术影响，方能更进一步认识其学术价值。

一、《明史纪事本末》之成书

《明史纪事本末》共80卷，60多万字，起自元至正十二年(1352)，止于崇祯十七年(1644)，乃由明一代重要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署名谷应泰撰。

顺治十五年(1658)傅以渐序:“谷子霖苍夙有网罗百代之志，既膺简书，督学于浙，以其衡文之暇，搜辑明世全史，分纪其事，得八十篇，复各列为论断，次见于后。”

此前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多是依据现存史书改编而成，如《通鉴纪事本末》，乃依《资治通鉴》改编成书，因而史料价值不高，此书则不同，乃是创制。

在此之前，无论是纪传体的官修明史，还是编年体的明史，都尚未问世，故而无论从体裁体例上，还是史料上，都属首创，因而自从刊行以来，就一直颇受重视;同时，亦颇受质疑，首先被质疑的就是作者到底是谁。

《郑天挺明史讲义》指出:“《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撰。成于顺治十五年(1658)，用张岱稿本。朱彝尊谓出于徐倬，姚际恒谓出于谈迁，后论出于陆圻。”

可见，有关《明史纪事本末》稿本从何而来，清代就已成为学人关注的问题，而出现了几种不同说法。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不同的说法，原因在于此书从开编到成书，仅仅两年即告完工。

此书八十卷，数十万字，以一人之力，两年之内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顺治十三年(1656)谷应泰任浙江提学佥事，遂于此间召集学者，如张岱、陆圻、徐倬、张子坛等等，纂成《明史纪事本末》，顺治十五年(1658)，全书即编成刊印。

郑天挺指出:“谷氏未尝经过长期资料积累，而忽然在两三年之间，作出一部六十万字的有系统有裁断的历史巨著，而这两三(年)中，他还要全省十一府去按试，不能住在杭州。”

这不合常理，其被质疑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

有关《明史纪事本末》作者问题，林丽月指出一直有两种说法:“请人代作”与“攘人之善以为己有”，而多人以为是“请人代作”，“因而谷书是在谷氏主持之下，由众人协力完成，最后由谷氏一人署名”，这样的论断已成为学林共识。

《明史纪事本末》系谷氏首创的明史著作。

纪事本末体首尾完整，史实发展脉络清楚，较之编年体与纪传体，自然有优势。

谷氏虽系官僚，此书仍系私修，《四库全书总目》论之曰:其书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纂次明代典章事迹，凡八十卷，每卷为一目。

当应泰成此书时，《明史》尚未刊定，无所折衷。

故纪靖难时事，深信《从亡》《致身》诸录，以惠帝逊国为实，于滇黔游迹，载之极详。

又不知懿安皇后死节，而称其青衣蒙头，步入成国公第，俱不免沿野史传闻之误。

然其排比纂次，详略得中，首尾秩然，于一代事实，极为淹贯。每篇后各附论断，皆仿《晋书》之体。以骈偶行文，而遣词抑扬，隶事亲切，尤为曲折详尽。

考邵廷采《思复堂集·明遗民传》，称山阴张岱尝辑明一代遗事，为《石匮藏书》。

应泰作《纪事本末》，以五百金购请，岱慨然予之。又称明季稗史，虽多体裁未备，罕见全书。

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具有本末，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

据此，则应泰是编，取材颇备，集众长以成完本，其用力亦可谓勤矣。

可见，《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书评价甚高，尽管对其于建文逊国等，采野史遗闻，表示批评，但总体而言大加称颂:一赞其体例“详略得中，首尾秩然”;二称其史料“取材颇备”;三赞谷氏“用力可谓勤”矣。

在以考证学为学术大势的乾嘉时期，能获得四库馆臣如此高的评价，实属不易。

尽管如此，但因为此书属于私修，且是在官修《明史》之前就已成书，其刊行之初，作者即受到过威胁。

诚如王崇武所言，《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清官修《明史》前七十余年，虽有史料搜求方面的困难，但是“时无钦定之正史为准则，故在记事方面可不受拘束”，因而对于史实的铺排，写什么，如何写，编者有很大自主性。

书刊出两年后，曾经受人指摘弹劾，说其“语涉讥讪”，⑦顺治皇帝调取阅读后，感觉并无讥刺，故而未禁，所弹劾之人则是董文骥，王崇武在《董文骥与明史纪事本末》一文中，对于此间缘由，进行过细致考证，故不再赘述。

可见，谷应泰编纂此书时，并未获得官方首肯，才会有人故意作难。

谷应泰混迹于官场甚久，深知朝中忌讳，故修史时极力避免，才使得后来能够平稳过关。

或许正因为经过了顺治皇帝御览，后来才成为清官修《明史》大肆参考、甚至直接抄袭的缘由。

考察《明史纪事本末》的编纂原则，在一篇文章中很难做到全面而深入，下面我们以《援朝鲜》这篇为例。

考察编者谷应泰是如何揣摩官方意识，尽可能与其保持一致，其所构建的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图景，最终被官方接纳，竟然成为清官修《明史》的直接来源，从中可见此书之学术影响力。

二、《明史纪事本末·援朝鲜》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建构

《援朝鲜》是为卷六二，乃谷应泰所作有关万历朝鲜之役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是清初史家对万历朝鲜之役所建构的第一个完整的版本。

尽管《明神宗实录》中有丰富的史料，后来清官修《明史》中，也能找到其所构建的图景，但都不如《明史纪事本末》系统，因而这是探究清初史家对于这场战争认识的最好材料。

东吴大学历史系数名学生在徐泓先生指导下，对《援朝鲜》的史源进行过探究，并写出了一篇校读报告，全文两万两千余字，较之原稿多出一倍。

其具体做法是，“本组人员将在本报告中逐条校读《援朝鲜》的文本，列出各条文的可能出处与简析”。

其以1977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底本，主要参考史料是谈迁《国榷》、张岱《石匮书》和《明实录》，给我们呈现了《援朝鲜》的主要史源。

只是如果在这三种著作中找不到相应史料，大多未做更深入探讨，也就留下了许多尚不知出处的史料，略显遗憾。

如果进一步将此书与《朝鲜王朝实录》，以及随后的清官修《明史》进行对照的话，就更能评断此篇的价值，也会加深对于此书的了解。

万历朝鲜之役(1592－1598)作为近世东亚所发生的一场重要战争，史源之外，考察《援朝鲜》篇对这场战争历史书写的基调与情节设置的状况，更是透视编者心态与动机的钥匙，同时亦有助于评价此篇的学术价值。

在《明史纪事本末》一书中，在考察其对具体战事的建构之前，至少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考察其地位与影响。

一方面，万历朝鲜之役作为“万历三大征”之一，谷应泰给予了较高的地位。

《明史纪事本末》对“万历三大征”，分三卷予以叙述，分别是卷六二《援朝鲜》、卷六三《平哱拜》、卷六四《平杨应龙》。

从时间上来说，平哱拜在前，平杨应龙在后，援朝鲜居中，本书并非完全按照时间先后排序。

将《援朝鲜》放在首位，表明他对这场战争更为重视。

尽管有人说《明史纪事本末》的篇目完全效仿《鸿猷录》，或许这是一个原因，但也不能否定谷应泰采取这种排序的意义。

毕竟在这三场战争中，这场战争是唯一国际性的战争，而且持续时间最长，对明朝的影响也最大，几乎可以说是伤筋动骨，给明朝埋下了衰亡的祸根。

另一方面，这场战争发生在藩国朝鲜，而朝鲜号称是明朝最为恭顺的藩国，跟明朝的关系最为密切，进贡甚勤，执礼甚恭。

《明史纪事本末》一书中，有关周边藩国的篇章并不多，只有《安南叛服》《沿海倭乱》《援朝鲜》三卷。

与朝鲜相关的，只有《援朝鲜》一卷。在《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中，《毛帅东江》有所涉及。

可见，检视此役的书写，也可见明朝与朝鲜王朝宗藩关系的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书中对于这场战争历程铺排、战事叙述、人物选择与评价，以及对于这场战争整体的评价等等，仔细分析，方能体察作者细密的心思、建构的原则，以及背后深层的思想动机。

《援朝鲜》，全文不足一万字，将16世纪末这场搅动东亚三国持续七年的战争，完整呈现出来。某种意义上，可谓言简意赅。

结语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源研究意义重大，为重新认识此书的价值提供了重要依据;而此书对清官修《明史》及其他史书的影响，也是检视此书价值的另一视角。

卷六二《援朝鲜》，采用贬斥、消极、反讽的手法，书写万历朝鲜之役，符合清初政治的需要，成为清官修《明史》的重要来源。

首先为王鸿绪《明史稿》所抄录、效仿，最终被殿本《明史》所接纳，奠定清朝官方对这场战争的基本认识，体现了《明史纪事本末》在清初的地位与影响。

如果对于这样的影响，再做全面的梳理与对照的话，或许可以进一步认识这部书的意义，即便谷应泰并不是此书的真正作者，也无法完全否认谷应泰的作用，当然此书的价值还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参考文献

《明神宗实录》

《清朝官方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