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栋:我在杜月笙家任总账房的岁月

引子

＊本文摘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黄国栋口述，罗醴泉整理，原标题《杜门话旧》。

读完此文，只能说人间世事很复杂。

正文

(一)

我在二十四岁那年到杜月笙家任总账房，距今已有几十年。我所以能够进杜宅去，是由于我父亲的关系。

我父亲黄文祥，字文庠，是水果行出身，那时我祖父在上海南市里马路（从前叫大码头的北首，现名杨家渡码头）开设一家源裕水果行，托人将我父亲介绍到张恒大水果行学生意。当时张恒大的“当首”（即经理）是杜月笙的伯父，我父亲就拜此人为师。

当年从大码头起的水果行有张恒大、唐恒泰、张锦记、潘源盛、源裕等，近十六铺的里马路有宝大、梁东升、益大等，十六铺旧法租界地段有同茂、祥茂、合成、同样茂、吴顺发等。我父亲在张恒大水果行由学生意升为小账房，这时杜月笙也进张恒大学生意，但做了不多时间，因杜月笙不安心学艺，时常上街去游荡，在饭店吃饭，付不出钱就记帐，饭店上门讨账，行里还得给他付钱。行门口马路上有女人乘坐的黄包车经过时，杜常用烂水果抛上去，侮辱调戏，有些女人就到张恒大来大吵大闹。这些事情使他的伯父非常不满，就介绍他到宝大水果行去学生意，拜宝大的经理为师。过了不久，杜老毛病不改，宝大经理就停了他的生意。

杜月笙失业以后流浪在十六铺。这时十六铺是上海重要的商业区和水码头，市面繁荣,流氓众多，杜先拜套签子卖酒酿的陈世昌做老头子，后认识了在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探的黄金荣，黄叫杜出面向停泊在十六铺码头上的民船要码头钱，向十六铺附近的“花烟间”（下等妓院）、“燕子窠”（吸鸦片的场所）、赌台等收月规钱。收来的钱全部交黄金荣，由黄分出一部分给杜，就这样，杜成为黄金荣的得力助手。

这时黄在法租界开设赌台，贩卖鸦片，都叫杜合伙，或由杜出面，杜自己也经营赌台、鸦片，逐渐发了财，而后又开设中汇银行。

杜月笙有了钱之后，第一件事是在浦东高桥造了杜氏家祠。一九三一年家祠落成，上海各界头面人物都去祝贺，我父亲也去了。杜月笙看到了我父亲，叫心腹茶房悄悄通知，要我父亲在一星期后去华格桌路（今宁海西路）他的公馆，有事商量。我父亲依约前去,杜就叫原来管账的杨渔笙把钥匙全部交给我父亲，要我父亲立即任他的总账房，我父亲就担任了下来。后我父亲中风逝世，杜要我继任父亲的工作，一直到上海解放。

(二)

当年杜月笙在上海有两个公馆，一在华格桌路，一在杜美路（今东湖路）。杜美路的房子是金廷荪用承包发行航空奖券的利润所得，造了送给杜的，杜自己没有去住过，抗日胜利后将这所房子以六十万美金卖给了美国领事馆。华格桌路房子是黄金荣送的，黄金荣靠贩卖鸦片等发了财，在华桌路造了两座房子，都是三间两进，前一进是中式二层石库门楼房，后一进是西式三间三层楼洋房，东面一座二一二号送给张啸林，西面一座二一六号送给杜月笙。

杜月笙原住在民国路民国里，搬入华格桌路后，将前面中式住房楼下三间打通成为大厅，楼上三间住原配妻沈氏，又将后面西式楼房的楼下分为三间，西面厢房前部为秘书室，后部是古董间，是杜与人谈重要事情之处，中间是客堂，东厢房是大菜间，内设杜氏本人的写字台、烟铺和沙发等，在这里接见普通客人，总账房办事、吃饭和电话间也在这里。二楼全部给第二个妻子陈帼英（老五）居住，三楼全部给第三个妻子孙佩豪（老七）居住。杜的原配沈氏，苏州人，是黄金荣给他娶的，生子维藩（小名林宝）。陈帼英，也是苏州人，共生三个儿子，即维垣(小名根发)、维翰(小名二囡)、维宁(小名三囡）。孙佩豪,是唱苏滩的筱桂荪的外甥女，也是苏州人。

生了两个儿子，即维屏、维新。第四个妻子姚玉兰，北京人，她母亲是唱京戏老生的小兰英，父亲是唱京戏丑角的“七盏灯”。姚玉兰原来也是唱京戏的，嫁杜后，生了二子二女，即维善、维嵩和美如、美霞。

抗日战争胜利后，姚玉兰又介绍孟小冬到上海和杜月笙同居，因为姚玉兰看到杜氏的妻室中都是苏州人，唯她是一个北方人，势力孤单，所以拉孟小冬来做帮手，可是孟来上海后，得到杜氏的宠爱，反而把姚玉兰疏远了，使姚后悔莫及。

我看到有本写杜月笙传记的书中说，杜氏的四姨太与家乡来的表兄几度幽会，有人向杜告密，杜就派他的四大金刚之一，把表兄两脚砍掉，将姚氏关押起来等语，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姚玉兰作风正派，也无表兄在上海，也从未被禁闭过。评弹《彼丹桂之死》中有一段书说，杜月笙的三姨太在外搞腐化，杜月笙将关系人物斩去手脚，变了“活冬瓜”，并说张春帆拜戚再玉做老头子，戚再玉拜杜月笙做老头子，所以知道此事，也不正确。三姨太孙佩豪一直是规规矩矩的，高年长寿，现在美国，两个儿子都在美国经商，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戚再玉也不是杜的门生，因为不论在抗日胜利前后，戚再玉还没有拜杜做先生的资格。

杜公馆里除了这些主人之外，尚有许多雇佣人员，帐房除我外，有杨筠心、邱曾受、赵琴波共四人。我负责银行取款，支付各项开支，管理来信和发信事务，接待重要来客等。杨筠心负责处理发来的各种婚丧喜庆帖子，逢时逢节各处送礼发信，写回单簿，管理电话、水、电的修理装置和各种报纸，分发零星开支、年赏、节赏，管理大厅清洁，招待来客的汽车司机和待卫人员等。邱曾受管理伙食账目，厨房炊事员的人事调动，并负责每月发放杜月笙救济贫苦孤老的“善折”金额(孤老经人介绍,取得“善折”后，每月可凭折领取救济金十元至五十元不等。这些孤老大部分为英、法两租界死亡的包探和巡捕家属），发信时写回单簿等。赵琴波负责带领“小开”们到外面玩耍，管理电话和水电费和所有大小挂钟等。此外，还有一个万墨林，负责管理茶房（服务员）、汽车驾驶员、厨司、门警、卫队等，外面打给杜的电话，都由万先接听，后交杜接，杜向外打电话，也都由万打通后再交杜接听。万墨林不识字，但记忆力特强，能记住杜的亲友、门生、机关、企业等一百几十个电话号码，只要杜氏令他打某处电话，他能随手拨出号码，用不到翻电话簿。

方墨林原名木林，进杜宅工作是顶替他哥哥万兆棠(度新)的。万兆棠是我父亲水果行里的门生，后来进杜宅工作，几年后积了些钱，吸上鸦片，日夜在杜宅工作，既怕麻烦又吃不消，所以要求杜介绍到烟土公司工作，杜宅里的事情，要他兄弟万木林代替。大家都认为“木林”这名字难听，后由杨度将“木”字改成“墨”字。

杜宅秘书室共有秘书四人，翁佐卿（左青），是张啸林的门生,由张介绍给杜；邱访陌，由陈群介绍；王幼棠（曾任淞沪警察厅秘书）由刘春圃介绍；胡叙五，由黄炎培介绍（原在上海地方协会任秘书）。

杜氏外出时的近身侍卫亦有四人。陆桂才，是张啸林的门生，做过旧军队的军官，在社会上，人家知道他是扬州白相人，叫陆大麻子，他广收徒弟，有一、二千人之多，家住南阳桥，开设维扬大舞台和荣贵样香烟批发行等。陈秦鹤，是台州白相人，也收有不少徒弟，兼开西藏路恒茂里内的恒雅书场和恒雅剧场、八仙桥第一旅馆、东自来火街的恒雅茶馆、八仙桥第二旅馆、顺昌路同乐剧场、同乐旅社等。陈继藩，较有文化，能说法语，由法租界领事公馆华董张翼枢介绍来的，杜月笙认为此人比较老实，抗日战争发生，杜去香港后将他叫去。高怀礼，北方人，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做过包打听，在淞沪警察厅担任巡官等职。

杜家的汽车多，驾驶员更多。杜本人的汽车司机叫王宝钰（小名阿菊），无锡人，杜宅的所有司机都由他管理，有助手二人。四个太太的汽车司机有八人，子女的司机有四人，杂务用汽车司机二人，共有司机十余人。

厨房间炊事员有几种，苏州帮二人，扬州帮二人，本帮三人，北京帮二人，下手三人，一共也有十余人。

另外，有夜班卫队四人，门警六人，后弄巡路卫队二人。大菜间杜氏接待客人的茶房(称大茶房)四人，专装鸦片烟者一人。装鸦片烟的名郁泳馥（永福），原在十六铺摆水果摊出身，也是有名的白相人。他满身刺花，广收徒弟，曾任新城隍庙总稽查、上海纱布交易所总稽查等。此人在杜家时间最久，杜月笙认为能用这样的人给他装鸦片，是很体面的。此人平日作风随便，不拘礼节，即使黄金荣、张啸林来，他也嬉皮笑脸，毫无规矩，见到杜宅女佣人，常开玩笑，杜不加约束。他有两个助手，帮他烧鸦片膏。另有杂务工，烧水汀二人，管冷气二人，打扫天井、大厅、送信等茶房八人，花园司务三人，女佣二十人以上，由杜氏的寡居表姐管理。每个太太处还有两个拖地板、揩门窗的男佣人。杜宅中的勤杂人员，确实是一个庞大的队伍。

经常到杜宅来的客人，有黄炎培、张翼枢、章士钊、陈群（此人在杨虎任淞沪警备司令时，曾任政治部部长，后在杜月笙办的正始中学任校长，杜是董事长，每月贴学校贰千元。陈在抗战时期，任汪伪江苏省省长，抗日胜利后自杀）等。另如刘春圃、杨度、洪帮大哥高士奎（按日乘汽车到杜宅，其生活开支全部由杜负担）、律师秦联奎、江一平、王荫泰、陆殿东、朱文德、王思默等，工商政界的闻兰亭、钱新之、王晓籁、虞洽卿、刘鸿生、潘公展、徐寄、吴开先、杨管北、金廷荪、杨志雄等，加上杜的门生朱学范、陆京士、唐世昌、章荣初、徐懋棠、骆清华、王先青、邵子英等，每天不下一、二百人。再加来客的侍卫、司机，真是热闹非常。

杜宅有如此庞大的雇用人员和来宾接待，所以开支非常惊人。如秘书翁佐卿、王幼棠、邱访陌，每人每月工资三百元；名誉秘书杨度、章士钊、黄炎培、陈群、刘春圃等，按月送五百元；汽车司机上手每月五十元，下手三十元；保镖陆桂才每月一百五十元，陈秦鹤每月一百元，其他陈继藩等每月八十元；门警、普通茶房、水暖工人每月六十元，大莱间茶房每月一百元，厨词领班八十元，其他一律五十元；女佣每月一律二十元；夜班卫队每月八十元。我每月亦给二百元，杨筠心一百元，邱曾受、赵琴波各八十元，月宝轮船每月工资五百余元。另有高桥杜祠、莫干山月宝别墅、杭州杜庄、苏州别墅等处的管理服务人员，亦需大量开支。当抗日战争日趋紧张，杜氏准备离开上海时，要我结算银行帐目，总共负债五百七十余万元（其中向中国、交通银行借债二百四十万元，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简照南之媳简陈季臣借三十万元，积欠中汇、通商、民孚等银行二百数十万元），他的股票、证券、房地产等估计不到二百万元。这些债务，直至抗日胜利杜氏返沪时，由于币制变动，才全部还清。杜氏在重庆时，因与上海的徐采丞联络，将纱布等物资由沦陷区辗转运往后方，发了大财，至此杜才真正成了有钱的大老板。

（三）

杜氏的起家与帮会有关。据我所知，洪帮在上海的势力不大，参加者大多是北方人，因为这一帮原来流行在北方，在上海，多数属于理发、菜馆、浴室、茶馆的老板和从业人员。青帮在上海的势力较大，上自达官巨商，下至贩夫走卒，都有青帮人物。其中有名的“三大亨”即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次要的有金廷荪（洽茂冷气公司、黄金大戏院、逍遥池浴室的老板）、马样生（金门大戏院老板）、高鑫宝（丽都舞厅老板）、谢葆生（仙乐斯舞厅、大舞台、卡德浴室等老板）、芮庆荣（新光大戏院老板，他专收文艺界方面人士为门徒，如施春轩等）、杨顺铨（绰号卖鱼小顺，在十六铺开鱼行，为当时的鱼霸，还在老西门开西门浴室）、范开泰（绰号乌木开泰，开木行）、范回春（胜洋影片公司老板、远东运动场经理。以上二人为南市人，青帮中称为老前辈，城隍庙出身，黄金荣在城隍庙裱画店当学徒时，就与他们认识）、顾嘉棠（又名花园阿根，本是哈同花园的种花工人，后来靠杜月笙发了财，在赫德路造了很大的花园洋房,名叫“佳庐”，拥有弄堂房子百多幢，又在大西路造起顾家花园）、范恒德（又名阿虎郎，开酒行，并同谢葆生合开大舞台）、徐德胜（扬州人，人称扬州杜月笙，在扬州广收门徒）、袁宝珊（曾开东南大戏院,现为南市影剧院）、叶焯山（是有钱的小开白相人，喜欢骑马，在跑马厅养了三匹马）、戴步祥（大中华饭店经理）、黄振世（开鱼行，是冰鲜鱼行中的大享，在金陵东路开鸿运楼菜馆）等。

黄金荣手下出名的徒弟有丁永昌（小名野鸡阿大，大世界经理）、顾竹轩（天蟾舞台老板）、唐嘉鹏、陈荣生（二人在大世界门旁合开大利春菜馆，后因互争权利，陈荣生派人打死了唐嘉鹏）、樊良伯（专靠收门生过生活）、夏连良（新光大戏院经理）等。

杜月笙手下出名的门生有江肇铭（绰号宣统皇帝，主持福煦路一八一号赌台，专收各种白相人作门生，人数很多）、浦贤元（又名小阿本，专收文艺界人员作门生，特别是唱独脚戏的最多）、唐世昌（申报和新闻报的经理，专收各报记者为门生，控制上海新闻事业）。其他如金融业、海关、京剧名演员、交通部门等都有他的学生。

杜月笙能挤入青帮三大亨之一，甚至后来居上，超过黄金荣，有一段转折的过程。他原本是黄金荣的助手，在帮中地位比黄金荣差得很远。二十年代，浙江督军卢永样的儿子卢小嘉至共舞台看露兰春唱戏，不满意时，喝了一声倒彩，被黄金荣打了一记耳光。两天以后，淞沪护军使公署派军队从民国路进入法租界，包围共舞台，将黄金荣捉去，关押进护军使公署。这一行动出于法租界当局的意外，大家认为中国军队敢于违反规定，进入租界捉人，说明有很大的决心，要将黄金荣置之死地，于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黄金荣解围。这时杜月笙挺身而出，筹集巨款，亲自与护军使何丰林联系，费了许多周折，终于把黄金荣保释。这件事使杜在帮内的威信大增，黄金荣出于感激，也极力把杜捧上去。同时杜与何丰林攀上了交情，通过何结交了一部分军阀，抬高了自己的身价，还打开了一条贩卖鸦片的新渠道，大大增加了收入。其时一年中仅与北方一个军阀成交的鸦片交易，金额即达几百万元之巨。

杜有了钱以后，开始结交政界人士，力求进入社会上层，开始经营银行、工厂等企业。一二八战事以后，法租界的新领事到任，法商买办朱葆三及其婿魏廷荣由于对杜不满，在新领事面前说了杜的坏话，并挑拨领事下令封闭法租界内所有赌台和烟土行。杜氏受此打击，非常不快，就吩咐门生邵子英（法商水电公司总翻译）组织法商公共汽车、电灯、自来水等厂的工人全部罢工。这时法租界内公共车辆停驶，自来水不流，电灯不亮，造成一片混乱。法国领事对此局面束手无策，就请华董李应生、张翼枢陪同到杜宅拜访杜月笙，当面要求杜帮忙解决。杜一口应允，第二天，法商水电、公交车辆全部复工；但杜对所封闭的赌台、烟土行等不准备再恢复，故主要收入来源中断，仅靠各处办公费、车马费等收入，不足维持开支。可是为了保持面子，排场还须照旧，不够的钱，只好向银行借贷。这时杜的社会地位和在帮会中的势力都已巩固庞大，不怕有人逼债。

（四）

八一三以后，江南各地先后为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尚保留一部分抗日力量，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要予以消灭，运用威胁、利诱、绑票、暗杀等手段，企图迫使留在租界内所谓社会名流俯首就范。这时，杜月笙离开上海，移居香港。

杜在离开上海的前一天，通知万墨林、朱文德、杨渔笙和我四人说，明天到华格臬路吃夜饭，有话要同我们讲。当晚，杜告诉我们说，抗日战争已更紧张，估计日本人将对他有所举动，所以不得不离开，要我们胆大心细，仍按他的指示办事，并规定朱文德代方墨林写信和发电报，我除协助万墨林外，代张翼枢将在上海的报告、电报到电报局设法发出，杨渔笙专门发赈务委员会每月的救济费。所谓救济费，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发给社会名流的补助费，以免他们因经济上有困难，受日本人的利诱而去当汉奸。

杜对我们吩咐后，即去香港。同去的有钱永铭（新之），带去秘书翁佐青和王幼棠二人，茶房马镇兴（小阿五），汽车司机汤二宝等。到香港后，杜又来电报给我们四人，嘱咐所有事情应照他昨晚所谈的办理，如有人到上海来找我们，只要有他的介绍信，都要好好接待，他们托办的事，都要一一照办。

在上海同我们联系的，有国民党的人，如蒋伯诚、吴开先、吴绍澍、王先青、汪曼云（此人后来做汉奸），有民主党派的人，如王艮仲（当时他用假名李大诚，是黄炎培派他在上海做通讯工作的）以及朱学范毅社的两个门生。另外也有一批人拿着杜的介绍信到我处来，要租房子，买汽车，捐车照，以及托带信件去香港，有的要求代买去香港的船票，有的有了船票，还要我另租上邮船的小火轮，因为从公和祥码头上船，码头上有日本兵的岗哨，要检查搜身。

这样过了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四人中第一个是杨渔笙忽然不见面了。他先避居别人不知地址的女婿家中，后逃往宁波，杜月笙在香港没有得到杨的信息，写信来问，我们如实告诉了他。杨渔笙原是无名小卒，自做了杜宅帐房后，逐渐有了钱，手里有三十多万现款，在宁波有二百多亩田地，五间二进房屋和一个花园。杜月笙平时很信任他，任为中汇银行襄理，他在杜面前说了经理傅品圭的坏话，在中汇银行新大楼落成迁入时，杜改任傅为总稽核，另派由杨渔笙介绍的徐庆云之子徐懋棠为经理。由于这一原因，傅品圭对杨存有意见，上海沦陷后，傅品圭的父亲傅筱菴(ān古同“庵”，草屋)任伪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长，这时傅品圭在中汇银行一见杨渔笙，就恐吓他：“日本人已经知道你的情况了，你要当心，被日本宪兵捉去了是没有办法活着回来的。”杨渔笙本来胆小，有了钱当然更怕死，开始躲在家里，不敢到中汇银行办公，且因他平日人缘极坏，中汇银行的职工和杜宅的人，包括杜月笙的儿子，都与他关系不好，他虽躲在家里，也常有人打电话恐吓他，所以连家里也不敢住。杜月笙知他逃往宁波，就电报通知他回上海照旧工作。杨渔笙接到电报后不仅没有回上海，反而去了香港，杜氏见到杨渔笙，大发脾气，要杨立即滚出香港，从此断绝来往。杨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杜不予理睬。后经钱新之、黄炎培向杜劝说，才准杨留在香港，但从此与杜家断绝关系。

杨渔笙脱离以后，杜月笙来信要把赈务委员会的工作交我负责，每月由徐采丞到交通银行领出款子，交我分发。杨渔笙原来只发十九个人，我接手后逐步扩大到二百余人，直至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这一活动才告停止。

又过了三四个月，万墨林被吴开先手下的人出卖，由汪伪特工七十六号捕去。此人约万墨林到南京西路华安饭店（现在的华侨饭店）会面，万依约前往，一下汽车，就被埋伏在饭店门口的十多个人包围，绑架而去。万的司机邵翰度见此情况立即回来告诉我，我四处打探，知道是七十六号吴世宝干的事，并知万被捕后，受刑十分利害，同时吴又派人向万妻敲诈钱财，先后共达二十余万元。

万墨林被捕两个多月后，我也被七十六号捉去。我是在菜市街的路上，被停在路旁的汽车上跳下来的六、七个拿着手枪的汪伪特务绑上汽车的。出事后，顾文达（顾七）同张椿宝、潘三省、唐生明（唐生智之弟）都到吴世宝处为我说情，于是吴当晚就用汽车送我回家。

在这事情发生一个多月之后，有顾七和张椿宝二人来我家，对我说吴世宝在极司菲尔路新建住宅，在某日办进宅酒请客，要我也：去参加。我对他们说，我要向人请示一下再说。我请示以后，都说要送一份厚礼才行。后由这些人给我钱，买了一些字画，先叫人送：去，在别无办法之中，大着胆子去参加吴世宝新屋落成的酒筵。那晚到的人很多，大都是日本人，中国人中有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当时称上海三大闻人）、唐生明、张椿宝、纪增寿、耿嘉基、潘三省、顾文达、卢文英等，我心里害怕，吃完饭赶紧向吴世宝道谢而别。

过了几个月，吴世宝叫顾文达来通知我，日本人在注意我，要：我离开上海，避避风头。我立即买了“日本皇后”邮船船票，动身去·香港。船到香港，杜宅的茶房阿陶和杜的门生邵子英两人乘小轮”上大船来接我，我问他们怎么知道我来香港的，他们说杜老板到重庆去了，是杜打电报夹通知我们来接你的，还通知杜维准备筵席为你洗尘。当天晚上，章士钊的姨太太殷德珍和杜的四太太姚玉兰也参加了宴会，钣后我住在邵子英的房间里。

过了三天，杜月笙从重庆回来，一见面就对我表示十分热情，我致谢他专电通知人来码头接我。杜说，你在上海辛苦了，这是应该的。随即问我有人拿了他的介绍信到上海找我托办的事情办得怎样？我说都照你信上的指示办了，来人很满意。杜昕了很高兴。第二天，杜又找我谈话，给我港币零用钱五千元，接着，向我谈到杨渔笙，他说，杨渔笙没有良心，发了财就怕死，他在上海当面答允我托办的事情，我一离开就避而不办，使各方面受到不利，他还有脸到香港来看我，我一见他就生气，我用了这样一个人，真是后悔极了。说到这里，他又把话题转到我身上，说：“你这次来港，住上一个星期到十天就回去，现在上海万墨林已被捉去，出面办事的人没有了，上海各方面的人都不方便，对抗日工作是不利的，你听我的话，还是回去！”这时有客来了，我还没有表态，谈话就停止。当晚，他通知一些要好的朋友和门生，要他们分别请我吃饭，于是几乎每天晚上总有人陪我上馆子，给了我很大的面子。

我住了二十多天，见杜的脸色不太高兴，就决定再住几天回上海。过了五个星期，杜又召我谈话，我一见到他就先说，不管上海怎样危险，我决定回去，他就很高兴地说：“那好呀，你早点回去，我就放心了！”过了几天，我向杜告辞，杜已叫阿陶买好了特等房间的船票。临行前一夜，杜备一桌酒席为我饯行，作陪的有张翼枢、章士钊、郭兰馨、陆京士、朱学范、杜维藩、顾嘉棠、邵子英等人，杜亲自给我倒了一杯酒说：“一路平安，到上海后万事吉样。”并嘱咐我要胆大心细，一切小心。就这样，我又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我与往日一样办理一切事务，许多朋友都来看望我。有一天晚上，王先青、朱文德来看我，悄悄告诉我说万墨林改押在四马路巡捕房，他二人已通过刘绍奎、陆大公、刘俊卿等人，计划在今夜越狱出来，要我不要住在家里，以免受到牵累。可是第二天一早，王先青一个人来寻我，告诉我越狱的计划没有实现。因万墨林不能从大门出来，要从四层楼上吊出来，如果下面有人看到开了枪，危险性就很大，所以停止进行。王走时，也叫我处处小心。我到四马路总局，通过刘绍奎看了万墨林。过了几天，万墨林又被押到日本宪兵队，这是徐采丞与金鼎勋以及日寇坂田大将谈判的结果，不久，万墨林就从日本宪兵总队释放出来。我看了这情况心里很高兴，紧张的情绪比较放松，可是不到三个月，我突然被日本宪兵总队捉去，说我是抗日分子，拷问了十几天，经徐采丞设法营救获释，住进南洋医院疗养。蒋伯诚在当夜就派代表来慰问，后来有几次半夜里有几个青年拿着鲜花来慰问，我既不认识，也不知他们是什么人，但他们知道我的姓名。过了几天，杜月笙从香港派他的门人老俞送来慰问信，对我说：“老夫子非常感动，特地派我代表慰问，希望早日康复。老夫子还希望您对上海的事情仍要小心坚持下去。我默默点头。大约过了三个月，我又被贝当路（今衡山路）宪兵队捉去。这次是高桥开鱼行的丁如松领着日本人来捉我的。事情的原因是万墨林主持一个秘密电台，由朱文德出面装置在高桥丁如松家中，被日军破获，要丁领捉朱文德，但朱早已隐蔽，无法捉到，丁如松受刑不住，只好领着日本宪兵来捉我。我被送进了贝当路宪兵队，第一次审问时我就告诉日本人，第一，我不知道朱文德现在住在哪里；第二，我为人如何，你们可以到北四川路宪兵总队去查问，他们都知道我。这一下还有用，此后不审不问，也没有受刑，关押了四十多天，由我兄弟请了台湾人蔡庆其保释出来。

我向各有关方面说起这次被捕和保释的情况，有人指出，要好好请蔡吃顿饭，送点礼。我正准备进行，不料姓蔡的接二连三的请我在国际饭店、新雅饭店吃饭，宴席上的客人，全部是汉奸名人和日本驻在上海四区的宪兵队长等。我将此情况告诉各方面的人与徐采丞，询问今后是否再和他们碰头，参加他们的酒宴，大家的意见认为我既要出头露面做工作，不能不敷这些人，只要政治上不出偏差，不泄露机密，可以小心谨慎地同他们打交道。

蔡庆其请我吃了六、七次饭，最后向我开口，说他准备做五十寿诞，在金城大戏院义演一天京剧，要我出面邀请在上海的名角、名票参加，并邀请几个上海的闻人做庆寿活动的发起人。我只好按照他的意图；邀请名角马连良、汪吟秋，名票张中原、孙兰亭、裘剑飞、张哲生、孙钧卿等，在南国酒家吃饭，请他们帮忙演出，并介绍蔡给这些人见面。幸而个个都答应参加。我又给他找了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张慰如（敌伪期间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兼总经理）、马样生、谢葆生、顾竹轩等作为发起人，并帮他推销戏票，发“秋风帖子”。

事后，蔡庆其要我担任皇后大戏院顾问，因为戏院经理张锦寿是蔡的干儿子。不久皇后戏院改组，蔡要我参加股份，我鉴于这个戏院的几个股份老板都是汉奸，必须慎重考虑，即和蒋伯诚、吴开先、徐采丞等商量。后来徐采丞通知我，允许我参加股份，钱由徐采丞交我，就这样我参加了皇后大戏院，出任总经理，直至解放为止。

（五）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杜月笙从重庆经浙西返回上海,我和万墨林等到车站去接他。他一看到我，就叫去问从前亏欠的债务怎样了？我告诉他，由于股票升值，币制改革等原因，五百多万债务已全部还清，他当即露出笑容，表示高兴，拖住我一起坐他的小汽车回杜宅。

杜月笙自重庆回来后，有很大的改变，过去随意挥霍，银钱一手来一手去，毫不吝惜，现在告诉我要紧缩开支，家里雇用的人员也诚少了一些。如秘书邱访陌，因跟陈群做过汪伪上海市所得税局局长，杜就不再聘用；秘书王幼棠年老病死；秘书翁佐青自己找了通商银行秘书的职务，辞去杜宅工作；另如万墨林、朱文德都有了自己的事业，不常到杜宅来；烧烟的郁泳馥到证券交易所当了总稽查，只留下我帮助料理家务。

这时杜的子女都已长大，陈帼英提出要举办三个儿子杜维垣杜维翰、杜维宁的婚礼，杜一口答允，要陈帼英同我商量办理。后来孙佩豪又提出要给她的两个儿子杜维屏、杜维新举行婚礼，也由我办理。再后是姚玉兰第二个女儿出嫁。六件婚事之后，又有杜氏本人的六十嘉庄

六次婚事都在丽都花园举行，为了节约，只有茶点招待，但每次来宾都是五千余人，花费还很大。其中有几个人送的礼品价值昂贵，如中汇银行经理徐懋棠每次送金盾一只，重约二十余两；门生黄振东每次送金盾一只，重十余两；华商电气公司经理孙志飞、荣丰纱厂经理章荣初，每次送黄金十两。杜的女儿出嫁时，他们四人合送金“台面”一副，计有筷子、酒杯、杯垫、汤匙、酱碟等，全部用黄金铸成。后来杜本人六十寿辰时，这四人又合送黄金制成的福、禄、寿三星，重约十余斤。这些都是当时比较突出的情况。

庆祝杜氏六十寿辰，是农历七月十五日在丽都花园举行的，来宾六千余人。由于杜要求节约，每席仅用六个素冷盘和一大锅光面招待来宾，饮料可口可乐，由生产的工厂奉送，啤酒是中国啤酒厂和上海啤酒厂奉送。那天除了汽车多、客人多之外，来要饭的乞丐也有几千人。

几天以后，又在牛庄路中国大戏院举行义演三天，全部收入捐赠慈善机关，开支由杜负责。所邀请的南北京剧名角全部尽义务，由杜赠送金笔和金表各一，作为纪念。

这时孟小冬已从北京来沪，住在杜家，也参加演出。演出前几天，孟小冬要我联系请人送花篮，我答允了。当时杜月笙在旁说，花篮折价，每只五十元，将来捐赠慈善机关，我提议每收到一只花篮的折价，就在中国大戏院门外墙上贴一张红纸喜报，写明是谁送的，送给谁的，杜和孟都同意。到演出那天，送花篮的，大都送十只（五百元），只有证券交易所和杜的门生黄振东各送花篮二百只（一万元）。墙上的红纸都写着孟令辉小姐登台语喜，×××敬贺，贴满了中国大戏院门外的墙头，共计花篮二千五百余只，折款十二万五千余元。

一九四八年，杜月笙遇到了一件痛心的事，就是他的儿子杜维屏被蒋经国拘捕。当《中央日报》刊登着杜维屏戴着手铐的照片放到他面前时，他感到这个面子失得太严重，万分难受。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代客买卖证券，同时是上海大东书局的副总经理，蒋经国用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的罪名把他扣押，这种罪名的处理可大可小，可以被枪毙，也可以押几天就释放。当时杜月笙立即打电话给钱新之、章士钊、徐寄废、陆京士等，邀请他们来杜宅。杜与他们商谈很久。第二天杜又邀请黄炎培、盛丕华、刘鸿生、徐采丞前来商量，谈了整个上午。我在外面听到他们谈论蒋经国本来还要拘捕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佩，因为孔令佩与杜月笙合办扬子公司，也算是投机倒把的罪行，后来是孔的母亲宋蔼龄与姨妈宋美龄一齐向蒋经国打招呼，才没有下手。但市面上已有谣言，说杜月笙也被扣押。

这几天杜月笙与这许多客人商量出什么办法来营救杜维屏,我不清楚。仅知几天以后，全市就发生了抢购风潮，凡属官价出售的东西，不论穿的用的吃的，从黄金到粮食都抢购一空，黑市物价一日三变，仍然不受限价的约束，于是金圆券的价值直线下降，蒋家政权的威信扫地。不久，蒋经国悄悄离开上海，杜维屏就被释放。当时市面上传言，这抢购风潮就是杜月笙和与他有关的各方面合谋搞起来的，真相如何，我不清楚。

我虽在杜家几十年，有许多事情确实至今仍不明白。如杜回上海后，就卖去杜美路的住宅，此时杜在上海的五百多万债务都已了清，银行里还有存款，并不急于要钱用，为什么要卖掉房子？而且卖了以后又租借“十八层楼”(茂名公寓）七楼的几个房间，作为自己和孟小冬、姚玉兰的住处，租费高昂，这是使人很难理解的。

又如胜利后杜家的来客中，有一个我们不知其姓名的人，他常晚上来探望杜月笙，来时不报姓名，自称是龙寿寺的当家，但这位当家有时穿中装，花呢长袍，有时西装革履，看不出有一点出家人的样子。他每次来，杜都接见他，谈话时间也较长。后来我了解到这龙寿寺在南京电影院（现在的上海音乐厅）对面，是抗日战争后建立的，附近居民说这个庙的和尚不规矩，晚上常穿着西服外出，有时晚上还有妇女进出。解放后，这座庙宇立即被封闭，这庙与和尚是干什么的？与杜有什么关系？我一直未弄清楚。

又如杜在重庆新收一个姓周的门生（当时用的名字记不清了),到上海后由杜介绍给周祥生，在祥生汽车公司工作。平日周祥生来，杜常不接见，但这位姓周的来，立即接见，并通知我和茶房徐涛生，只要周来，就让他进去，不要阻挡。这件事，我们都觉得奇怪，直到解放后才弄清楚。解放初，我在南京路中百一店门口，看到这位姓周的正坐着小汽车转弯由西藏路向北，他也看到了我，于是在西藏路边停住，下车来同我握手叙谈，感谢我过去对他的照顾，并说他的原名叫周思霔(shù，古同“澍”，时雨灌注)，曾用名翕园，解放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一九八三年去世。)，是周总理的堂弟。

自从限价事件以后，杜住在十八层楼，深居简出，接见客人减少。在上海解放前两个多月，蒋介石来电话，要他去复兴岛谈话。回来后，他就做了离开上海的布置，要我留在上海，秘书胡叙五跟他去香港。我不肯照办，向杜申说，我主持了他家六件婚事和他的六十寿辰，认识我的人很多，再加上我在国民党机构里担任过一些挂名差使，留下来有很大顾虑，而胡叙五恰相反，他因有大小老婆，家庭牵累很重，不愿去香港。杜见我们对他的安排有抵触，很不高兴，立即叫茶房徐涛生打电话把徐采丞叫来，要徐劝导我们。徐对我们说：“你们的去留问题，杜先生早就有所决定，你们不要再纠缠，纠缠也没有用。”并当场拿出一笔安家费给胡叙五。这时我们二人不好再有异议。徐采丞向杜回报以后，杜就叫了我们去，笑容满面地说：“你们能听我的话，这就很好，我很满意。”他拿出一根大条（黄金十两）交给胡叙五，并说：“你拿去，把家里的事情好好安排一下。你走吧！”胡即告辞而去。杜又对我说：“你听我的话，我心就定了。我现在对你直说，因为蒋介石叫我去谈了话，我不得不走，到香港去住一段时间，就要回上海来的。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向我谈到，解放后要我参加新政协，所以你在上海不会有什么问题。徐先生也不去香港，仍在上海，你遇到困难的事情，可以和他商量。”

谈了一会，徐采丞也走了，只留下我和他二人，他又对我说：“解放军进上海，队伍是正规的，不会出乱子，解放后你还可以见到不少熟人。”说着他给了我三封信，并说“出什么事情，可以找这三个人。”我看信封上写的是廖承志、盛丕华和潘汉年。解放后，我看到报纸上上海正副市长名单中有潘汉年，就去市政府求见潘副市长，潘接见了我，我把信都交给了他。

在上海解放前一个多月的时候，一天晚上，杜在十八层楼召我谈话，吩咐说，明天晚上要宴请客人，为了清静一些，明天下午除了邀请的客人之外，其余来客一律不见，下午三时以后，家里的门卫、侍卫、茶房一律都回家去。要我在第二天早上亲自去十六铺德兴馆买几只冷盘，下午在新雅酒店买炒菜，家里的厨师在上午烧好一只鸡、鸭、火腿、蹄子的大沙锅，下午就叫他回去。客来后，由姚太太热好菜，要我送进去。

第二天，我都照杜的吩咐办理。下午五时前，徐采丞来了，杜要他在底层大门迎接客人，叫我在七O五室门内等候。五时半，陆续来了钱新之、章士钊、黄炎培，还有一位长须白头老人，由徐采丞扶持着进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客人（解放后在报上看到照片，才知是中央人民政府张澜副主席），后又来了盛丕华、沙千里和史良。客到齐后，一共九人进餐室关门吃饭，热好的菜由我送到门前，徐采丞开门接进去。里面谈些什么，我一点也听不到。到九时才散席，杜亲自扶着长须老人至底层上汽车。这是杜宅最奇怪的一次宴会，隔了不久，杜就离开上海，又不久上海就解放了。

资料来源: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54辑 旧上海的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