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破碎的声音

谨以此文，祝贺我挚爱的祖国，七十四年华诞快乐！

一、势力范围，是一个帝国真正的疆界。

古罗马帝国最强盛的公元1世纪至2世纪。帝国的势力范围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帝国辖地之广涵盖了整个地中海地区以及许多周边地区，包括今天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土耳其、埃及、北非等国家和地区。

大英帝国在最强盛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势力范围遍及欧亚非北美，除欧洲本土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外，殖民地遍及加勒比海地区、印度次大陆、非洲、北美、东南亚。

再加上中国和美国，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区域内产生了一个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极度发达的单极强权时，就需要一种制度来处理“远距离统治”的问题。

古罗马帝国用的是“行省制度”、大英帝国用的是“殖民地制度”，中国用的是“朝贡制度”，而美国用的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也可以简化称之为“条约制度”。

而一个单极强权衰落的标志，就是逐步丧失远距离统治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联手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起声势浩大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根本目的就是最大限度的消灭英国的势力范围。

二、美国的势力范围究竟有多大？可以通过美国参与的，比较重要的组织、联盟、计划来复现。

我大致做了一个表格，列出对于美国而言，最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条约，以及这些条约所覆盖的国家，通过“合并同类项”，大概就可以由远及近，由弱至强的复原出美国的“势力范围”。

在上述的各类组织、计划、框架内，重复出现次数最多的国家，就是最接近美国的势力范围。

• 所以，与美国最亲密的是英国、加拿大；

• 其次是三个战败国：日本、德国、韩国（算战败国）。

• 然后是军事集团：北约38国；

• 经济集团：G7、G20、IPEF

中美两个大国，虽然也有所谓蜜月期，但是自始至终就没进入过彼此的核心圈。

三、平心而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设计的既周密又严谨。

我以“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制度”与美国的“条约制度”来做一个对比说明。

1、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体系，是建立在重商主义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大英帝国殖民地体系的核心是“贸易垄断”，使殖民地在经济上完全服从于宗主国。亚当·斯密曾明确地批评重商主义：“英国统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更确切地说唯一目的，一向就是维持独占，此种独占即此等殖民地隶属我国的标志，亦是我国从这种隶属所得的唯一果实，英国一向用以维持这种隶属的费用，其实都是用来维持这种独占。”

以重商主义为基础，英国最终确立了自身的殖民体系。“这种体系的设计带有防御性，其目的是排斥荷兰人(与其他人)，同时这种设计又具有建设性，它可以使殖民地与宗主国一体化。”

因此，英国这种殖民体系其突出表现是在经济上对殖民地严格控制，在政治上则管制不严。

但是英国基于重商主义建立的殖民地体系也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它“迫使殖民者在进口时出价更高且消费量更小，而在出口时售价更低且销售量更小”。也就是宗主国在经济上对殖民地进行残酷的剥削。

以尼日尔的铀矿为例，4亿美元的铀矿，法国只要支付几百万美元就可以拿走。而英国对自己的殖民地做这种勾当，维持了100多年。

因此，当剥削到了极限时，殖民地就会产生强烈的自治倾向，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会日益尖锐。矛盾尖锐发展的结果便是大英帝国殖民地制度的分崩离析。

2、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完善的“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吸收了大英帝国殖民地制度高度重视经济控制的长处，然后结合《五月花号公约》的签署者清教徒们的“宗教洗脑”特长，并且借鉴、发展基于海权的军事体系，同时发展出一系列制约陆权的地缘政治理论，最终形成具有美国特色的“条约制度”体系，这是一个在我看来极为出色的“闭环系统”。

我画了一张简图，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个“闭环系统”。

1、其顶层设计是基于例外主义的普世价值：正如我在《请先生赴死—美国政治外交政策的底层逻辑》这篇文章中引述的威尔逊总统的演讲：“我们坚持保有安全以执行自己所选的国家发展路线。还不止于此，我们也要求他人得享同样的待遇。我们对个人自由及国家自由发展的热衷，不限于与切身有关的事件及范围。只要有某个民族想要走独立及民权这艰苦的道路，我们都会有相同的热忱。”

我们也许还记得美国国父华盛顿对后辈提出的不要介入外国事务的告诫，但美国必须避免介入他人的“目标”存在例外，因为有关“人道之事”对美国而言不算“外国事务”。

因此，在其他国家看来，美国干涉他国内政是一种恶习，而基于威尔逊主义，这是美国道德和崇高精神的表现，因为只要其他国家国民有“独立及民权的主张和要求”，美国就可以介入，因为“人道之事”是美国内政。”

威尔逊在提出“例外主义”的初衷，就是承继和秉持着清教徒的“传教使命感”，他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清教徒一直坚持的“真理”，而坚持传播这种“真理”是上帝的旨意，也是教徒的使命。

可以说，这就是美国现在仍无人可以超越的“远程畜牧业”的核心“商业秘密”。

2、中间的方法论是：一人一票选举制度；这是对应例外主义的普世价值最好的制度，也是为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留下的最大后门。

3、底层逻辑是四个霸权：即军事、金融、文化、科技霸权。

四、四个霸权的核心与根基，或者说需要配置最多资源的是科技霸权。为什么？

1、因为设计这个体系的人是清教徒。在传教时夸夸其谈是无法获得蒙昧的人们的信任的，需要展示“神迹”，比如圣经中被钉在十字架上，却死而复活的基督耶稣，比如劈开红海，带领犹太人渡过红海回到故地的摩西。从最底层的思维逻辑，科技霸权是最重要的，需要投入最大资源去维护的一极。

这种认知有什么证据吗？有，历史上最著名的“回形针计划”。

1945年，德国还没有正式投降前，美国就开始实施一项密谋已久的绝密行动，称之为“回形针”计划。在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盟军的精锐特工与突击队员已经渗透进德国本土，搜寻希特勒所谓的“神奇武器”，以及制造这些武器的科学家们。

当时，德国让美军眼红的“黑科技”琳琅满目：

比如德国的生化武器，化学家瓦尔特·施贝尔发明的神经毒剂效果惊人，超过盟军任何一款化学武器；比如德国的医学，一个叫威尔茨的德国医生甚至声称掌握了一种技术，能够让冰冻的人复苏“死而复生”；

比如德国的机械制造，虎式坦克、反坦克的“铁拳”、MG42机枪、StG-44突击步枪等新式武器，当时美国根本无力设计和制造。

这个计划附有一份美国有意聘用的德国科学家名单，美军的情报机构将专家划分为“火箭”、“化学战”、“医学实践”、“航空学”、“军械”、“杀虫剂”、“核物理”等多个类别，基本覆盖了德国科技最精华的部分。

从1945年5月到1947年，美国从中筛选出1600名有用的人才带回了国内。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Sputnik”发射升空。1958年，前纳粹德国科学家维尔纳·冯·布劳恩根据他的V-2导弹理论，成功地发射了美国自己的卫星“Explorer 1”。

1959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成立，维尔纳·冯·布劳恩被视为美国航空航天的功臣，成为了土星五号火箭设计的最高级工程师。在他的带领之下，美国史无前例地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基本终结了与苏联之间的太空竞赛。

“回形针行动”实施以后，各国政府和学者曾就美国获得的难以估量的科学文献与技术专利进行过价值评估。1951年，德国不来梅州经济部长、州议员古斯塔夫·哈姆森在其报告中称，西方盟军从德国获取的科技资料的价值，保守估计约50亿美元，而美国则至少获取了其中的一半。

美国学者格伦·哈斯泰特认为，“回形针行动”给美国带来了“约20亿美元价值的科技和军事财产”，为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国防建设和科技发展节省了“数十年的人力物力资源”。

回形针计划是美国“科技霸权”的奠基石。美国一直吹嘘自己的科技创新，指责他国窃取或者抄袭美国技术，殊不知美国就是最大的科技窃贼，几乎所有近现代领先的科学技术都是靠抢来的。

科技霸权是一个“发动机”，可以让美国在金融霸权方面，获取更多的垄断利润，在军事方面，获得更大的打击和威慑力量，同时，它直接强化的就是文化霸权。

当美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系后，开始通过签署各种“条约”实施实际上的“殖民统治”，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有三大优势：

• 弥补了大英帝国殖民体制重商轻政，强军弱战的缺点，同时增加了科技霸权，借由科技霸权，更进一步的控制他国经济，同时进一步拉开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最终为金融收割，文化侵袭开辟一条无障碍通道。

• 顶层设计了洗脑机制，可以以极低成本，让无数人成为传播美国价值观的“免费工具”；

• 一人一票选举制度和共识决，留给美国充分的介入其他国家内政的渠道。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联手瓦解了英国的殖民地体系，而美苏各自借助自己的实力，疯狂圈定实力范围，但是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面前，完全依靠军事威慑、傻大黑粗的苏联体系从一开始就无法与美国竞争。

2、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被迫加入美苏两个体系，通过交出政治、经济主权获取独立的机会，只有一个国家除外，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回来看我们的国家，就可以明白在建国之初，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有多么的睿智。

我举一个例子：

建国初期，我国接受了苏联提供的大量贷款，其实这种贷款背后，就是对于我们经济主权的觊觎。而中国从1955年开始，以对苏贸易顺差的方式分年偿还，用了10年时间完全偿还完毕。

在党的八大上，主席就已经明确提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要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独立”。

从一开始，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就坚定、顽强也是勇敢的走一条独立自主之路。成功的避开陷阱，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后，通过立国之战——抗美援朝战争，彻底的斩断美苏干涉中国的黑手。

五、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既然“设计周密和严谨”，而且实际运转效果良好，为什么会正在崩解和破碎？

有三大原因：

第一个原因，美国有原罪。

这个原罪不仅仅是指对印度安人犯下的灭族之罪，也不仅仅是对黑人犯下的奴役之罪。而是作为一个移民之国，在文化上完全无法融合。

追本溯源，美国的形成，是一个“大杂烩”，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教派）、多文化、多人种的聚合（不是融合）。

第一类、欧洲人

1、爱尔兰人：作为凯尔特人的后代，爱尔兰人从古罗马时代就开始被压迫和迫害。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接替罗马统治后，更是彻底沦为社会底层。目前爱尔兰裔占美国人口12%，人数高达3600万。

在移民美洲大陆前，大部分爱尔兰人是“佃农”，种族技能是“酿酒”。

爱尔兰人移民美国后主要集聚在东北地区，信仰天主教，而且拒绝再从事农场经营，基本生活在城市。早期的爱尔兰人从事所有危险和艰苦的工作，而且生活水平极端低下，爱尔兰聚集区非常容易爆发大规模的疫病，比如1849年的波士顿霍乱。

但是，特殊的经历反而使爱尔兰人更容易抱团取暖，尤其爱尔兰人中从事制造业、建筑业的非常多，有特别多的工人，因此，爱尔兰人成了早期工运运动的领导族群。

1861年，全美第一个煤矿工人组织“美国矿工协议”成立。后续，还有制鞋人工会、加州工人党等组织兴起，爱尔兰人都是其中的骨干力量。

爱尔兰人后期从政的极多，比如警察、政府官员等等。

但是，爱尔兰人族裔和黑人族裔的矛盾极深，直至今天很多涉嫌种族歧视黑人的警察，很多都是爱尔兰裔。

2、德国人

在欧洲普法战争期间，为躲避战乱，寻求生机，德国人大规模开始移民美洲。

现在德国人已经成为美国白人第二大种族群体。

德国人在移民美国前大多数是路德教、加尔文教的教徒。德国后裔是美国初期技术、医学、科学、哲学方面的引领者，而且，德国人从军的极多，两次世界大战中，对抗德国的美国高级将领很多都是德国血统，如一战的潘兴、二战的艾森豪威尔。

但是，由于宗教信仰的问题，爱尔兰裔与德国裔的矛盾也比较尖锐（一个信奉天主教，一个信奉新教）。

3、犹太人

其实移居美国的犹太人，很多都是从德国而来，比如特朗普家族的祖先就来自于德国，属于德国犹太人的一支。

犹太人的种族技能就是商业和贸易，所以达到美洲大陆后，主要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地区，成为美国商业和金融业的领导族群。

但是犹太人是一神教的宗教信仰，其信仰的犹太教和天主教、基督教也格格不入。尤其犹太族裔与德国族裔的关系一向不和睦。

第二类、其他族群，以黑人和墨西哥人为主要族群，包含亚裔和其他族裔。

2020年5月25日，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肖万跪杀，由此美国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掀起“黑命贵”运动。其实这在美国属于司空见惯，而在大疫情后，对于亚裔的歧视也在大幅度上升，我举一组数字：

2019年，美国执法部门报告的8302起仇恨犯罪案件中，57.6％的案件涉及种族族裔身份；2020年，美国警察枪杀的1127人中，非洲裔占比28%，远超其在全美人口中的比例；2020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激增149%；疫情中，非洲裔的感染率、住院率和死亡率远高于白人，但疫苗接种率却远低于白人。

在2022年，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约17个州的建筑工地上被发现放置“绞索”。而在美国种族主义语境中，“绞索”被隐喻以私刑方式处死非洲裔人士，是种族仇恨的一种象征。该报道指出，“这是美国社会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普遍存在的又一例证。”

我用了极大的篇幅在介绍美国不同族裔之间的来源，组成、宗教信仰、从事职业、种族之间的矛盾，最终想要证明一个观点，美国这个“大杂烩”国家，内部存在基于族群、文化、宗教、传统的巨大差异，这并不是一个能够“团结”、能够“融合”的文明，而是基于利益聚集的“单体”。因为美国综合实力的下降，社会分配资源的日渐不足，所以各族群之间的矛盾也开始呈现激化的趋势。

最可怕的是，美国的政客为了获取选票和政治利益，将种族主义当做重要议题进行炒作，比如特朗普坚持的“白人至上”，大规模的禁止移民，修边境墙，以不人道的方式，将移民父母和孩子进行隔离等。

内部矛盾激化、各族群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斗争，是自古以来大帝国分裂的重要原因，古今中外，是帝国逃不掉的宿命。

这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崩解和破碎的“内因”，这个内因，也同时在引发严重的路线之争（可以阅读《美国向何处去——八十年魔咒下的美国路线之争》这篇文章）

目前，美国已经有23个州恢复“金本位”的立法。

得克萨斯州已经宣布在2023年11月进行脱离美国的独立公投。

挪威著名学者，奥斯陆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和平研究北欧学派领衔代表约翰·加尔通曾经成功预言了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而他也认为美国最终也将会解体。

他认为一切矛盾的核心是美国以全球6%的人口消耗了全球35%的资源，这说明美国是大幅吸纳--消耗资源的国家。一旦美国无法通过极低成本大量无限量地窃取全世界的资源，那么，美国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第二个原因，美国之前不愿意，现在无力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

什么是“国际公共产品”？根据学术界的共识，可以将国际公共产品划分为安全、生产、制度和知识四个类别。

这四类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与美国权力的相对衰落及转移密切相关，加剧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带来了当今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四重困境。

我根据这个图示，做一个简要的归纳：

1. 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带来地缘冲突困境并扩大全球和平赤字。（军事维稳无力，这以美国仓皇从阿富汗出逃为代表）
2. 生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带来发展失衡困境并扩大全球发展赤字。（财富分配失衡，美联储无法控制通胀并疯狂加息）
3. 制度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带来体系失灵困境并扩大全球信任赤字。（西方民主制度的有效性被广泛质疑，以英国选举出特拉斯作为首相为典型代表）
4. 知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带来价值混乱困境并扩大全球价值赤字。（西方的普世价值被证伪，主要是大疫情期间美国极端自私囤积疫苗、放任疫情失控的各种行为）

这一切的核心，其实并不仅仅在于美国军事、经济实力的衰退（这是原因之一），而在于美国在获取单极霸权后的“极端不负责任”。

在约瑟夫.奈的一本知名著作《硬权力与软权力》一书中，剖析的非常清楚与深刻。

“我们的大战略首先必须确保美国的生存，其次是必须集中于提供全球公共物品。

我们从这种战略中获得的是双重收益：从全球公共物品本身获得收益；我们的实力被其他国家视为合法的。

维持地区均势和挫败运用武力改变国界的动机、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保持像海洋等国际公共领域对所有人开放是传统的公共物品，而美国还可以提供的新公共物品是：帮助发展和维持国际机制和制度，以组织各领域国际行动；把国际发展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充当调解人等。

但是，美国人却普遍不关心或不甚明了如何塑造一个运用这些实力的外交政策。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走向褊狭，常常将其他国家排除在考虑之外。许多国内外观察家认为，美国目前所追求的仍然是狭隘而傲慢的国家利益。”

为什么美国的政策会是“偏狭”的，原因非常简单：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的，“就像国外评论家所指出的，美国寻求主导权的做法常常是对国内压力集团的回应。”久而久之，这种做法驱使美国的政策走向单边主义和以强凌弱。“美国把单边主义变成了一种习惯，对公共物品生产的贡献越来越少，以至于其他国家都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美国实力的刺伤。”

而无法为全球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这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崩解和碎的最大“外患”。

第三方面、最重要、最核心的关键在于“科技霸权”的大幅度衰弱。

这个主要的变数就在于中国的崛起。我从三大方面来比较中美的科技实力。

1、研究领域：

• 2022年，我国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论文数量首次排在世界第1位，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及被引用次数均排在世界第1位。

2022年178个学科中高影响力期刊共有159种，2022年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上的论文总数为54002篇。中国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为16349篇，占世界总量的30.3%，首次超过美国排在世界第1位。

• 我国热点论文世界占比持续增长，热点论文数量世界排名保持第1位。高被引论文数量继续保持世界第2位，世界总量占比提升了3.5%

截至2023年7月，中国的热点论文数为1929篇，占世界总量的45.9%，数量比2022年统计时增加了6.7%，世界排名保持第1位。美国的热点论文数为1592篇，居第2位。

• 按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统计，中国在农业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材料科学和数学6个学科排世界第1位，比上年度新增数学学科。

2013—2023年，农业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材料科学和数学6个学科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1位，生物与生物化学、环境与生态学、地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综合类、药学与毒物学、物理学、植物学与动物学等9个学科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2位。在22个学科中，中国有11个学科产出论文占世界该学科论文比例超过20%。

2、创新指数

专注于美国科技政策的华盛顿无党派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报告中称，中国在2020年的创新水平是美国的139%，远高于2010年的78%。也就是说从创新活动看，中国超越美国。

根据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和美国的创新能力如下：

• 专利数：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2022年全球PCT体系共注册27.8万项专利，其中中国注册专利70015项，排名第一，其后依次是美国（59096项）、日本（50345项）、韩国（22012项）、德国（17530项）。

• 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排名第一，美国排名第三。

在今年5月，德国媒体《焦点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领先的高科技供应商之间的转变》的文章。

文章引用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02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高科技产品出口领域，已经超过了美、德、日三国总和，占全球份额高达23.8%，其中美国的份额已大幅下降至7.1%，德国为5.6%，日本为3.2%。

• 高科技公司数量：2023年，中国在世界500强的高科技公司数量为16家，美国为15家。

3、竞争态势：

目前，世界科技产业竞争态势主要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多国竞争的科技领域，比如机械、石油、航运、飞机、手机、通信、高铁、港口、无人机、数字安防等。中国已经成为这一类竞争中毋庸置疑的领先者。

第二类、中美相互竞争领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其他国家基本都被排除出竞争序列。

比如世界十大互联网企业，中国4家、美国6家。

第三类、美国占据垄断地位的科技领域：芯片和操作系统。

在这个领域中，华为绝对是中国的领军企业。华为海思麒麟5G芯片，华为Atlas900 昇腾AI计算集群、7纳米的EDA工具，这些技术的横空出世，已经打破了美国在最后一个重要领域中的绝对垄断地位。

美国已经不能“借科技成神”，他必须重新以“人”的身份和中国竞争。而中国古代所有的神话中，神就是人。

科技霸权是美国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基座中，最重要的支柱，而科技霸权的动摇，才是对美国所谓的“条约制度”最后的一击。

因此，我们看到了中东大和解、看到南方国家的空前团结，看到了金砖机制的扩容，看到130多个国家将在十月到中国参加一带一路峰会，越来越多的国家致力于脱离美国秩序的体系。

美国正在复制罗马帝国的经历：

前半段，是征服欧洲的英雄豪迈，后半段，是帝国堕落的滑稽可笑。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他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古罗马的衰亡，是因为道德的堕落、政治的腐败和军队的削弱而逐渐发生的。”

亚历山大·托因比（Alexander Toynbee）在他的著作《历史的研究》中提出观点，认为古罗马的扩张导致了过度的负担和资源枯竭，最终引发了衰亡。

罗伯特·布洛克（Robert Bork）在他的著作《堕落的共和国》中强调，政治上的腐败和法治的崩溃是古罗马衰亡的核心原因之一。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指出，贸易和货币的滥用导致了通货膨胀，损害并最终摧毁了古罗马的经济基础。

看一看，今天的美国避开了哪一项错误？拜登政府能解决哪一项危机？

听，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破碎声音，如此清晰。

听，基于《联合国宪章》，公平、平等、独立的国际新秩序的集结号已经吹响！

世界的未来，在东方，在中国。

（完整看完这篇文章的读者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主动加关注，感谢你们耐心的阅读。）

注：本文部分内容出自以下书籍和论文：

1. 论文：《中国“三大倡议”的全球治理逻辑和实践路径》，作者蔡翠红、于大皓；
2. 约瑟夫.奈《硬权力和软权力》；
3. 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