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五千年是所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说法，但在1921年仰韶文化被考古发现之前，这种说法多少有点“误打误撞”的成分。

我国古代的史书虽然记载了不同朝代的史迹，但涉及上古时期的历史却绝少记载年数，这就导致了我们只能模糊地知道国家文明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但至于三皇五帝究竟何年何月，不得而知。

到春秋战国之时，随着儒、墨两家学说传播的影响，黄帝从五帝传说中脱颖而出，被诸子百家共同奉为最古的“人王”，这便是人文初祖的由来。

司马迁著《史记》时，也把黄帝列为五帝之首，视作国家的开端，但同时也解释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这说明，关于黄帝年数的说法，各家差异实在太大，没有办法确信。

此后历朝历代，都有人试图推算出黄帝的生存年代，进而得出华夏究竟起源于何时。比如西汉元凤三年（公元前78），一个叫单安国的人推算“自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将黄帝生存年代设定在了公元前3706年。

西晋的皇甫谧认为尧以上共有五帝，历时341年。北宋的数学家邵雍算出尧元年为甲辰年（公元前2357年），加上五帝延续的341年，推算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

皇甫谧并不是专业的史学家，他的主业是研究针灸。同样，邵雍的主业是研究哲学，他们对于黄帝生存年代的考证，并没有实锤的依据能够佐证，仅能算作是一家之言。

但进入20世纪以后，刘师培、宋教仁等革命先驱出于排满反清的政治需要，号召民众弃用清帝年号，转而改用黄帝纪年，并采信皇甫谧和邵雍先后对黄帝生存年的考证，把1905年定为中国开国4603年。

辛亥革命成功后，将1912年1月1日这天定为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从此，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说法就广泛传播开来。

没想到的是，这个政治性远大于科学性的“五千年”说法，居然和后来的考古发现不谋而合。

1921年，仰韶文化遗址在河南渑池县被发现，初步判定为新石器时代一处大型聚落，开启了以地下文物来印证和补充中国史书记载的新篇章，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

仰韶文化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其主要特征是影响范围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呈现出农耕和定居特色，出现了发达的手工业，这也就意味着先民们已经脱离了原始社会的茹毛饮血状态，开始步入有社会组织的文明阶段。

其中，到仰韶文化中晚期，也就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时，陕西关中和河南三门峡一带，先后出现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原本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同异各半的地方文化变种，开始趋于统一。

尤其是庙底沟类型的分布范围，同史书记载的黄帝版图“东至于海……西至崆峒……南至江……北极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高度契合。

这也就意味着，在距今500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华夏大地的确已经出现了以部落联合为组织形式的文化共同体，虽然还不能准确地判定为国家文明，但也步入了文明的范畴。

那么古人对黄帝生存年代的判定，也就得到了考古的佐证。当然，这里所说的黄帝，并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共同称谓。

春秋时期就曾流传有“黄帝三百年的说法”，有人曾问孔子：黄帝究竟什么人，怎么会有三百年寿命？对此，孔子的解释可谓精辟：“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在孔子的眼中，所谓的黄帝三百年，其实是黄帝及其所在部族对华夏的影响力持续了三百年，期间可能经历了数代人，他们的共同代号都叫黄帝。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始年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如果我们加上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黄帝至禹，为世三十”（每一世30年），那么黄帝的生出年代同样指向了公元前3000年这个节点。

所以，从宏观角度来讲，黄帝距今5000年，开创了华夏文明治世之先河的说法，并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的是，距今5000年指的是文明史，而文化史则还要上溯到近10000年左右。比如仰韶文化的源头贾湖文化距今超过了8000年，发现了原始文字；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的古城距今超过6000年；距今6000年的红山文化，有高度发达的制玉工艺。

文明和文化的区别在于，后者以血缘为纽带，只零星出现文明要素（城市、文字、复杂宗教礼仪、社会分化）的其中之一，而前者却突破了血缘壁垒，综合了诸多文明要素，呈现广泛的影响力和内部统一性。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浙江良渚文明。

环钱塘江分布的浙江良渚文明，距今5300年，相比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良渚呈现出的面貌不仅有中国同时代规模最大的城址、水利设施，而且有着统一的精神信仰、分等级的墓地、原始刻画符号（早期文字）。

故而，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将良渚定义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长江下游，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

由此，良渚成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

但是，既然黄帝被视作华夏人文初祖，他的事迹和生存年代又和距今5000年黄河流域的诸多考古学文化类型相契合，那么又该如何解释比黄帝还要早300年的良渚文明呢？

这里就产生矛盾点：或者黄帝只能算作黄河流域人文初祖，而不包含广袤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或者黄帝本身就出自良渚，随着良渚文化的北进，继而被黄河流域诸多文化族群所接收和吸收，成为华夏共祖；又或者黄帝原本就不存在，是春秋时人杜撰出来的。

依据现有的证据，我们的确无法直接证明黄帝的存在，但同样也没有证据能否定黄帝的存在。

不过，古人对黄帝以及早于黄帝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的事迹描述，完全符合人类社会从筑巢、用火再到定居农业的文明演进脉络，包括黄帝的诸多历史贡献，也与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文化面貌契合。

这说明，古人对包括黄帝在内的始祖的文化记忆，有着真实的素地，而不可能是凭空杜撰出来的。

那么，良渚对于黄帝，又该作何解释呢？

上海材料研究所一位长期从事工科研究的学者金宇飞提出了脑洞大开的猜想，他认为：对比黄帝时期的九州图，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分布于冀、豫、梁、雍四州）、大汶口文化（分布于青、徐、兖三州）、屈家岭文化（分布于荆州）、良渚文化（分布于扬州），这些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刚好位于各州。

据此，他推测：冀州（小河沿文化）、豫州（庙底沟二期文化）、荆州（屈家岭文化）、扬州（良渚文化）、青州和徐州（大汶口文化）等州之主或氏族首领皆曾为黄帝，所以这些州的氏族后裔当然就是黄帝子孙了。

那么这种脑洞大开的推测，有没有道理呢？

首先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一推测的确很靠谱。比如史书中记载的黄帝名号分别有：公孙氏、有熊氏、缙云氏、归藏氏、帝鸿氏、帝轩氏，他的子孙又分别衍生出金天氏、帝魁氏、青阳氏。

而黄帝的居所，也分别有河北涿鹿、河南新郑、山东曲阜、甘肃天水、浙江丽水，葬地又有陕北桥山、湖南黄陵等，可以说，黄帝的足迹的确遍及九州。

其次从考古发现来看，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共同形成了独特的玉文化共同精神信仰。

自距今6000年的辽河红山文化起，经安徽凌家滩、浙江良渚再到龙山文化时代的甘肃齐家、陕西石峁、山西陶寺、湖北石家河，遍及华夏大地的广袤地区，无论是生产工具、兵器还是宗教信仰用具，都呈现于浓郁的尙玉风格，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玉文化，并影响至今。

这种上层信仰的偏好，绝非是简单的文化交流或者贸易所能实现的，而是有着深层次的精神和文化认同，其中必然有某支核心族群通过迁徙或战争施加了影响，暗合了“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传说。

结合“神农之时，以石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的说法，就会发现，这恰恰是人类社会从石器到玉石器再到青铜器运用的文明发展脉络。而黄帝刚好处于从石器（包括玉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关键阶段。

如果把“黄帝”当作是一个文化族群的标志，那么这个族群起自红山文化，南下影响了良渚，之后又驱动良渚文化北上，经大汶口文化区域进入中原，最终缔造了华夏共同体。

在这一过程中，黄帝的形象也逐渐被丰富，从最早的标志物，逐渐具象化到了部落族群，继而衍生为某个具体的人，将数百年当中发生的历史事件，都归总到了一个人身上。

所以，如果从黄帝实现“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来看，他的生存年代反而晚于良渚，如果从中华文明起源角度来看，起源于红山文化的黄帝要早于良渚，而受红山文化南下影响的良渚是黄帝文化圈形成的关键一环，最早形成国家文明的良渚在北上后，又反向将黄帝拓展为华夏共同祖先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