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俄国的罪恶：除了侵占中国领土，还向中国走私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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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文章中，我们详细探讨了英国、美国、葡萄牙等国如何向中国疯狂走私鸦片的情况。然而，还有一个国家在这一罪恶行径中也留下了深迹，那就是沙皇俄国。沙皇俄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具有强烈领土扩张欲望的国家，对中国这片地大物博且海岸线绵长的土地虎视眈眈。他们采取各种手段，不断侵占中国的领土，同时也加入了对中国的鸦片走私的行列。

与英美等国不同，沙皇俄国并没有在本土种植鸦片，他们主要通过在中亚获得鸦片，然后在中国市场高价出售来获取丰厚的利润。沙俄的鸦片走私主要通过陆路进行，主要经过蒙古和西北地区。当时清朝时期的中俄贸易重镇恰克图就成为了沙俄对中国鸦片走私的关键节点。沙俄的走私路线主要分为两条：第一条线是经过中俄贸易口岸恰克图，然后运输到北方重镇库伦，再从库伦分销到其他地方。18世纪30年代，库伦衙门曾逮捕过吸食鸦片者，他们声称自己的鸦片是从恰克图的俄国商人手中获得的。此外，俄国商人还提供了各种商品，包括棉毛织品、铁器、铜制品、鸦片和大黄。第二条线是在西北地区，主要在新疆地区展开。

《西伯利亚大事年表》记载了1834年，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商人开始向中国西部贩运鸦片的情况。1839年底到1840年初，仅叶尔羌地区就查获了英、俄通过克什米尔、浩罕、印度以及本地商人走私的鸦片97,979两，甚至还出现了偷偷种植罂粟的情况。沙俄的鸦片走私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关注。道光帝对此感到担忧，他说：“其塔尔巴哈台、叶儿羌等处离卡较近，各处夷人入卡贸易，现查有兴贩夹带（鸦片）情弊。”吸食鸦片的国人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因为那里的鸦片走私更加猖獗、规模更大、吸食鸦片者更多。在西北地区，清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甚至在一些走私严重的地区实行了“保甲之法”。同时，他们奖励禁烟有功的大臣，严惩失职者，并制定了更加严厉的禁烟法规，对鸦片走私贩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惩处。

禁烟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1839年，乌鲁木齐都统惠吉的一份奏折表明，仅在乌鲁木齐一带，已经抓获了30余起贩卖和吸食鸦片的案件，查获走私鸦片6万余两，而4月份，又在新疆各地清缴出10万余两鸦片。同时，清政府向沙俄政府提出了严正要求，要求他们停止鸦片走私和贸易。然而，沙俄方面却坚决否认这一指责，并强调自己从未走私鸦片到中国。

然而，随着禁烟力度的不断加强，尤其是虎门销烟和断绝中英贸易关系的壮举，沙俄感到了巨大的震撼。因为恰克图是中俄之间最重要的贸易口岸之一，一旦关闭，将直接导致沙俄每年至少损失60万卢布的税收，以及导致西伯利亚地区的商户、脚夫等人破产，引发社会动荡等诸多负面影响。1841年1月，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同时沙皇尼古拉一世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要求坚决禁止一切鸦片走私和贸易。沙俄对中国的鸦片走私受到了沉重打击，但鸦片走私活动并没有停止。

沙俄的鸦片贩运在中国西北边陲的出现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警惕。19世纪40年代，一位沙俄官员阿特金森亲临中俄边境考察，直言不讳地报道了俄国商人在新疆西部的走私活动。他描述道：“商队在到达伊犁和塔城之前，就遇到了中国人，后者买下他们的全部货物，支付银两，把鸦片偷偷地运进城；接着，商人随同货帮带着元宝也平平安安地进去。”此外，《清宣宗实录》中也记载了伊犁等地的奸民向外来的夷人购买鸦片并囤积发售的情况。这些走私贩子通常还会配备武装，经常采取暴力手段抵抗执法。

随着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以及英、法等国通过炮舰逼迫清政府签署不平等条约，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暴露无遗。与此同时，沙俄也撕下了其伪善的面具，露出其狡诈的本性。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署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被迫开放，尽管清政府坚持将鸦片列为违禁品严禁贩运，但沙俄商人依然在走私和贩运鸦片，甚至开始贩运鸦片灯和烟枪。天津条约签署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再次惨败，被迫于1858年分别与英、法、美三国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款：海关税则》，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性，称鸦片为“洋药”，规定每箱入口“洋药”要征收三十两银子的税金，鸦片也成为了沙俄对华贸易的常见商品。随着沙俄侵占中国土地的不断扩大，鸦片走私的范围也不断扩大，除了传统的新疆、蒙古等鸦片贩运渠道，东北也迅速沦陷，东清铁路的建设进一步促使东北的鸦片走私活动更加猖獗和频繁。

沙俄恰克图海关甚至向沙俄和欧洲的鸦片走私商人发放通行证，以方便他们向东北走私鸦片。1881年，沙俄驻北京公使柯杨德尔多次向彼得堡方面通报说：“据传，似乎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有相当大量的鸦片被走私运进我国南乌苏里地区”，“风闻，在该地区的纯俄罗斯局面中开始吸食鸦片，听说好像已经渗透到了军营里面。”

除了进行鸦片走私和贸易，沙俄还在新占领和吞并的土地上大规模发展了鸦片种植和生产，并直接运销到中国。1871年，沙俄非法占领伊犁，并开始大规模种植鸦片。1877年至1878年，俄国七河省伊犁事务办公室主任潘土索夫写道：“在（本）地区居民的好些职业中，土著为炼制鸦片而栽培罂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沙俄占领期间游历伊犁的英国人兰斯德尔说：“的确，在俄国人统治下的伊犁，我看到人们公开抽鸦片，烟具烟土也容易弄到手。”

根据不完全统计，1874年，伊犁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已达四万六千多亩，运往中国其他地区的鸦片价值33万卢布，沙俄对华鸦片贸易达到了顶峰。除了伊犁地区，沙俄的七河省、被侵占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都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鸦片种植，甚至连库页岛都开始种鸦片。与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来进行这些勾当不同，沙俄政府直接成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来种植鸦片，甚至招募中国人前往做工。鸦片产量不断增加，对华输出的鸦片也在不断增加。

更令人震惊的是，1909年，沙俄东方学会的杂志《亚细亚通报》竟然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吸食鸦片起源的传说》的文章，公然宣扬吸食鸦片有助于忘却忧愁。甚至舆论界也在制造“鸦片有益论”，鼓励中国人吸食鸦片。沙俄政府甚至参加了1909年的万国禁烟会，并在1912年签署了《海牙禁止鸦片公约》，但鸦片走私活动依然没有终止。

1915年，新疆军阀杨增新下令阿克苏道尹刘长炳当众销毁了由沙俄商人走私的鸦片，并拿着走私鸦片的证据向俄国政府提出交涉。然而，由于沙俄人仍在秘密招募中国人并种植罂粟，加上当时许多边检官员私下收受贿赂来放行走私者，甚至自己安排人种罂粟牟利，因此鸦片走私活动依然猖獗。直到苏维埃红军击败了白军建立了苏联，鸦片走私才最终终结。

长时间的大规模鸦片走私和种植，加上官员的腐败，使得西北、东北等地区的鸦片问题愈演愈烈，鸦片甚至被当地人当做保值的“黑金”储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禁烟肃毒运动，才最终清除了在中国流传百年的烟毒，为老百姓带来了清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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