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信：热河胡匪概况和特点-热河胡匪与我当胡匪的经历（1）

热河胡匪与我当胡匪的经历（1）

李守信

我从十五岁起，就在热河朝阳的民团中充任“马户”(马警)，开始和胡匪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结交朋友。

二十二岁剃辫子给土默特右旗的罗旺喇嘛为徒，充当“炮手”(卫士)。因为我这个师父跟好多胡匪首领都有来往，经常替地主和“烧、当两行”(烧锅及当铺)的人们“说票”①，使我知道了胡匪如何组织与怎样活动。

我二十七岁在热河游击马队入伍，曾亲自出去当了将近四年胡匪。

我三十一岁升官以后，仍不断勾结胡匪。特别是以后我给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伪“蒙古军”和给国民党反动派成立“东北人民自卫军”时，更将热河的不少胡匪收编为我的祸国殃民的爪牙。

我是热河省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胡匪头子，也是热河省有史以来最坏的一个“耍人的”(光棍、拉杆的)。

因为我“合杆”(合并土匪的夥子)合得多，“拉线”(各方面的眼线)拉得长，以及“打窑”(抢劫的地方)打得响，才最后变为伪“蒙疆”的第二号战争罪犯。

我在大陆解放以前，和热河的胡匪打了四十多年交道，所以对热河胡匪的情况和处境知道得较详。现在把有关这一方面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记述如下。

(一)热河胡匪的概况和特点

热河临近关东，最早完全是牧区，除朝阳境内和赤峰、围场之间山岭较高较大，并有石壁岩洞，其它地方山岭很低很小，且无茂密森林。

热河南部因满清皇帝建有避暑山庄和打猎的围场，康熙年间即开始设治厅、县。

热河北部蒙古王公封建区域，进入民国后，还有好多地方未曾开垦。

这样，就在农业区和牧业区中间，出现了一个蒙汉杂居和旗县并存的半农半牧区。在农业区，地主阶级立有民团和联庄(几个村子的联合武装力量)。

所以像朝阳的羊山、二十家子和铧子沟一带，地形虽然险恶，但胡匪不能到那里存留。

在牧区，人烟特别稀少，蒙古包随着牲畜时常移动，胡匪因不通语言和不熟路径，也无法进行活动。

胡匪主要的存留活动区域，是在农业区和牧业区中间的“三不管”地带，也就是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两岸刚设置不久的十几个县境内。

由于此一地带环境复杂，统治松懈，超经济掠夺成为风气，豪强很容易暴富，外地的流浪人极多，缺少封建的政教文化束缚，具备了不少产生胡匪的更多因素，存在着不少滋长胡匪的更多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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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说票——旧社会有钱人被土匪绑架叫“绑票”。托人从中和土匪说合，用财物将被绑架的人赎回叫“说票”。

胡匪因为受到地理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局限，在热河，首先是很难建立根据地。朝阳境内的大山被民团和联庄据守，自然不能利用，赤峰与围场中间的黄岗梁，亦因里边没有人家，进去无法生活。

唯一例外的，就是围场、多伦和经棚三角地带，由于行政上是热河和察哈尔的交界，地形上是一片四、五百里的大沙漠，不仅沙漠里有好多小片绿洲，农民安设着“窝铺”(农民的临时住所)，而且沙漠上还有丛生的灌木，胡匪容易进入隐藏。

在克什克腾旗和围场县，曾经出现了宝振荣(即荣三点)和白风翔(即白三阎王)这两个蒙汉大胡匪头子。他们发展成为可以窜扰热河西部和察哈尔东部的股匪，最后被奉军收编。

除了这两部分胡匪以外，热河其他的胡匪只有潜伏区而无根据地，并且是三、四十人的小股，到了“合杆”的时候，才可以三百二百地聚起，出完了“摊子”(出去抢人)即行化整为零“漫开”(分散隐蔽)。

像汤玉麟的副官长李芳亭，在未被收抚以前，因在朝阳北区和阜新一带活动，依靠广岭山小沟中的“地窝铺”潜伏，由于山路崎岖，所带的那帮胡匪，均不能骑马，形成出没无常的步匪，连阜新县都走不出去。

其次，热河在清朝时，有重兵保护行宫和围场，光绪年间并由毅军开来驻扎，还有由毅军分支出的直隶练军“外八营”以及东西南北四路“巡防队”。

同时旗县都有“小队”和“巡警”，地主、牧主和“烧当两行”也差不多均修有围堡与养有“炮手”，而且能利用联庄的形式，集中起民团来同胡匪作战。可以说统治阶级在热河各处，布置着一个镇压人民武装起义和防堵追剿胡匪的军事网。

所以热河的胡匪既不能占山为王，也不能长期在潜伏区以外窜扰，无法发展成山东刘桂堂那样的流寇。这是热河胡匪不能壮大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中，统治阶级和剥削阶层，本身就在制造胡匪，并给胡匪留下好多可钻的空子。

他们除了不能协同一致防匪剿匪，还为了本身的安全和利益而通匪窝(藏)匪。所以热河的许多军队与“大家儿”(内蒙西部称大户)，都不得不和胡匪妥协，形成一种彼此依附和互相利用的特种社会关系。

因而不少胡匪，时而是抢人的“响马”(亦称土匪)，时而是护院的“炮手”，时而又成了站岗的官兵。“炮手”和官兵没了钱花，跑出去也就变成了“响马”，使“圈儿”(指胡匪内部，也指自己的活动区域)外边人辨别不清。

别看军队民团部署得那样严密，久走江湖的人还是通行无阻。故热河的胡匪虽无固定的点与广阔的面，却有不定的点与活动的线，可以用“远攻近交”的策略，和夜行偷袭的战术，照样能横冲直闯，劫路绑票，以及“合杆”集中在一起，破“大家儿”的“窑儿”(住所)与军队的防区。

热河在近百年来，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相当严重，特别在中部的半农半牧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加之军阀混战，帝国主义派遣间谍进行特务活动，使得这些斗争和矛盾更为错综复杂。

不论汉族和蒙族，凡是立起堂名字号的“大家儿”，都有王英父亲王同春那样所谓“把式匠”的武装。在热河不叫“把式匠”，而叫做“炮手”，并且差不多的人家都有。

好多“大家儿”的炮手，比王英家多过几倍。给人家充当炮手的人，尽是内地的罪犯和当地的流氓，善良的劳动人民，当不了“大家儿”的凶恶爪牙。同时驻军和县区的巡警，以及蒙旗王府衙门的小队，也是由这一类人组成。

这两种类型的人，多半狂嫖滥赌，并且抽鸦片烟与扎吗啡针，手中经常没有零花钱。

如不寻求其它生财之道。便无法维持其挥霍浪费，于是当胡匪成为他们的唯一出路，而胡匪头子也把他们看成主要的“兵源”。

另外，半农半牧地区土地开垦不久，地广人稀，为谋生从内地来的单身汉，染上赌博和吸毒嗜好，最容易变为胡匪的“线头”(情报人员)，和混入胡匪里边去做跟上吃贼食的“爬子”(小胡匪)。

胡匪因为干骨头上榨不出油水，多不抢劫贫下中农和穷苦牧民，还把一切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都认为是自己的“横梁子”(有如过河的桥，可托庇的意思)。贫下中农与穷苦牧民，对于地主、牧主存在着“幸灾乐祸”的心理，很希望胡匪替他们出气，对于胡匪也尽力帮忙。

因而热河的胡匪，在大部地区可以潜伏活动。

热河胡匪因为“大家儿”和军队一面防匪剿匪，一面又通匪窝匪的缘故，都由各自结交的“大家儿”和军队供给枪马子弹。

“出摊子”回来在相好的“大家儿”和军队中藏身销赃。因而无论谁坐热河的都统、主席。

也剿不了热河的胡匪。沦陷期间更能打上抗日的幌子，继续到处出现。胡匪还有政治上的出路，如大小军阀收抚他们扩充队伍，帝国主义利用他们进行民族分裂，更使地主和牧主的子弟以及军队的下级军官，也把充当胡匪视为升官发财的捷径。

热河的胡匪，起初来自关东，所以他们的“团语”(即暗语)和关东的胡匪完全一样。而关东与热河以山东移民居多，故东北胡匪的“黑话”，与山东“响马”说的基本相同。

只是热河胡匪中没有帮会组织。所谓胡匪，不包括“明伙”中小户的“地蹦子”(当地的小匪)和藏到高粱地里出来搜腰的“穿帐子的”(拦路抢劫的零星土匪)在内，是指组织相当严密，拥有很好的枪马装备的股匪而言。这些股匪中既有汉人，也有蒙人，还有少数的回民。

由多种民族纠合起来的叫做“耍人的”，纯粹由蒙古人哨聚起来的则称为“马鞑子”。“耍人的”和“马鞑子”，均能在半农半牧区活动。而“耍人的”轻易不进牧区，“马鞑子”也很难前往朝阳以南。

有些成长于牧区的“马鞑子”，连半农半牧区域亦无法深入。“耍人的”多跟大小军阀勾连，“马鞑子”更被帝国主义利用。

如沙俄扶持哲布尊丹巴搞“外蒙独立”，和日本支持巴布扎布搞清朝复辟，有不少“马鞑子”参加，即所谓“蒙匪”。哲布尊丹巴和巴布扎布失败以后，被裹胁的牧民，因为不敢回旗从事生产，也多变成了“马鞑子”。我在热河当胡匪时，是“耍人的”和“马鞑子”在一起“合杆”。

我后来成立的“蒙古军”，就是把“耍人的”和“马鞑子”收罗到一起的。不论是“耍人的”和“马鞑子”，他们的组织和规矩以及活动方式，完全相同。

除了在依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时候，换上军衣能离省捣乱，通常都是在自己的“圈儿”和朋友的“圈儿”外边沿着几条安全路线，跑到起码也得百八十里以外去“卡线”(拦路抢劫)或在“打窑”(抢劫固定的地方)。

得手之后，即行“漫开”(分散开)转入地下。

另有“点儿”(联络机关)和“线头”(情报人员)，则以老百姓的身份，替他们做交通和侦察工作。

胡匪头子根据这些人的汇报，决定再次出动或继续潜伏以及赶快转移。在“大家儿”和当地驻军掩护包庇下，巡警根本无法扣捕和不敢扣捕。上述种种，是热河胡匪的概况和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