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58）抗战胜利后之检讨（上）

1945年8月10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

我所在的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

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像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尽力而蝟集。

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皆嗷嗷待哺。

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最高当局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横行。眼见内政、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构成极复杂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当时心情的悒郁，实非一时神经过敏，嗣后国事的发展，均在当时预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经营数十年，卒至一败涂地，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实罪有应得，自贻伊戚。

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抗战八年，幸获胜利，然不数年，大陆鼎沸，政权易手。此种事势的形成，非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

李宗仁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今先从敌人说起：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

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

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二十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

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

而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难道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吗？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野心，而无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

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

例如沈阳“九一八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

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日本平时陆军有20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4、50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30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

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既无异探囊取物。

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

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

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但是，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

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投入四面丛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度进至黄河北岸，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

其后，虽把主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

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败固可预卜。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

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

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

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

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尚，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吗？

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第一，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寇火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

再者，在本土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实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同仇敌忾，到处得到人民帮助，随处可以补给，敌人的情形，适得其反。

故我军装备虽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不像敌人的机械化配备，一离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在任何恶劣条件下，都可继续作战。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其缺点亦复不少。

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战斗力薄弱。因军队伤亡奇重，最高当局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阖闾骚然。新兵未经训练，即仓促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战前，日人视中国军队如无物，亦不为无因。

至于最高当局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尽。若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则吾人首先便要自南京说起。

老实说，抗战前乃至抗战期中，我们的南京政府实在没有具备任何足以与外族作战的条件。

自北伐完成后，南京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

最高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才，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

因而，在最高当局能彻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与各项建设，反不若政令不能贯彻的各省。

桂、粤、晋、川、滇等省曾与最高当局有过对立或隔阂，姑且不论，即以与南京比较接近的鲁、湘二省为例，亦可见一斑。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仅略识之无，政治观念的落后更不必言。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可说是条件不够。

再看湖南省主席何键，原为唐生智所部第35军军长，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旧，对政治尤属外行。

然韩、何二人皆非最高当局系统中人，对南京仅作有限度的服从，平时与反抗最高当局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棱。因而，南京对湘、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韩、何二人在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

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摩擦，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

因中国积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做点建设事业。所谓“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进，速度虽慢，犹胜于一曝十寒。

反看对最高当局政令贯彻最力的豫、鄂、皖、赣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1929年到抗战开始，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濬、杨永泰、张群、黄绍竑）。

湖北可说是我国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之一，交通辐辏，物产丰饶。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说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为蒋先生所倚重。

但是，七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军队云集，抗战以前，鄂东、鄂北是武汉两道门户，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治安，则更不必说了。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成为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则为贺龙、肖克所盘踞，而最高当局与鄂省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乱与贪污的盛行，战前实鲜有其匹。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

我国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轨，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长一更动，则厅、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彻头彻尾换掉。

故一省首长如频频调换，则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从政人员志在贪污，则省政便不可复问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之内，安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况之糟亦与湖北相埒。

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而把政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家政治岂有不糟之理呢？

此外，如张群、何成濬等人，都是蒋介石朝夕谘询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主席，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主席”只是挂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所以，蒋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如果他肯放手让地方当局去从事兴革，国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蒋介石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

所以，湖北七年内的五个省主席中，虽然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加以最高当局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敌人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

蒋介石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

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13军军长赖世璜，第 10军军长王天培。

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

还有，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帮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

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最高当局既然如此，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以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