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崇仁：吉鸿昌出国考察

吉鸿昌出国考察

王崇仁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战争已成败局，吉鸿昌脱离了第二集团军，在河南归附了蒋介石。

因为他直接与蒋介石打了交道，才逐渐地认识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从而使他这个爱国的旧军人，走上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光明道路。

吉鸿昌率所部第九军四万多人投归国民党政府后，蒋介石表示将对他有所器重。将他原属的三十师和三十一师改编为第二十二路，任他为总指挥兼三十师师长。还将二十二路划归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李鸣钟指挥。

李鸣钟系吉鸿昌在西北军的老长官，又系同乡。二十二路的防区是河南商城、潢川和湖北麻城等地，总指挥部驻潢川。蒋介石特派冷欣为联络参议兼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协助整训部队。

从这些措施来看，蒋介石对吉鸿昌的态度是亲善的。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先与后取”的笼络手段，是蒋介石消灭异己的一贯手法。事实上，蒋介石不仅策动第二集团军的将领反对冯玉祥，以瓦解第二集团军，而且对由第二集团军分裂出来的部队，也实行统一办法，而先分化瓦解，最后予以消灭。

吉鸿昌以及其他原属第二集团军的梁冠英、石友三，孙连仲、宋哲元、韩复榘等部队，都是蒋介石用这套办法消灭掉的。

吉鸿昌在所部整编为第二十二路后，认为部队在中原作战中伤亡很重，亟待休整和补充，但他这个天真想法是与蒋介石的企图矛盾的。蒋要吉鸿昌部队对他绝对服从，效劳卖命，否则就“吃掉”它。冷欣，这个蒋介石的高级特工人员，就是肩负着这个使命到二十二路来的。

因此，冷欣在二十二路的所作所为，无不是为了监视这支部队，以至对其进行瓦解和消灭。如二十二路希望对装备、弹药给以补充，他推说中国连年内战，消耗过巨，现在补充有困难，但对驱使二十二路进攻大别山苏区却振振有词。

1930年冬季，二十二路被迫向豫、鄂、皖苏区发动进攻，遭到严重失败和损失。吉鸿昌从这一失败中不但认识了红军力量的强大，同时也理解到蒋介石的借刀杀人、消灭异己的毒辣阴谋，但对冷欣这个高级特务来说，总算是他对蒋介石立了一大功。

接着，冷欣就秘密地以金钱收买二十二路各师的团级以上军官，使其和吉鸿昌捣乱，以瓦解二十二路的部队。

冷欣当时只要听说哪位将校军官缺钱花，就主动赠予三百元、五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元，收买的钱数看你的地位高低、权力大小而定。当时有些高级军官是被收买了，例如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就是被收买的一个，据说光收买张印湘就花费了十万元以上。

张印湘本来与吉鸿昌的关系很好，也是河南人，又系吉鸿昌任陆军独立三十六旅旅长时所属的一个团长，他升任旅、师长，以至二十二路成立后当军长，都是吉鸿昌一手提拔、保荐的。

从张印湘被收买后，经常为了人事和经济问题，故意与吉鸿昌闹意见，由于冷欣给张印湘撑腰，吉鸿昌就无法处理。

吉鸿昌了解到冷欣在二十二路瓦解部队的各种阴谋活动后，觉悟到投归蒋介石是走错了道路，同时认识到二十二路进攻苏区是上了当，从此二十二路与苏区成了无协议式的罢兵休战状态。

这时吉鸿昌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曾不断地对他接近的人说：“我过去长期参加军阀混战，不知伤害了多少人民，罪孽太深，我必须走革命的路才能赎我的罪。”

由于蒋介石消灭杂牌部队的做法，也引起了当时由第二集团军分裂出来的石友三的不满。石于1931年春在河北发动了反蒋、反张学良的战争，吉鸿昌对石友三的反抗很表同情，并暗中予以支持。

在石友三失败后，吉鸿昌估计蒋介石会转过矛头来对二十二路下手，当时他对一些主要部属说：“如果蒋介石打我们的话，我们不会等着被消灭，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并指示做好准备。当时他还说：“如果我们抵抗不了时，我们退入红区作俘虏，也不屈服于蒋介石。”

有人说：在1931年春夏之际，吉鸿昌曾与红军取得联系，秘密化装进入红区参观，并与红区取得协议罢兵休战。我认为这一说法与事实不尽符合。当时在冷欣监视很严的情况下，这样做不可能。如果他早与红区有联系，何必八月间又派我去商城找关系呢？同时如果他早与红区有联系的话，肯定他不会离开部队出国视察。

这一说法可能是指1932年夏宋埠暴动失败后他率一部分队伍进入红区作过短期参观的传闻之误。

1931年年初以来，蒋介石与吉鸿昌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对二十二路首先施用了经济压力，连续有一两个月扣发部队经费，经驻京办事处处长王慈博多方奔走联系，才仅仅发给一部分菜金和给养费。

这年我由山西去河南绕道经过南京时，王慈博对我说：“咱们是杂牌军队，呈请补充比登天还难，即使批准也些微无几”这确是实情。何况吉、蒋之间的矛盾，已不只是杂牌军队与蒋记嫡系军队间的一般矛盾。

蒋介石的经济压力已经给二十二路部队造成了不少的困难和纠纷，同时他又搞武力威胁，将镇压石友三的军事力量调驻陇海线和平汉线上，对二十二路驻地潢川、商城等县采取了大包围形势。

但二十二路是久经战阵的劲旅，吉鸿昌也是从前第二集团军有名的勇敢善战的将领，这种威吓没起多大作用，相反的却使吉鸿昌提高了警惕并作了军事上的准备。这是7月以前的紧张情况。

1931年春夏之交，我和几个留德同学一起到山西绛县去看冯玉样将军，他派我到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工作，我没有去，以后随他去汾阳。

八月初，蒋、吉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地传到汾阳来，冯玉样将军知道我是吉鸿昌的老部下和我与吉之间的良好关系，派我去河南看看情况，并嘱咐我几点：你去河南要以你个人名义出现，吉鸿昌若问你从哪里来，可以说由山西汾阳来。

吉鸿昌若问到我对河南紧张局势的看法时，你说我的看法只有两句话，一句话是蒋介石是流氓头子，不讲信义，不可以共事；一句话是要想救国救民，非走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不可。冯先生派我去看吉鸿昌，是吉脱离第二集团军以后，冯所采取的主动行动。

这个行动既是对吉的关怀，也与抗日反蒋救国密切相关，我认为很重要，当即向冯表示愿意完成这个任务。

我接受任务后，从山西绕道南京，在二十二路办事处取得了一张护照，经汉口转信阳到了潢川。这时冷欣去南京表面上做吉、蒋的调解工作，实际是去领取旨意。他竭力企图使吉鸿昌离开部队，而吉鸿昌则从未动摇过离开部队的决心。

我到二十二路的当天晚上，吉鸿昌找我谈话，我们见面之后，谈了些我的学习情况，随后又问我从何处来？我答由山西汾阳来。几年不见面，不断的惦记着，并听说这里情况很紧张，特来看看你。

我说完后，他大概体会到我是冯先生派来的，很久的时间没有发言。又谈一些别的话以后，吉鸿昌问我：“冯先生在汾阳很好吧？”我说：“很好，他对这里情况也感到不安。”“你来时冯先生有嘱咐的话吗？”随后我就把冯先生的两句话转告他。

他沉默一会说：“很对。”这时候已经很晚了，他让我去休息，告诉我换上军服。如冷参议回来，不可与他多接近。八月中旬末，有一天，吉找我谈话，派我到商城徐花荣旅长防地去看看苏区活动情况，并秘密指示我设法与苏区取得联系。

我接受任务后，由一个骑兵排把我护送到商城，徐旅长本是我在绥远都统署手枪队任班长时的排长，我们关系很好，他给我谈了不少关于二十二路以往的事情，同时也给我介绍了苏区的情况，我就住在他的司令部里秘密地想法子找关系。

蒋介石虽然对吉鸿昌部施加经济压力，并调兵遣将予以吓唬，但始终未敢采取断然手段。这一方面是因为二十二路战斗力强，吉鸿昌敢于抵抗，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二十二路的防区商城、潢川等县与苏区毗连，蒋军若压力过大，就可能逼得吉鸿昌率部投奔苏区，这样不但解决不了二十二路部队，反而增加了苏区的力量。

所以这个时期，蒋、吉之间的关系虽然紧张，但蒋介石因有所顾虑，不敢轻举妄动，从而形成了蒋、吉之间的僵持状态。

8月底左右，徐花荣旅长由潢川开会回商城后告诉我：“吉总指挥接受了冷参议由南京带回的出国视察的新任务，他已离开部队，由冷参议陪同去上海，请你也去上海。”

我闻之深为愕然，细心揣摩，这时候军事没有变化，出国视察明明是个阴谋，吉鸿昌为什么接受丢掉军职去出国视察呢？据我以后了解，他离开部队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是与苏区没有取得联系，形成腹背受敌的孤立，处境危殆。

第二是敌我兵力相差悬殊，并且没有外援，如蒋介石发动进攻，会使二十二路受到很大损失。

第三是二十二路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如对蒋介石的军队进行抵抗，肯定会出现内部分裂。这个问题在八月下旬吉鸿昌为了说明当时与国民党中央矛盾的情况所召集的旅长会议上，表现得很明显。

虽然当时三十师的旅长们不同意吉鸿昌出国视察，但是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却装病没有出席，该师的旅长们在会上也没有表明态度，这使吉鸿昌深感部队有分裂危险。第四，蒋介石虽然不讲信义，但吉对他提出的条件还多少寄以希望。

由于上述的原因，尤其第三个原因，使吉鸿昌接受了和平离开部队的条件。

其条件是：吉鸿昌以政府名义出国考察；二十二路的番号和人事不加更动，总指挥由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李鸣钟暂代；吉鸿昌回国后仍可回部队工作；拨给考察旅费十万元。

这些条件是经蒋介石确定由冷欣带回来的。但是言犹在耳，吉鸿昌刚刚出国，蒋就把二十二路的番号撤销，缩编为军，被收买的张印湘升任军长。出国考察旅费只拨给六万元。

张印湘在吉鸿昌出国后，因为他逼使吉鸿昌离开部队有功，升任军长。1932年夏，吉鸿昌率三十师（当时只集结起来一个团）准备在宋埠起义时，他迅即由汉口赶来亲率三十一师部队驱走了吉鸿昌，把跟随吉鸿昌工作的燕鸿甲逮捕。燕坚强不屈，被剥皮处死。

张印湘对蒋介石虽然效尽了犬马之劳，但以后由于他与蒋记嫡系闹矛盾，被定上反抗中央的罪名，为蒋介石所杀。

吉鸿昌八月底离开部队，由冷欣监视陪同去上海准备出国。我于九月九、十号到上海，吉鸿昌住一品香饭店，我住大中华饭店，我们住处相距不远，我每天去一品香饭店，在吉的随从副官牛健忠房间等机会，但都因国民党政府参议常小川等监视很严，无法与吉接近。

一直等到九月二十日，即“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下午，乘常小川等外出之机，我才与吉鸿昌谈了约两小时。我首先汇报了去商城的经过，随即问他：现在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你可否请示不出国视察，率部队抗日呢？

当时他告诉我：“我也是这样想法，经常小川参议请示南京没获准。”他又告诉我：“蒋介石对外卖国求荣，对内镇压革命力量和排除异己，打不完的内战，招来外患，真该万死。”

我又对他说：蒋介石应对丧权辱国的“九·一八”事变负责，我想国人不会原谅他，时局会有新的变化，你可利用变化之机回部队去，这样有利于斗争。

他又说：“现在他们监视很严，况且是23日的船期，时间太仓促了。”我随即建议：“你是否以吃泻药装病，退了船票，以后再计划第二步的行动。”

他想了想告我：“既然已离开部队，出国看看再说吧！如时局有变化我立即回来。”

我也体会到他被劫持不得不出国的苦衷，就再没有说别的话。他嘱咐我仍回山西冯先生处，并说：“你对这里情况很了解，你向冯先生汇报吧！”最后他又说了一句话：“国难当头，报国有期；蒋贼不灭，革命不息。”

9月23日的雨后上海，天气清朗，阵阵秋风由黄浦江上吹来，也有些凉意。下午二时，我们到江边为吉鸿昌送行，祝他一路平安，早日回国杀敌。

我于9月24日离开上海乘火车去山西，九月底到达汾阳，当即去峪道河见冯玉祥先生，汇报了吉鸿昌出国视察的内幕和情况，冯先生哀叹了一声，良久不言，最后恨恨地大声说道：“蒋介石，历史不会饶恕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