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讲“科技伦理”？这是攸关文明与人类存续的大事丨快评

2023年10月8日，科技部官网公布《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规定：从事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科技活动的单位，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敏感领域的，应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第四条）。

这一引发关注的规定，既反映了这些领域科研活动高度活跃、正取得肉眼可见的进步，也折射出某些科研突破的不仅是认知边界，还有伦理边界，确有厘清伦理边界、凝聚社会共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因为这不只是科学家个人或所谓“内部”的事，而是涉及每一个人权利的“众人之事”。期间一些关于科研伦理的认识误区，亦有必要加以辨析与澄清。

其一，“科研活动是善的或至少是中性的，因此科研无禁区”。

科研跟科研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数学家拿纸笔进行演算，物理学家用天文望远镜眺望宇宙、用粒子加速器试图轰开原子核窥探微观奥秘，说这些科研是善的没有问题。既拓展了人类的认知边界，树立了求真标杆，又对支撑人类社会存续的价值观没有冲击、反有增益。

而对药物的人体试验、人脑接口、人造子宫、对人类胚胎与DNA的操作，显然很不一样。此类科研，不仅直接拿人当研究对象或人本身就是参与者，而且研究过程与可能的成果对人类社会本身就形成现实与潜在的重大冲击，包括但不限于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方面，必须慎之又慎，在有社会共识前提下谨慎推进，才是对社会与文明负责任的态度。

说严重些，如果让反人类分子进行此类研究，并将此类发现用于反人类目的，人类社会因此被毁灭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比如现在关于基因修饰、编辑的技术，成本与习得的门槛都越来越低，而这项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存续来说不是中性的。过去发生过骇人听闻的事：拿人体当试验对象，研发细菌武器，这是对整个人类在犯罪。所以，1970年代国际社会形成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发展、生产与储存此类武器。现在基因技术突飞猛进，如果不对此类技术加以管制，整个人类会面临空前的威胁。这种威胁比核毁灭的概率高多了。有风险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无视风险而陷入自大与傲慢之中。科技伦理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由此，“科研无禁区”之说难以成立。科研包括研究目的/效果与研究手段。就目的/效果而言，有善/利、中性、不善/不利及善恶/利弊参杂等多种可能；就手段而言，也有合法、合乎伦理与非法、悖逆伦理等不同情形。某个具体的科研领域、某种具体的科研活动，该不该设立禁区，该设立什么样的禁区，禁区是从研发环节一开始就设立还是设立在传播环节，要系统衡量具体的科研目的/效果与手段，不能一概而论。

二、“科研是科学家的事儿，大众没有发言权”。

基于对第一点的分析，不难推知这一点也是不成立的。科研活动是科学家从事的高级认知活动，没有一定的天赋与专业训练做不来，这诚然是对的。“争辩火箭发射用水洗煤还是无烟煤”，专业人士认真回复都算输。不过，除此之外，大众或纳税人有权过问的事儿多了。

首先，如果科研活动本来就是纳税人的钱资助的，纳税人当然有权过问这钱使用的合理性，包括但不限于：这一项目对知识边界的拓展、对社会利益、对价值观的各种可能影响是什么，成本预算是否合理，科研手段是否合乎伦理，出来的成果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如果是私人资助，私人赞助人也就有权过问类似的问题。谁出钱，谁就有权过问，这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从事任何活动包括科研活动的伦理前提。

其次，正如第一点所说，如果研究领域或研究活动使用人为研究对象，或者/而且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文明甚至智人作为一个物种存续本身有影响、冲击或威胁，那就是事关每一个人的切身权益，社会的每一分子都有权过问，研究不由纳税人资助或“个人自由”或“科研高贵神圣、是精英活动”等都不是逃避大众过问的理由。

综上，大众有权过问的两大理由，正是必须要有科技伦理的根源所在。在这个意义上，科技伦理也不神秘，只是人类社会每一个人都要遵循的普遍伦理与价值观在科研领域的体现：如果你从事的任何活动是有人资助之下进行的，那你就要接受资助人的问责；如果你从事的活动对第三方或社会有现实或潜在的“负外部性”，你就要有效控制之，不得为所欲为。

科学家有光环，但有光环也不意味着可以无视踏伦理，或者对大众的过问权不屑一顾，觉得“靠科学家自律就行了”。科学家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大家都遵守的伦理，在科研活动中遵循科技伦理的指引，这样科研才能向善，不至迷失航向。

陈斌

责编 辛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