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经商那些事 - 微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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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经商，在今天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在古代，却是另外一番场景。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徐永斌对古代文人治生这一课题研究多年，曾出版专著《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本期“微史记”周刊邀请到徐永斌，为我们讲述古代文人经商的故事。

《清明上河图》中的装裱店。明·仇英

“学者以治生为急”

提起古代商业，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在士农工商中，商人在古代备受歧视，而士在古代属第一阶层，两者地位相差甚远，他们和经商应该扯不上关系。

但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徐永斌研究员告诉记者，文人经商在古代其实并不鲜见。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士大夫就开始注重治生。“所谓治生，即通过授徒、游幕、行医、问卜、业农等手段谋生，当然也包括经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中国古代儿童启蒙书目《增广贤文》对孔子的观点做了阐发：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孔子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本意是说，如果为了治生求富，无论高低贵贱，在不违背道德伦理的前提下，做什么营生都是可以考虑的。孔子的这种观点一直被世人奉为准则。

当时，子贡、范蠡、白圭等人都是文士治生的典型代表。尤其是白圭，有“商祖”之誉，他对经商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靠贱买贵卖赚取差价获取利润，据此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理念。但是到了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重农重战”，商人一度受到抑制，这种格局延续到南宋时期。“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唐政府甚至限制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大诗人李白不被允许参加科举，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是商人之子。

到了宋朝，这条禁令稍稍放松，允许商人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商人和文人的身份开始有了重叠。徐永斌告诉记者，南宋时，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强调和提倡“功利并举”、“农商并重”。

徐永斌介绍说，当时处于下层社会的文人，特别是家境贫寒或仕途未达的士子，他们不像功成名就或家境富裕的文人那样潇洒，他们常常处于为生计而犯愁的境地，为此许多下层文人在科举未第后或仕途未达前，不得不谋事求生，像叶适的父亲，就不得不靠教书维持家用，陈亮在未出仕之前也曾以躬耕垄亩和教书为治生手段。叶适和陈亮两人出于对下层社会文人的清苦有深刻的亲身感受和为国家经济大计所虑，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而他们的观点，却被道学家朱熹视为“功利之学”而大加鞭伐，为此双方展开激烈争论。

不管这场争论输赢如何，它都撕开了悬挂在商人与文人之间千余年的厚重幕布，从这个时候开始，文人经商渐渐多了起来。

宋末元初，战乱频仍，文人不仅身遭战乱，朝不保夕，还面临生计问题。理学家许衡因家境贫穷，也不得不一边亲自耕作，一边治学，在见到文人士大夫生活窘迫的一面和经过自身的体验和体悟后，他明确提出“学者以治生为急”的观点，他把文人治生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他认为学者首先是解决生存问题，然后才是其它。

许衡的这一观点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学者。到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商业经济繁荣，消费文化多样化。很多文人开始反思商人、商业在社会运转中的作用。明人王守仁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点，将士农工商放在同一位置；李贽大声为商贾受歧视鸣不平：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明末清初时，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明确反对轻视工商。

明清两代，文人中第的比率日益降低，入仕的竞争日趋激烈，读书从政之外，寻求谋生之方显得愈益紧迫，极为必要。有了许衡、王守仁、李贽等人提出的观念支撑，文人经商不再是羞耻的事。

唐甄为清初著名文人、思想家，他曾在苏州做牙人以谋生。所谓“牙人”，就是今天的中介。有人问他：“民之为道，士为贵，农次之，惟贾为下，而牙人尤下，先生为之，无奈近于利乎？”你作为一介文人，为什么要做这样下等的工作呢？但唐甄回答：“吕尚卖饭于孟津，唐甄为牙于吴市，其义也一。”吕尚，就是姜子牙。他在辅佐周王之前，开过饭店，宰过牛，做过多种职业。

到了晚清，面对诸强凌虐、家国破败的局面，晚清文人甚至提出了“商战救国”的口号。如曾国藩、薛福成、郑观应等，他们认为只有振兴民族经济，才能救亡图存。朝廷也对文人士大夫经商持默认或赞同的态度。许多文人投身其中，盛宣怀、张謇等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商人、商业，已不再是受到歧视的存在。

《清明上河图》中的药堂。明·仇英

文人经商，都在贩卖什么

文人治生，治的什么生？换言之，做的什么职业？

“文人治生，多依靠自身一技之长。”徐永斌介绍说，去私塾或书院谋求教职是多数文人的选择；但有的文人像唐伯虎、郑板桥等，以书画见长，他选择自鬻书画；有的文人文笔较好，会帮人写书信碑文，做一些文字工作；还有的投靠豪家大族，成为“食客”或家臣，等等。与之相比，经商开店的，算是少数。所开的店也不外乎和文化相关的书铺、字画铺、香铺、古董铺等。

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家徒四壁，与临邛富人之女卓文君私奔，把车马卖掉做本钱，开了一家酒店。卓文君当垆卖酒，掌管店务；司马相如厕身伙计中间，洗涤杯盘瓦器。这家酒店赚了多少钱，是否够他们维持生计，史无记载。只是卓文君父亲深以为耻，无奈之下，只得分给文君铜钱百万，这样，他们才置办田宅，过上富足的生活。

宋代福建人崔唐臣科举落第，拿着一半家当买了条舟，往来江湖间，随客定止；另外一半家当，他用来进货贩卖。所得报酬，和做官竟也差不多。他写有一首诗：

集仙仙客问生涯，买得渔舟度岁华。

案有黄庭尊有酒，少风波处便为家。

孙春阳，原是宁波人，万历年间屡试不售，便放弃学业，开始经商，到苏州后，先开一间小小的南货铺，由此开始，历经两百余年，终成一老字号，所卖货物，也扩展至蜜饯、蜡烛、酱货、腌腊、海货等。

清代江都文人孙凤翔，因为家境贫寒，后改习医，悬壶于扬州城南砖街；清代元和人陈傅焯，家里破产后，他也是为了生存而兼习医。后游于扬州，因医术高明，最终以此为业，还定居在了扬州。除了行医问病外，他开肆卖药，一直到80多岁才停诊，由于他讲求医德，受到扬州人的尊重。他曾买扬州郑氏的废园，疏泉叠石，种花栽竹，时时啸咏其间，一时贤士大夫多乐从之游。

清代文人李渔，除了写小说、编戏剧，还开书铺、设戏班。他的书铺名为芥子园书坊，集编辑、出版、销售为一体，他很有商业头脑，售卖的都是畅销书籍。他还会在书籍后打广告，告知下一部将出版的书籍是什么，也会在书籍上注明“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来维护版权。李渔的戏班在当时也非常有名，他带领这个戏班走南闯北，达官贵人、士绅名流纷纷邀请。这给了李渔一笔不菲的收入。

那么什么才是最适合文人做的生意呢？一是要这生意牵扯不了多少精力，以便有更多时间用来读书；二是这生意带来的收入足够供给文人温饱。清代理学名家戴名世考虑到读书、生存兼顾的问题，遂提出种树的建议。他认为种树虽然年久勤苦，但对文人尤为适合，因为读书的余暇就可以做，不会耽误学业，假以时日，定会获利良多。

《清明上河图》中的笔店。明·仇英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儒家“重义轻利”，文人经商蔚然成风后，便渐渐有了“重利趋利”的势头。

徐永斌举了三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

明代万历年间的道学家何颜，屡变姓名，混迹江湖。在江南吴兴一代游历时，先和一富室子弟友善，将其诳骗至数百里外，才说: “天下惟汝能杀我，我且先杀汝。”弃尸湖中，骗取了数百金，他还曾奸淫良家妇。

清人昭梿《啸亭续录》记载，王西庄未中举时，曾在一富人家教书。他每每入宅，必双手作搂物状。有人问他这是干嘛？他说：“我想将他家的财旺之气搂入自己怀中。”待当官后，为了攫取钱财，他无所不用其极。有人问他，难道不顾及名声吗？他说：“人家嘲讽我的贪鄙，不过一时，学问乃千古之业。我自信我的文名可以传世，百年之后，没人会记得我贪渎之事，而我著作长存，我的道德文章犹自在也。”

清人丁柔克《柳弧》也记载：有一个中低级文书，家甚贫，日夜着暴富，他考虑到大富后，必须熟悉算法，便拿着算盘日夜演习。叮叮当当，家人不堪其苦。又在屏幛、几席和茅厕等处，无不贴上“发财”二字。如是者二十余年。因不治生产，贫困愈甚。忽然有一天，某王公奉旨敬修各帝王陵寝，想聘一会计。有人向王公推荐这个人，果然高超，远胜他人。数年后，这个人得到的财富多达数万金。于是洗去各处“发财”二字，在家享福，从此不再操习算术。

徐永斌介绍说，上面提到的种种已违背了孔子提出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精神。对文士过分追求物质财富的趋向，那时代的人也表示过不满和忧虑。晚清洋务派的代表人物郭嵩焘批评那些唯利是图的士绅道：“实皆衣冠中之败类，知有利而不知有义。”这句话，既尖刻又犀利。

参考资料：

《宋代文人的治生与商化》，徐永斌，《社会科学辑刊》2005.2；

《明清时期文人的治生观念》，徐永斌，《中国文化研究》2011.4；

《明清时期扬州与文人治生》，徐永斌，《安徽史学》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