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同教育主体对官德教育有着不同的诉求：政府层面，皇帝、政府试图通过对官员进行官德教育来巩固皇权，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实现天下大治的美好愿景。

太祖皇帝晚年画像

而在社会层面，教育主体、教育客体则更为丰富，其诉求各异——学校为国家储才之所，其官德教育主要针对地方士人，期待其异日步入仕途能够有裨于国家、社会；家庭、宗族官德教育的对象是族中子弟，包含着家族对族人能够有功于朝廷、社稷，成就一番宦业，进而显亲扬名、光耀门闾的殷切期盼；官箴书大多出现于明代中后期，在当时商业出版兴盛、官府政务繁重、政治风气污浊的背景下，为强化官员、幕僚、胥吏的官德修养以及行政水平而撰。

明代皇帝出行仪仗

可见，明朝社会层面官德教育的受教育群体十分庞大，彼此之间既有重合，也有分殊。与此种情形相应，其官德教育内容亦各有侧重。本章即探讨明代社会中学校、家族、官箴书的官德教育内容与具体教育方式。

明代阅卷现场

学优而仕：明代学校的官德教育

《明史·选举志》载：“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亚也，外此则杂流矣。”此句比较凝练地概括了学校与入仕的关系：由学校参加科举进而获官，或由学校直接选官，除此二途，皆被视为“杂流”。

可知，明代的学校为培养官员而设。学者常引洪武二年敕谕中“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一句来强调明太祖对学校的重视。

《明史纪事本末》

实际上，早在吴元年（1366）尚为“吴王”的朱元璋便详细阐述了这一理念：“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风俗美。足衣足食在于劝农桑，明教化在于兴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农桑举则小人务本。如是为治，则不劳而政举矣。”在朱元璋的认知中，“明教化”的关键在于兴办学校，兴办学校才能养君子之德，君子有德则政务通顺。

太祖皇帝画像

因此，学校实际上是培养预备官员德行的重要场所，正如洪武十五年颁布的国子监监规所述：“在学生员,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本，必先隆师亲友，养成忠厚之心,以为他日之用。”本节即探讨明代储才之所——学校所行官德教育的内容、形式，并对这一官德教育方式在明中后期的衰微情形作一论述。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学校的官德教育文本与内容

明代学校包括南北国子监、地方儒学、武学、卫学、社学、私塾、书院等。因受教育者身份、年龄等差异，不同类型学校的官德教育文本各有侧重，但均以忠、廉、勤、敬、信等儒家官德思想为核心。

首先，《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等儒家典籍为各类学校最为基础的官德教育文本。这类典籍重在培养士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阐述“五伦”——即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以及“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儒家道德标准。

四书大全

这种讲读圣贤之书以涵养士人官德的设想，在天顺六年的这条提学敕谕中清晰可见：学者读书，贵乎知而能行。先将圣贤《经》、《书》熟读背诵，牢记不忘，却从师友讲解明白，俾将圣贤言语体而行之，敦尚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行，不许徒务口耳之学，庶将来得真才任用。

正所谓“其言在典籍,其要在心身,而其用在国家天下”，在各级各类学校中，通过对儒家经典反复讲读、阐发，使儒家官德思想内化于学生之心，使其“知”而后“行”，在离开学校走上仕途后能够践行克己奉公、廉洁自爱等官德，进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易经》节选

其次，设有《大诰》《大明律》等律法类书籍。北宋苏轼曾言“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也无术”，将“读律”视作儒家士大夫的必行功课。

明朝政府即十分看重学校生员的律法学习，据《明史·选举志》载：“所习自《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为了使学生能够熟知法律，明太祖不仅将《御制大诰》列为科举科目，颁示地方儒学及社学中讲读①，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读法、学法活动：“令为师者，率其徒能诵《大诰》者赴京，礼部较其所诵多寡，次第给赏”，朱元璋对学校法律教育的看重可见一斑。

明代《大诰》

这些律法教材中，既列有因贪污受赇、因循苟且等官德不洁行为遭受刑罚的官员案例，也有明政府针对官员违法犯罪行为制定的法律条文。例律结合，可以看出学校设立律法教本兼具法律知识教育以及道德教育两种考量，正如官箴书《居官格言》所指出的：“为政以法律为师，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学校生员为国家预备官员，学习法律一方面有资于其异日出仕后处理政务，另一方面则是以“学法明法”、“实例鉴戒”的方式对其进行警示、威慑，从而达到官德教育的目的。

四书五经

此外，设《说苑》《五伦书》《历代臣鉴》等劝诫类书籍为学校教本。这类教本述及诸多古今贤恶事例，体现了明代学校欲通过“鉴此为非，格心从化”的方式进行官德教育的意图。其中，《说苑》为西汉刘歆所撰，记述了古人治国理政之事以及哲理深刻的格言警句。

此书之所以设立于学校，与明太祖对其“以善恶为鉴”作用的认识有关：“士子之为学，贵乎知古今，穷物理。圣经贤传，学者所必习。若《说苑》一书，刘向之所论次，多载前言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尝于暇时观之，深有劝戒..导诸生读经史，暇兼读《说苑》，讲律令，必有所益。”

明故宫

而《五伦书》《历代臣鉴》等书，则是作为御制官德教育文献颁布各学校，在该类文献中明朝皇帝以“君师兼任”的面貌亲自对臣属进行官德教育，以期良好的官德教育之效。亦有社学因其童蒙教育性质，特设浅显易懂、便于说教的《日记故事》等童蒙教本。武学则增设《百将传》《古今名臣嘉言善行》等书为教本，力求使预备武官受古今“忠臣良将”事迹之熏陶。

五伦书

综上所述，明代学校通过讲读儒家、律法、劝诫类书籍，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大诰》《大明律》《说苑》《五伦书》《历代臣鉴》等，对预备官员进行官德教育。其内容均以儒家官德思想为核心，包括“忠、廉、勤、敬”等。而不同类型学校的官德教育文本大体相同，只是个别学校因学生特点而有所侧重，如有的社学特设《日记故事》《养蒙图说》，武学因其武官教化性质专列《大诰武臣》《百将传》《古今名臣嘉言善行》等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