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我国的青铜文化，曾在古代文明史上谱写过极其辉煌的篇章。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青铜文化，也是相当发达的。

如宋代曾发现的三批青铜钟,解放前在寿县和长沙出土的一些东周时期的青铜器，以及寿县李三孤堆楚幽王墓的成批青铜器，已引起人们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发掘五千余座东周楚墓，出土大批青铜器；还发掘了湖北大冶铜绿山"、江西瑞昌铜岭和湖南麻阳等古矿冶遗址。

使人们对当时楚国的采矿和冶铜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并证明了当时的青铜器铸造与采矿、冶炼是分地进行的。

青铜器的装饰艺术，是与青铜文化的发生、发展、繁荣、衰落等不同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东周楚国青铜器的装饰艺术，在继承商周时期青铜器的装饰艺术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

它不仅在楚国各种质料装饰艺术中占有主要地位，也是我国东周时期青铜器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装饰纹样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装饰纹样，主要是在继承和发展商周时期青铜器装饰纹样的基础上，仿制于当时楚国漆器、陶器等器皿上优美的装饰纹样，取材于自然界和人类的社会生活。

并依据各类青铜器的用途与器皿造型，以及各个时期楚人的习俗与审美观点，在青铜器上装饰丰富多彩的纹样。它大致可以归纳为动物纹样、植物纹样、自然景象、几何纹样和社会生活场面等五类。

青铜器上动物形象的装饰纹样，主要有龙纹、蟠龙纹、鸟首龙纹、夔纹、蛇、虎、蝎虎、麒麟、水牛、独角犀、骆驼、鱼、变形凤纹、鸟纹、变形鸟纹、蟠虺纹、蟠螭纹、兽纹、婴餮纹、兽面纹、羽毛纹等等。

这类动物装饰纹样，主要是在器皿上采用范铸法制成的，也有一些用线刻、铸镶、镶嵌和金银错；其中大多数是阴线条刻划或范铸的凸线条的动物纹样，还有一些是线浮雕或高浮雕以及圆雕的动物纹样，并有少数是铜片制成的动物纹样，漆绘的动物纹样极少见。

东周时期楚国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如犀、龙、夔纹、虎、凤、鸟、蟠虺纹、兽纹、饕餮纹、兽面纹等等，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已可见到，只是因时代不同而纹样产生一定的变化。

例如商周青铜器上十分流行的饕餐纹，数量多，纹样繁复，而且式样变化多端；在东周楚国青铜器上的婴餮纹，不仅数量剧减，而且式样变化也较少。

如果说商周青铜器上装饰的龙、虎、凤、鸟等动物纹样多为平面写实纹样，那么，楚国青铜器上的这类装饰纹样，虽然还有一些是平面写实的。

但是已经出现了不少半浮雕与圆雕的纹样，而且诸如变形凤纹等纹样系变形夸张，显得更加变化多样。

楚国青铜器上装饰的动物纹样，因年代不同也有一定的发展变化，春秋中期的青铜器花纹比较简单，线条粗疏。

例如浙川下寺98号墓出土的一件青铜篮,盖顶与器身装饰的蟠虺纹线条粗疏，纹样也较规范而单一，篮耳铸作兽头状，但花纹较浅平。

春秋晚期的青铜器花纹较为繁缛，线条纤细俏丽，并出现多种花纹与高浮雕。以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的七件王子午鼎为例，盖顶饰两周纤细流利的蟠螭纹。

鼎腹与耳上均浮雕蟠虺纹、窃曲纹和重环纹等纹样，折腹处饰六个怪兽，怪兽的双角以两条夔龙蟠绕卷曲而成，每条夔龙的腰部和尾上还用两个婴餮面作装饰，鼎腿上部系浮雕的兽面。

战国早期，是楚国青铜器装饰各种动物纹样的鼎盛时期，它的花纹变化可大致归纳为两大类：一是装饰的动物纹样非常粗犷醒目，有的还用镶嵌绿松石或红铜片增加对比色以突出动物纹样。

例如曾侯乙墓盥缶腹部的鸟首龙纹，即是用红铜片铸镶的，纹样十分醒目美观。二是装饰的动物纹样更加繁缛多变，即在动物的头部和身上加饰其它花纹，或由单个动物纹样组成其它图案，以增加变化和增强美感。

曾侯乙墓的C型铜鼎(102号)盖上的单体蟠螭纹，就是在螭纹的头加饰圆圈纹和圆蜷纹，螭纹的身上加饰星点纹，使蟠螭纹不显单调而达到富于变化的艺术效果。

战国中晚期，青铜器上装饰动物纹样的数量与种类均明显地减少，它可能与当时楚国的漆器手工业的发展逐渐取代青铜器有关。

这个时期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与战国早期的动物纹样相比较，第一类纹样已极少见，第二类纹样仍然沿袭下来，而且圆雕动物纹样的数量较早期略有增加。

即在鼎、樽、孟等器皿的三足上部大多饰有兽面纹或婴餮纹，其间填饰云纹、点纹等纹样，江陵望山二号墓出土的一件铜樽的器身与盖上的变形凤纹,凤身上加饰卷云纹，使凤鸟形象更加繁缛美观。

时代相同的楚国青铜器，不仅装饰的动物纹样不尽相同，而且同一种动物纹样也有一定的差异，它使楚国的青铜器装饰艺术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风采。

仅以战国早期的蟠螭纹为例，既有单体与多体相互蟠绕之分，又有完整传统式与简化变形的蟠螭纹之别；表现手法也有平面阴线浅刻与浮雕之异。

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在大多数楚国青铜器上是以这类动物纹样作为主要的装饰纹样，周边以绚纹和几何纹样等作为衬托。

战国中晚期，只有少数的青铜器仍以它作为主要装饰纹样，而大多数青铜器则以素面或饰以弦纹等为主，而在盖钮与足上或附耳上饰以圆雕动物纹样，只起烘托作用。

植物纹样

楚国青铜器装饰的植物纹样，主要有四叶纹、卷叶纹、蕉叶纹、花叶纹、叶脉纹、花朵形纹和花瓣纹等等。

这些纹样，大多数是青铜器皿表面与铜镜背面的花纹，少数为浮雕花纹，绝大部分都是凹、凸线条的植物纹样，尚未见到漆绘的植物纹样。

商周青铜器的装饰纹样中，除山夔纹组成的蕉叶纹之外，其余的植物纹样未见。楚国青铜器的植物纹样在商周时期的基础上有一定发展。

它不仅纹样较商周时代多，而且表现手法也由单纯的凹线条模印范铸法发展为浅浮雕与凹、凸线条模印范铸法等。

这类纹样目前发现较少，在春秋时期主要是蕉叶纹、卷叶纹和花瓣纹等为主，战国时期逐渐增多，并以花朵形纹、花叶纹、叶脉纹和四叶纹等较为多见。

由于这类纹样的数量较少，因而同一时期相同纹样的差异并不十分清楚。当然，楚国青铜器上的植物纹样，主要还只是起衬托动物纹样等装饰纹样的作用，极个别亦作为主要的装饰纹样。

几何纹样

几何纹的装饰纹样，在东周楚国青铜器上主要有菱形纹、"T"形纹、三角形纹、圆点纹、圆圈纹、圆卷纹、星点纹、弦纹、S形纹和几何纹等等。

这些纹样大多饰于楚国青铜器皿的表面，其中只有极少数为半浮雕花纹，大部分都是凹、山线条几何纹样，而且尚未见到漆绘的花纹。

在商周青铜器装饰纹样中，也有一些圆圈纹、点纹和S形纹等纹样，但数量不太多，而其它的几何纹样未见或极少。楚国的几何纹样已较常见，纹样的种类与表现手法，都较商周时期又有一定的发展。

楚国青铜器的几何纹样，因年代的差异而不同，纹样也有一定的变化，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儿何纹样不断增多。例如菱形纹、"T"形纹、星点纹、三角形纹和弦纹等。

春秋时期少见，而战国时期却较常见，而且在战国中期以后出现了以弦纹等几何纹样作为青铜器的主体纹样。

圆点纹和圆涡纹等纹样，因年代的差异同一种纹样也有一些变化，其中圆涡纹在春秋时期较为繁复，而战国早中期则较为简化。

在春秋晚期的圆点纹多为平面，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一些半浮雕的圆点纹。这些由点、线、面组成的儿何纹样，同种纹样在同一时期的变化多样，也是这个时期楚国铜器装饰纹样的一个特点。

当然，东周时期楚国青铜器上的几何纹样，大多仅仅作为其他纹样的烘托，只有战国中期以后弦纹才作为一些铜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还有羽状纹地菱形纹铜镜，则是以菱形纹作为主体装饰纹样，而以羽状纹予以衬托。

自然景象

东周楚国青铜器上自然景象的装饰纹样，主要有云纹、绚纹、重环纹、瓦楞纹、卷云纹、三角形云纹、勾连云纹、雷纹和山字纹等等。

这些纹样大多饰于青铜器皿的表面，而且多为凹凸线条的花纹，少数系半浮雕纹样与漆绘纹样。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不乏云纹、绚纹、重环纹、瓦楞纹、卷云纹和雷纹等装饰纹样，但数量与种类都不如东周楚国青铜器的装饰纹样多，而且绝大多数只是凹凸线条的纹样，表现手法也不及楚国青铜器之多。

楚国青铜器上的这些自然景象纹样，在春秋战国的各个不同时期也有一定的发展变化。春秋时期，绚纹、重环纹、瓦楞纹、雷纹和卷云纹较多见；战国时期，上述纹样已不见或极少见。

并出现了勾连云纹、三角形云纹、山字纹等纹样。而且同一种纹样因时间的差异也不尽相同。例如纹，春秋时期至战国早期较为繁复，而战国中晚期却较为简单。

那么，同一时期的某种纹样，是否也有变化?从初步观察分析，楚国匠师们在这方面也是加以巧妙设计与制作的。

例如山字纹，既有肥瘦之异，又有山字角度倾斜度大小之别，更有将山字一边延长与相邻山字的底边相接的。同时，以山字作为主纹，其底纹也是多种多样的，使山字主纹变化多端。

结语

楚国青铜器的社会生活场面装饰纹样，发现的数量不多，可以大致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圆雕刻的，主要有1966'年江陵望山二号墓(同)和荆门后港楚墓各出土一件人骑骆铜灯(,以及包山二号墓发现二件铜人擎灯,造型别致，形象栩栩如生，装饰艺术效果特佳。

另一类是阴线刻划纹饰，例如1954年长沙黄泥坑五号墓出土的一件铜画",已残缺，但内底刻划的花纹主要有人物以及鱼、鸟、树、烽火等守,场面相当宏大，其内容类似辉县赵固一号基出土的铜些刻钞的“大菟礼”图。

在战国时期，楚国青铜礼函铜西上装饰这种反映礼仪活动的画而，而‘刻划花纹细若毫发，反映了当时楚国的青铜装饰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黄《尊古斋所见占金图》。

2. 刘节：《楚器图释》,北平图书馆，1935年

3. 南承作：《长沙古物阳见记》,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9年。

4. 李景聃：《寿县楚草调查报告》,《田野考古报告》册，1936年；勉文物展览会：;

5. 《楚文物展览图录》,北京历史博物馆；邓峙一：《李品仙盗掘楚王草亲历记》,《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60年6月。

6. 钢绿山考古发掘队：《湖北铜绿山不秋战国古矿井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2期

7. 黄石市博物馆：《湖北铜绿山春秋时期炼铜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