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高等考试竟然出错题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考试院曾大张旗鼓地举行过多次高等文官考试，其中正规的有1931年、1933年、1935年、1936年、1939年举办的五届，前四届地点都在南京，第五届在重庆。

当时高等文官考试的主要对象是大学毕业生，因为那时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很严重，参加考试并被录取以后，即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以后还可以晋升，薪俸收入亦可逐年增加，但录取者毕竟是极少数，特别是前三届高等文官考试皆关防严密，题旨艰深，且程序繁琐。

一字风波

1935年第三届高等文官考试中，因试题中出现一字之误，曾引起一场风波：在国际公法试题中，把“国际地役”误写为“国际地域”，当场就有考生站起来询问坐在台上的监试委员：“地域”是不是“地役”之误？监试委员明知是误，却不敢正面回答，因为试题从命题、审定、缮印、复校、加封都经过典试委员会，不经过典试委员会的复审，监试委员是无权作肯定答复的，于是他只好回答说：“题纸是典试委员会所印发，‘地域之‘域字是否有误，监试人与试务处均无权回答，应试诸生如认为‘域字确为‘役字之误，则按‘役字意义作答，亦无不可。”于是，答卷形形色色，考生金绍先答得很圆滑，先解释了“地域”这一概念，又说明“地域”与“地役”的区别，附带引申“国际地役”的含义，目的是表示自己能回答那个“地役”，即使题目有错，也不致吃亏，如题目不错，也比交白卷好。

事后查明，这一字之误，是缮印疏忽，但主持考试的全体人员都不能推脱责任。考试完毕后，考试院将此报请国民政府严加议处。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四次会议讨论议决，试务处长陈大齐罚俸一个月，典试委员会委员长钮永建罚俸一个月。考试委员会委员长王用宾，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也分别受到处分。这虽然是一官样文章，但也说明了对高等文官考试的重视程度。

为学生改名

1931年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时有几千人应考，三试发榜，仅录取了一百人，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对他们一一传见，以摆龙门阵的方式，作上下古今谈，当他看到一位叫屠晋、号剑痕的考生时，顿时恻然动容，自言自语地、意味深长地重复说：“屠晋号剑痕……”在談话中，戴对他说：“老弟，你这个名字杀气太重，甚为不祥！”屠晋答：“那就请院长给我另行赐名吧！”戴说：“我想这么办，但你的名不可改，不过今后不宜去山西工作，我想你的号改为‘希平，希望和平的意思，这样可以起到相克相生的作用。”

1933年，第二届高等文官考试时，论考试成绩首名应为一个叫禹振声的青年。然而，一个小道消息传到了院长大人耳朵里，说禹振声是亲兄妹结婚。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只因他夫人也姓禹，所以引发这一无稽之谈。但是戴季陶却根据这一传闻便主观臆断禹振声“道德败坏至此，何以表率群僚”，亲笔把朱大昌提为第一名，徐家齐提为第二名，可怜的禹振声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降为第三名。

此届被录取的考生中，有位名列前茅的考生叫李学灯，原打算任用他为立法委员，但这位仁兄因为相貌不扬，生来卷发，学生装束，高领短袖，甚不入时，戴季陶很看不惯，便主观地认为“此人类似上海小开，轻浮之气未除，尚须磨炼”，竟改变原意，将他安排进入了法官训练班学习，成了一名普通学员。不久，司法部长王用实（兼考选委员会委员长）想把李学灯提到部里当秘书，但戴仍以尚须磨炼为词，加以拦阻。直到抗战胜利后，司法部又提李学灯为贵州高等法院院长，戴仍面有难色，最后不得已才勉强同意，可见其对人成见之深。

女性应试

1931年10月，轰动全国的首届高等文官考试发榜，几千人的考生中，一百名佼佼者脱颖而出，然而，遗憾的是这一百名优胜者中竟无一女性，一些女性应试者阅榜后当场失声痛哭。本来就只有很少的女性参加考试，这一来便更让襄试、典试委员失望。原来一则当时男女同学制不久，大学毕业生中女性比例较小；二则女性应考者在竞争的勇气、临场的镇定和多门学科的普遍应付也往往较男性差些。

随着男女同学制的发展和应试制度的改进，等到1933年第二届时，果然便有女性“攀登龙门”而一举成名。其中一位是中央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陈自观，另一位叫倪光琼。张默君（近代妇女活动家、书法家）兴高采烈地将她们接到邵公馆，赠送了两位“女状元”铜尺一对，亲书的中堂两幅。赠陈自观的中堂上绝句是“玉堂金马倚娉婷，只眼平生为尔青”，赠倪光琼的则是：“一日声名四海知，千秋旷典重名时，秉彝毕竟同优美，漫说男儿胜女儿”，一时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