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喻大华讲咸丰是怎样一位皇帝（11）

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侵略权益，为了进一步奴役、控制中国，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是怎样爆发的？

被英法联军俘虏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有着怎样的孤独与无奈？他的悲剧命运是怎样铸成的？

令咸丰帝痛心疾首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到底有哪些苛刻的条款呢？对这些条款，我们该怎样解读呢？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历是1858年1月27日，咸丰帝接到一封来自广州的紧急奏报，拆开一看，原来是广州将军向他报告英国军队攻入广州，掳走了两广总督叶名琛。国家封疆大吏做了外国人的俘虏，真是前所未闻，咸丰帝惊得目瞪口呆。他既惊讶于事态的严重，又困惑于时局的急转直下，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这场战争爆发于咸丰六年，到此时战争已经进行一年多了，咸丰帝居然对这场战争还不十分了解。

这场战争是怎样爆发的，叶名琛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早在道光年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战胜中国，迫使清朝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向英国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逐渐发现当年鸦片战争结束得过于草率，很多问题并未解决。

首先，根据《南京条约》虽然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但这些口岸都集中在南方，中国北方并没有开放。其次，当年因为中国禁毒而发动鸦片战争，但战争的胜利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禁毒政策，毒品交易依然要通过走私来进行。虽然清政府的海关官员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堂堂的大英帝国臣民总干偷偷摸摸的走私勾当，自我感觉不大体面。最后，英国人希望派公使常驻北京，建立起符合西方规范的中英关系，但结果是别说公使进京，连广州都进不去，英国驻华公使只好住在香港，有事跟两广总督联系，然后再由两广总督转奏皇上。由于广州跟北京之间隔着万水千山，奏折递到北京再批回广州一般需要三个月。更严重的是，咸丰帝继位以来，忙于镇压太平天国，根本没兴趣处理"夷务"，英国公使向两广总督提出要求后，全都石沉大海。英国公使急得抓耳挠腮，颇有一种控诉无门的感觉，时间一长，都有点儿怀疑：自己在当年的鸦片战争中是战胜国吗？（哈哈哈哈）

怎么办？中英关系的现状是由《南京条约》规定的，更何况《南京条约》的中英文本均是英国人自己拟的，英国人不能不认账。改变这一现状的唯一希望就是征得清政府的同意，修改条约。

英国人也知道，国际条约是法律文件，不能单方面想修改就修改，但他们手中有一个法宝﹣﹣修约的依据。原来，在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不仅与英国签订了条约，还跟美国等其他国家签订了条约，在与美国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这本来是给美国的特权，但当时清政府对英国人承诺："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所以，英国政府感觉自己也以依据这一待遇提出修约的要求，于是，指示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向两广总督叶名琛交涉。

包令

接到指示的包令十分为难，因为当年清政府承诺可以享受"一体均沾"利益的是"英人"，而不是"英国政府"，修改条约完全是政府行为，按说英国政府是不应该享有修约的特权的，当然，这点可以通过强词夺理来达到目的，但最令人头疼的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包令看来，叶名琛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而且非常固执的对手，一想到要跟叶名琛交涉，包令一点儿信心也没有。

叶名琛生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字昆臣，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道光二十八年任广东巡抚，咸丰二年升任两广总督，除了两广总督以外，他还有一个头衔﹣﹣通商大臣，负责中外交涉。

在中国近代史上，叶名琛是个曾被忽视的人物。其实，他是道光皇帝晚年最为器重的封疆大吏之一，在咸丰初年，更被皇帝寄予厚望。自道光中期以来，广州成了跟洋人打交道的"是非之地",从林则徐开始，邓廷桢、琦善、耆英接连在这个职位上栽跟头，但叶名琛从广东巡抚起家，做到两广总督，干了将近十年，拥有一等男爵、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等头衔，地位稳固不摇。

叶名琛确有过人之处，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善于理财，且学问非常好；作为一个文官，却敢于严刑峻法，镇压各地起义，杀人如麻。在广西乱成一锅粥的情况下，他硬是把广东给镇住了，并且为国家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经济支持，每年都能提供上百万的军饷。当然，叶名琛能在两广这个"是非之地"站住脚，更主要的是他能"搞定"英国人。

叶名琛

叶名琛担任两广总督，兼管当时中国的外交事务，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他"搞定"英国人的办法主要有：

第一，外国人求见，找各种借口不跟外国人见面。比如装病（他身体不错，只能装肚子疼一类的小病），比如装工作忙（确实忙），装作下属疏忽没有转告他（双簧苦肉计），总之，尽量把外国人会面的请求拖"黄"。只要不见外国人，这个"外交"自然就好办了。

第二，实在拖不过去，跟外国人交涉态度要温和，显示泱泱大国对蛮荒夷人的重视，这样一来，外国人受宠若惊，就好说话了。

第三，原则问题绝不让步，尽量直截了当地拒绝外国人的要求。当然，要让外国人体谅自己的苦衷，强调这是皇帝的立场，百姓的民心，等等，然后略施小计，比如用最慢的速度向皇帝请示，或者指使地方绅士领头示威游行，配合他的交涉。靠着这些手段，他已经化解了很多中英纠纷。英国人一提叶名琛，立刻没了脾气。

其实，叶名琛如此办外交也是出于无奈。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在鸦片战争中被打碎，但统治者头脑中的那个"关"还紧闭着，如何处理新时代的中外关系，最高统治者并没有确立个方针政策。在地方官看来，跟洋人打交道很危险，不能强硬，林则徐的下场明摆着；也不能软弱，琦善的下场也明摆着。怎么才能不软不硬呢？于是，就拿外国人当球踢（哈哈哈哈）。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这个办法暂时也能见效。比如中国人拒绝别人，往往和气地说"这件事再说吧"，或者说"研究研究"，其实就是拉倒了的意思，但外国人心眼实，三天两头来打听"研究"的结果，叶名琛百问不烦，一律笑脸相迎，研究研究，一两年过去了，英国人也失去了再来打听"研究结果"的勇气了（哈哈哈哈）。

此时的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受命硬着头皮向叶名琛交涉。包令知道，叶名琛不是工作忙就是"肚子疼"，轻易不会见他，所以，咸丰四年三月底，他书面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了修约的要求。希望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拿今天的标准衡量，前两点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尤其是贩毒合法的要求简直挑战了道德的底线，最后一点是强调建立一种新的国家交往体制，是可以接受的，但当时的清政府不这样认为。

果然，包令在叶名琛那里吃了闭门羹。叶名琛虽然回了个很长的照会，经过翻译才发现说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修约要求根本就没提，连"研究研究"的意思都没有。包令一点儿也不意外，他索性不理叶名琛了，直接乘船前往上海，要跟两江当局谈判，但两江当局表示中国的"夷务"全由两广总督处理，他们无权过问。无奈，包令又乘船前往天津，这回直隶当局仅派了个负责盐务的官员跟英国人周旋。无论是直隶当局，还是咸丰皇帝，立场都是明确的，天津不是通商口岸，不对外国人开放，你们来到天津本身就是违背条约的举动，至于中外交涉，一律在广州进行。现在中国人反而成了《南京条约》的坚定维护者，英国人自己也感觉不那么理直气壮，只好回到了广州。于是，皮球又踢到了叶名琛的脚下。

此时的咸丰帝为交涉确定了基本原则，根据《清文宗实录》记载，咸丰帝指示：《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虽然有12年后可以修改条约的承诺，但只能做枝节的修改，现在英国所提出的修改内容一律不批准，此后中国沿海地方官除了两广总督以外，一律不与外国人接触。在确定了这个原则后，咸丰帝又命令叶名琛必须把英国人"搞定"，免得他们到处"上访"。(《清文宗实录》卷202，成丰六年六月丁未）

叶名琛这回当真了，与英国人频繁照会，彼此交涉了半年，但结果是连谈判地点都还没有取得一致。英国人希望前往广州城谈判，叶名琛坚持在虎门等城外谈判。您看，叶名琛连广州城都不让英国人进，英国人能对谈判结果抱希望吗？

转眼到了咸丰六年，此时要求修约的不仅有英国，法国、美国也加入进来了，但修约谈判依然没有取得进展。英国人终于失去耐心了，他们决定发动一场侵略战争，当务之急是找借口，这个借口到哪儿去找呢？

咸丰六年九月初十上午八点，广东水师根据货主的举报，搜查了停泊于海珠炮台附近的一艘名为"亚罗号"的小划艇，拘捕了12名涉嫌从事海盗的中国水手。然而，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突然登上水师巡逻船，声称"亚罗号"是一艘英国船，中方无权登船搜查，更不能扯落英国国旗，要求立即把犯罪嫌疑人交给他带走，然后向他道歉。广东水师十分强硬，给了巴夏礼一顿痛骂之后把他撵下了船。据巴夏礼说，在被撵下船的过程中，一名水师士兵还打了他一记耳光。

巴夏礼

于是，巴夏礼前去向包令告状。包令很快查明"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过，但事发时登记刚刚过期，已经不归英国管辖了。至于扯落英国国旗一事，扑朔迷离，难以证实，中方在自己领海上行使主权应无疑义。但包令隐瞒了事实，颠倒黑白，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放人、道歉的要求。

叶名琛拒绝道歉，反复强调并无扯落旗帜的事实。英国人发布了最后通牒，限叶名琛在规定时间内公开道歉。期限已到，叶名琛只答应释放犯罪嫌疑人，于是，英国方面拒绝接受，驻扎在香港的英军奉命发起攻击，九月二十五日，英军攻击珠江沿岸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实际上已经爆发了。

战争就这样打起来了，英军炮轰广州城，连续扫除周围据点，甚至一度占领了广州，清军根本没有还手的能力。但这时投入军事行动的英军仅仅是香港守军，人数少，不可能给清政府造成更大的打击。虽然广州清军连吃败仗，但英军也没有保持胜利成果，往往是今天占领一个据点，后天就自动放弃了，战斗进行得时断时续，并且一边打仗，一边要求叶名琛跟他们谈判。

叶名琛并没有被英国人吓倒，他编练团练，悬赏杀敌，号召民众起来抗英，与英国人长期周旋。叶名琛估计英国人会顾忌在广州的商务利益，不大可能破釜沉舟。而当他向皇帝汇报的时候，时局的严重性又被进一步弱化了，并且虚构了一些战绩。中国地方官对皇帝普遍不说真话，广州与北京隔着万水千山，加上咸丰帝十分信任叶名琛，自然不了解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真实情况。咸丰帝知道在广州中英之间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但战局依然在叶名琛的掌控之中。此时，咸丰帝的目光被长江流域的战事所吸引，他顾不上广州。

然而，时间到了咸丰七年，形势格外严峻起来。这年春天，英国政府已经下定了对华开战的决心，为此调兵遣将，而且，法国也加入了英国的对华军事行动。

法国人凭什么加入第二次鸦片战争？原来，法国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广州的局势，企图趁火打劫，他们以咸丰六年发生的"西林教案"为借口，决定参加对华战争。

所谓"西林教案"是这样的，有一位叫马赖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偷偷到广西西林传教，胡作非为，被当地地官逮捕后处死。按说当时外国传教士只能在通商口岸传教，无权进入内地，马赖违约在先。不过，按当时中国给予法国的"领事裁判权"的规定，清政府也无权追究马赖的责任，应送交法国驻华领事处理。结果，此案成了一笔糊涂账，中国地方官自然极力否认辩解，法国政府交涉不成，决定参加英国的对华军事行动，打击中国，以获取利益。

法国天主传教士马赖

英国任命了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法国任命葛罗为全权代表，两国派海陆军来华。

咸丰七年十一月上旬，英法联军封锁广州，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叶名琛一再拒绝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十一月十三日，英法联军向广州发起了总攻击。广州清军抵抗一日，次日广州陷落。广州很多官员、绅士建议叶名琛议和，叶名琛拒不答应。英国人恨透了叶名琛，满城搜捕，叶名琛也不躲避，最后被英国人逮捕，押往英舰。

叶名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他长期背负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责。据《清文宗实录》记载，咸丰帝痛斥他"刚愎自用，办理乖谬，以致夷人激忿……既不能驾驭夷人，复不能激励乡团，动其公忿，以致大伤国体，实堪痛恨"。(《清文宗实录》卷242，咸丰七年十二月乙丑）革了叶名琛的职。广州人也讥讽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清史稿》卷394，列传181)

其实，叶名琛不是"不战"，是战而不胜；不是"不和"，而是不妥协而已；不是"不守"，而是守不住；他也不是"不死",他被押上英国军舰之后，依然保持着天朝大臣的高傲，英国人也没有虐待他。据说他有一个异想天开的打算﹣﹣趁机跟英国军舰到英国，找女王陛下评理，控诉英国无端挑衅。然而，他最终发现英国军舰驶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面见英国女王的打算落空了。

咸丰九年初春，叶名琛在印度加尔各答绝食身亡，临终遗言说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至于不投降、不逃跑，那不正是值得后人赞叹的好品质吗？总之，一个按自己的思维生存了几千年的古老的大国要想融入世界的潮流，必然伴随着数不清的挫折和坎坷，叶名琛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

叶名琛成了替罪羊，他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咸丰帝再无依赖，只好赤膊上阵，站到了最前沿。

咸丰帝有什么好办法呢？他召集军机大臣商议对策，很快，形成了这样一个方针，然后指示两广当局执行：首先，与英国、法国人的战争要局限在广州，不得蔓延；其次，应该尽早通过和平的办法结束战争。怎样才能和平地结束战争呢？咸丰帝要求两广当局向英国人"剖辩曲直","宣示朕意，如该夷悔祸，退出省城，尚可宽其既往，以示怀柔"。最后，朝廷现在要兵没兵，要钱没钱，不能"等、靠、要"，应立足广东，自行解决兵力粮饷问题，如果英法联军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必须痛剿的话，建议"激励乡团，动其公忿"。总之，广东人民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利用当地人民的力量，将"该夷驱逐出城，使不敢轻视中国"。(《清文宗实录》卷242，咸丰七年十二月乙丑）

咸丰皇帝的旨意得到了除广东以外沿海各省督抚的普遍欢迎，他们一致认为，跟英国开战的仅仅是广州一地，其他各省必须维持和平。而两广当局则叫苦不迭，皇帝的旨意如何能够完成？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一点儿也没有新官上任那种豪迈，反而有一种末日临头的感觉。

不过，两广当局的难题被英法联军给解决了。英法联军经过研究，决定不在广州谈判，拟在上海或天津谈判。经过权衡试探，咸丰八年春，英法联军四艘兵舰驶抵白河口。

这下子咸丰帝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因为天津和北京相距很近，战略空间狭小，没有回旋的余地，不能诱敌深入，一旦开仗只能打阻击战，而沿途地势平坦，无险可守，阻击敌人的把握不大。更为严重的是，自打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来，漕运都改走海路，海运来的漕粮经过天津中转到北京，开战之后漕运必然受阻，北方的经济命脉将被切断，国家机器如何运转？咸丰帝被逼到了绝境。

咸丰帝简直红了眼睛，他咬紧牙关，命令直隶总督谭廷襄跟英法联军交涉，务必和平解决争端。尽管到了这个地步，咸丰帝依然不同意对英法联军作大的让步。总之，既不能开战端，又不能失国体，谭廷襄如何完成这个使命？他只好一方面跟英法联军周旋，时而强硬，时而哀求；另一方面，他寄希望于俄国的调停。

此时，俄国派代表来到天津，做出友好热心的姿态，实际上从中趁火打劫，连谭廷襄都看出来俄国人的居心叵测，但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明知是陷阱，他也得往下跳。

然而，英法联军却等不及了，他们知道，夏天中国北方有近一个月的雨季，天津一带地势低洼，道路泥泞，对军事行动极为不利，必须在此之前解决争端。于是，英法联军在咸丰八年四月初八(5月20日）上午十点悍然发动了对大沽炮台的攻击。

为了保卫首都北京，清政府曾下大力气经营大沽炮台，一共4座炮台有3000名军人驻守，炮台周围还有5000名清军形成拱卫策应之势，然而，仅仅打了大半天就失陷了，8000名清军最后尚能召集成军的不过2000人，伤亡情况未作统计；而英法联军投入攻击的不过2000兵力，伤亡仅89人。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之后，随即兵临天津城下，扬言如不签订条约立即兵发北京；而直隶总督谭廷襄干脆报告咸丰皇帝，目前局势一不能战，二不能守，只有一条路可走﹣﹣和。

怎么办？大沽炮台集中了北方守军的精锐，结果不堪一战，然而，如果屈辱求和，这口气实在咽不下，更严重的是，妥协的条款过于令人难堪。咸丰帝一面布置北京的防守，一面集思广益，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当时，统治集团中主战的呼声很高，很多官员联名上书皇帝，要求抗战，甚至警告皇帝勿信谗言，与主和官员激烈争辩。但是，应该承认，主战的言论大多出于一些不负责具体事务的御史言官之口，掌握地方军政权力的官员基本上都赞成妥协求和。当时，对皇帝影响最大的肃顺集团本来主张对外强硬，但现在也倾向主和了。肃顺集团的骨干郑亲王端华痛心地指出：战不难，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饷主要靠广州、上海的海关关税维持，一旦交战，海关关税化为乌有，靠什么维持几十万大军？再者，洋人一旦侵入长江，与太平天国联合，将如何对付？而且，一旦彻底决裂，中国将陷入英、美、法、俄各国的南北夹攻之中，何以立国？

应该承认，主战派说的大多是不切实际的空话，相比之下，主和派提出的交战的危险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且，肃顺集团对皇帝的影响力极大，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逐渐倾向于主和。此时的英法联军不耐烦了，他们要求清政府另派钦差大臣前来议和，否则就攻打北京。于是，咸丰帝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议和。

桂良

当时，咸丰帝认为英法联军提出的条件实在难以接受，如果接受跟亡国差不多，他要求桂良和花沙纳无论如何要为国家争得一丝生机，然而，无力还手的局面使桂良和花沙纳一筹莫展。面对气势汹汹的英法联军，他们祈求俄国、美国出面调停，首先跟俄国、美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奉送了大笔国家利益，得到甜头的俄国顾忌中国经受不住英法联军的打击，从而陷入分裂和混乱，也曾劝告英法联军见好就收，适可而止，但被拒绝。

怎么办？桂良和花沙纳向咸丰帝报告现在京津的形势是无兵无械，无险可守，国家内匪未靖，外患再起，一旦开战，就可能亡国。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十七日，桂良和花沙纳在天津的海光寺与英法联军的代表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七天之后，咸丰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批准了这些条约。

这个令咸丰帝丧魂落魄的条约究竟有哪些内容呢？

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内容达几十款之多，主要内容为：

花沙纳

1．外国公使常驻北京；

2．增开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3．允许外籍传教士入内地自由传教；

4．外国人可以前往内地游历、通商；

5．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

6．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7．对英赔款银400万两，对法赔款银200万两；

8．对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原则做进一步的细分和界定。

无疑，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其中包含着赔款、损害中国主权的内容，但对不平等的程度今人和古人看法并不一致。其中第1条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的规定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惯例，而且，当时英法两国承诺清政府的公使也可以驻扎伦敦、巴黎，然而，恰恰是这个今天普遍能接受的条款让咸丰帝产生了从此无法君临天下、无颜见列祖列宗的羞愧感，认为是最难以接受的条款，这是为什么呢？

今人难以理解咸丰帝的立场，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来自西方的国家间关系准则，但当这个准则最初伴随着大炮来到中国的时候，咸丰帝承受着多么大的屈辱！

这一准则的表象是国家间平等相处。当然，所谓平等仅仅是一种理念，国家分为大小强弱，不可能真正平等。但仅就这一平等的理念而言，清政府也不愿意接受。因为中国自古以来自称"天朝上国"，是世界万邦的"共主"，至少在东亚地区是这样；而且，中国自认为是文明国家，西方是野蛮之邦，现在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平礼相见，上千年的"天朝"观念崩溃了，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过程啊！

天津条约签约

不仅如此，在咸丰帝和士大夫看来，让这些野蛮之邦的"钦差大臣"驻扎北京，这简直意味着"天朝上国"从此处于蛮夷的"监管"状态，中国差不多成了西方列强的"属国"了。虽说中国也可以向西方国家派驻公使，这立即让人想到"苏武牧羊"，谁愿意到那个蛮荒之地去？更何况大清朝历来不干涉别国内政，根本没必要派使臣前往伦敦、巴黎。

当然，后来的历史表明，外国公使驻京并不意味着中国国际地位的矮化，但确实存在着列强进一步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签订《天津条约》时，一位英国代表就直率地说："中国政府，从远方不能驾驭，到了他的身边，他就驯顺多了。"所以，咸丰帝顾虑外国公使进京，也不能说是无病呻吟。

今人不要嘲笑古人的愚昧，我们的祖先两千年来一直这样看问题，并以此构建了东亚的国际体系，两千年的观念能很容易地转变吗？其实，当时不仅咸丰帝和中国的士大夫这样看待这一问题，连中国周边的属国也是如此看待公使进驻北京的问题，中国的威信因此一落千丈。

随着咸丰帝对《天津条约》的认可，英法联军陆续撤离了天津，但交涉还留一个尾巴：比如关税、鸦片贸易的合法化等技术性问题尚需讨论。咸丰帝指示前往上海谈判，总之，离得越远越好，而且，希望以中方大的让步换得英法两国放弃公使进京的条款。在咸丰八年冬，桂良等人跟英、法、美三国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意从此由英国人主管中国的海关事务，海关关税率定为5%，洋货销往内地再缴纳2.5％的"子口税"，这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关税中堪称最低。考虑到中国的巨大让步和无数次舌敝唇焦的交涉，英国人一度口头表示英国公使也可以不驻在北京，但英国人强调，明年必须在北京交换条约批准书，这点毫无商量的余地。

咸丰帝愤怒了，他一面大骂英国鬼子贪得无厌，一面下令重修大沽炮台，增设炮位，从吉林、黑龙江调集重兵，增援京津。然而，咸丰帝哪里能够想到，战争并没有结束，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创伤至今难以抚平，他的王朝以及他本人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怎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