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出道”，他是如何成为忽必烈的“高级幕僚”？

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传奇人物，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遍读经书，贯通三教，以过人之才脱颖于众，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他曾以僧人自居，辅佐元世祖建立元朝，在颁朝制、建礼乐、兴儒学、造都邑等国之大计上，立下卓越功勋，为开创元朝大一统格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还是一位得道高僧，宅心物外，一心向善，临终前精舍清修，端坐而逝。他，就是元朝开国第一重臣——刘秉忠。

元时期全图（网络图）

01隐退待时，得遇良师

刘秉忠（1216—1274），原名刘侃，字仲晦，法号子聪，祖籍瑞州（今江西省高安市）。秉忠出身世宦之家，其先祖曾侍辽国，曾祖父在金初任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节度副使，后归返瑞州，留一子于邢州，即刘秉忠的祖父刘泽，自此刘家便在邢州落地生根。1220年，蒙古军事统帅木华黎率兵攻克邢州，设立都元帅府，刘秉忠之父刘润投靠了木华黎，被推举为蒙古军都统，后来任顺德路（今河北省邢台市）长官录事，历巨鹿、内丘两县提领，颇有政绩。

刘秉忠自幼聪颖好学，风姿卓越出众，志气豪迈不羁。八岁入学，能日诵数百言。年十三被金朝召去都元帅府当人质。都元帅府是金朝最高的军事机构，刘秉忠虽为“质子”身份，却因祸得福，有幸结交到一些金廷的军事高官和要员。朝廷大员的指点江山，也在一定程度触动了这位少年郎的内心，刘秉忠的野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埋下了种子。十七岁时，刘秉忠凭借家族关系，担任邢台节度使府的令史，从事文字等杂务。1238年，二十三岁的刘秉忠不甘埋没于这些事务性的工作之中，叹曰：“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于是，他投笔而去，归隐于武安山，在那里博览群书，修学问道，天下事了如指掌。也正是在此时，刘秉忠遇到了邢州天宁寺住持虚照禅师，他爱惜刘秉忠的为人和才华，便收其为徒，赐号“子聪”。同年秋天，刘秉忠随师云游至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南堂寺。翌年（1239年），虚照禅师返归邢台，刘秉忠留居南堂寺，在那里讲经修行。

南堂寺 位于大同市新荣区拒墙乡拒墙堡东南。据现存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碑记载，“拒墙堡南堂寺，辽时创建，国初重修，或曰此平城四教之一也。”此寺庙在民国时期塌毁。南堂寺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面阔三间，南北长约15米，东西宽约26米，遗物丰富，其中最为惊艳的是南堂寺释迦大佛。该造像承续晚唐遗韵，身躯饱满，上半身偏长，胸阔肩宽，面相浑圆，肉髻低矮平缓，螺发中央有髻珠，衣纹简洁流畅，给人以伟岸端严之感。

南堂寺释迦大佛 辽代

通高3.2、须弥座高0.68米

大同市博物馆藏

02奉召出山，布衣谋士

1241年底，元太宗窝阔台汗去世，长子贵由远征未归，次年（1242年）由乃马真皇后临朝称制。当时，燕京大庆寿寺住持海云禅师应蒙古宗王忽必烈之约前往漠北和林藩邸觐见，途径云中南堂寺，为刘秉忠的堂堂仪表和博学多才所吸引，便邀请他同到和林谒见忽必烈亲王。忽必烈与刘秉忠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于是将子聪和尚挽留在府邸，让其担任执掌笔墨的书记并参与军政机要的谋划，时人称其“聪书记”。这是刘秉忠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

1249年，刘秉忠因父亲去世奔丧回家，待服丧期满，便受召还至和林。此时，刘秉忠预见忽必烈之兄蒙哥即将夺得汗位，便向忽必烈提出十四条安邦定国之策，劝他将来在协助蒙哥治理国政时，应当“采汉法，以儒治国；设学校，重人才；禁屠城，安定民；轻徭役，减赋税；兴水利，劝农桑。”其中“采汉法，以儒治国”是其治国理念的核心。

1251年，蒙哥即位。为了巩固统治，蒙哥命忽必烈南下中原，总领漠南汉地的军国庶事。忽必烈奉命由漠北南下，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界处的金莲川（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驻帐，并在此广招天下名士，逐渐汇聚了一批汉族儒士和官吏作为幕僚，建立了“金莲川幕府”。同时，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的建议，任命良吏张耕、刘肃等人治理当时最为混乱的邢州，通过安定秩序、安抚流民、教民稼穑，迅速恢复邢州的农业生产，以惠泽天下。忽必烈看到推行汉法的显著成效，便更加信任刘秉忠。第二年，忽必烈受命南征云南大理，刘秉忠随从左右，劝谏忽必烈征服天下容易，收服天下人心却难，告以“辅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严令全军“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此后，忽必烈率兵进攻南宋，刘秉忠也常劝不要妄杀无辜，使众多百姓免遭战祸。通过推行汉制、重用汉儒、不乱杀无辜等举措，使忽必烈在中原汉地赢得了民心，势力高涨，为元朝统一中国打下了根基。

03布局天下，千秋之功

“金莲川幕府”成立后，忽必烈在不出征时夏季驻留于金莲川，冬天则临时寻找避寒的地方居住。由于“金莲川幕府”的多数幕僚为汉族人，他们习惯于城市的定居生活，难以适应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为解决这一矛盾，忽必烈于1256年命刘秉忠在金莲川北面建造新城，置开平府。修建开平城，是忽必烈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拐点，不仅标志着蒙古族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而且使开平成为忽必烈统治汉地的政治中心，对于推进元朝的建立、统一中国的进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蒙哥死后的第二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城登基，建元“中统”。忽必烈即位后，命刘秉忠与儒者许衡参照旧典古制，颁布了一套新的官制。规定在朝廷设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枢密院掌管军务，御史台负责考核官员，同时中央还设置寺、监、卫、府等官署；地方设行省、行台、宣慰司、廉访司，以及路、府、州、县等机构；任用蒙汉旧臣及儒者文武人才为各级官员。这些制度表明忽必烈按照中原汉王朝的模式来统治自己的国家，推动了元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元大都的筹建和经营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1263年，忽必烈诏令升开平府为上都，并将元上都作为自己的统治中心。此时，刘秉忠为忽必烈帷幄筹谋已长达二十多年，“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澹然，不异平昔。自号藏春散人。”他保持着自己的僧人做派，不改僧服，不图名利，平日以诗赋词曲为乐，后有《藏春集》《平沙玉尺经》传世。这一年，翰林学士王鹗奏请对刘秉忠“正其衣冠，给以厚爵”，元世祖深以为然，诏令刘秉忠还俗，加封光禄大夫，位至太保，参与中书省事，将翰林学士窦默之女嫁他为妻，此后子聪改名刘秉忠。

《藏春集·卷四》（网络图）

刘秉忠入朝任职之后，更是以天下为己任，尽职尽责，建言献策，不仅参与制定了国家组织机构、官吏制度、朝纲礼仪等影响元朝及后世朝代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治国理念，还将元上都的众多设计理念运用到元大都的城市建设中，奠定了近代北京城的雏形。

1266年，忽必烈委任刘秉忠在燕京（今北京市）东北部规划营建新城。刘秉忠参照《周礼·考工记》中所载的“九经九纬”“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礼制，沿袭宋、金时期都城建设的基本模式，采用都城、皇城、宫城的三重布局结构，始营宫室、建宗庙。1271年，忽必烈接受刘秉忠奏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其领地更名为“大元”，这就是元王朝命名的由来，同时，改燕京为大都，实现了国家统治中心的南移。

元大都的建设充分借鉴和继承前代都城营建的理念，深度融合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精髓，创造了都城布局的崭新模式。它所形成的中轴线，表现出设计者对城市空间的精准把握、对皇权至上的无比尊崇、对现实社会的深入思考，成为北京中轴线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在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其亮点包括：设计科学、布局独特、规划合理，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独辟蹊径只开11门，街巷左右对称，宫殿前后起伏，传达出中正和谐、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

元大都平面图（网络图）

《元史·刘秉忠传》记载：“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可见，元朝从草创到定型，刘秉忠出谋划策，功不可没，是元朝名副其实的“总设计师”。1274年，刘秉忠急流勇退，随元世祖来到上都，请求在此静心修行，直至终老。三十余年的陪伴，至此画上了句号。同年八月，刘秉忠于城南南屏山趺坐入寂，享年59岁。

忽必烈闻讯后悲恸不已，下诏将刘秉忠安葬于大都，赠官太傅，封赵国公，谥号“文贞”。至元成宗时，又赠刘秉忠“推诚协谋同德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常山王。清钦定《四库全书》称刘秉忠“乘时应运，参赞经纶，以典章礼乐为先务，卒开一代治平”。

刘秉忠是学贯古今、融合如一的大学者，是简淡洒脱、朴素清静的大德高僧，是忽必烈最器重的股肱之臣，也是大元帝国的开国元勋。他协助忽必烈治理朝政，推行汉化，传承并弘扬中原汉文化，推进大蒙古国由乱到治的发展历程，巩固了元朝统一中国的大业。对民，刘秉忠心系天下苍生，深知百姓疾苦，每有制度颁布必考虑百姓所求；对君，刘秉忠向元世祖忽必烈献上了“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为元王朝典章制度的制定立下汗马功劳。他不仅是元朝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策 划：王雅玲

文 字：王雅玲

审 核：冯汉卿 刘晓东

责 编：王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