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9当兵，在部队25年，从一个民办教师，最终成为一名上校军官

文/刘武松

对我们农村的孩子而言，改变命运的机会并不多，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只有两条路供我选择，一个是考学，一个是当兵。因此，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就暗暗告诉自己，学习上一定要加油再加油。

读小学时，家里的条件极为贫穷，平时我身上的衣服都是哥哥穿小的，上面布满了补丁。每到假期的日子 ，我就去村外放牛，那些年的生活充满了辛酸和眼泪、失意和彷徨。

小学的时光，在懵懵懂懂和中度过，在1972年9月，我考入了乡里的万庾五七中学，我的放牛生涯也随之戛然而止。

初中那三年，我一直很努力，当其他同学午休时闲聊或睡觉时，我还在安静地坐在课桌前看书，我承认自己的智力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我以为凭着自己的拼搏，就可以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

但中考成绩出来之后，我的伤怀一下子到达了极点，当年的八月，我们村有四人考上了高中，而我却名落孙山。

那段时间，面对这样的结局，我几乎丧失了生活的勇气，整天在家里无精打采，家人也为我着急，尤其是母亲，看到我沮丧的样子，更是坐立不安。

大哥心疼我这个弟弟，为了不让我自甘堕落，他介绍我去一个熟人那里去学做木工，我拒绝了，我不甘心就这样将自己的命运交付在农村，哥哥没有办法，只好厚着脸皮四处找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的学业开辟一道坦途。

那次，上天眷顾了我，高中的大门终于被大哥撞开了。

开学一个月后，我拿着学校补发的录取通知书，和另外四位同学一起，坐进了高中明亮的教室。

我自动这个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但我却未能好好珍惜，督导高二时，我的思想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太深，感到考大学之路难上加难，如果高考落榜，将来还是回农村修理地球。

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作怪，我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充其量也只是中等的水平。

我读书时，国家还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时全身心投入学习的同学凤毛麟角，结局可以想象，我在高中毕业时，带着对未来的茫然和踯躅，再次回到了农村。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做农民是天下最辛苦的职业，那时我虽然是一名高中生，但实际年龄才十六岁，再加上当时自己的身体又瘦弱，因此，很多农活我是无法胜任的。

为此，在干活的过程中，我常常受到生产队领导的批评，现在想起来还感觉脸上火辣辣的，让我无地自容。

最初，乡邻对我的印象还不错，他们觉得我有文化，对天长日久，他们发现我干啥啥不行，而且还喜欢发脾气，如此一来，我的“光辉形象”自然黯淡无光，在大家的心目中被判了“死刑”。

生活在麻木和煎熬中徐徐前行，我在当了两年农民之后，忽然上天又给我一个改变自己的机会。

1978年９月的一天，村里的领导来到我家，对我说：“武松，你想当教师吗？”我闻听，顿时心里一阵窃喜。那对我而言，简直就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原来，那年夏天，有位下放的知青老师招工走了，生产队考虑到我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就把这个余下的空缺让我顶了上去。当时学校安排我教五年级毕业班。

由农民跃为民办老师，着实让我兴奋了好几天。但真正从教之后才发现，教师并不是一件轻松的职业。

我当民办老师也是拿工分的，一年约有300多分，可值200多元，这对我而言，已经相当满足了。当时我吃住都在学校，课余饭后只能以聊天打发时日。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虽然没有好的经验，但也是量力而行，对班级的四五十名孩子，管理上也是因材施教，力求做到问心无愧。

但我的教书生涯前后不到两年，就宣布结束了，因为，我抓住了人生的另外一个机会——当兵。

两年的执教生涯，对我整个人生而言，是短暂的，但这段经历却给我带来了许多美好而难忘的回忆，也给我人生的道路增添了不少色彩，因为我毕竟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队伍里战斗过，我也常常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尤其和我的学生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感情总会溢于言表。

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参军的梦想，记得儿时和小伙伴们玩杀敌游戏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啥时自己手里能有一把真枪就好了。

1979年11月，我历经各种波折，终于验上了特种兵，12月1日，在离新兵集结还有几天，我换上了崭新的军服，和亲朋好友和自己的学生一一道别。

当我面对那些我曾经教过的孩子时，看着他们眼里含着眼泪且恋恋不舍的神情，我满腹要说的话，在那一刻都变得无语凝噎。

望着那这些可爱的孩子，我有些不忍离去，可我为了自己的梦想，我擦干眼泪，还是决然地走了。

到部队不久，我还委托一位相熟的老师，给我任教班级的同学们买了一些糖果，以此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歉意与不舍，听说同学们拿着糖块时，都激动得哭了。

离家的那天一早，我和其他战友一起公社的武装部报到，随后又匆匆赶到县里集合，当时全县的新兵有160多人，晚饭由县里招待，伙食非常好，当晚我们就集体住在粮仓里。

次日凌晨，大概五点左右的样子，一阵急促的哨音把我们从梦中惊醒。接下来短短的时间里，大家和自己的亲人陆续告别，父亲从几十里外的农村，风尘仆仆地骑着单车前来为我送行，他握着我的手，叮咛再叮咛，让我定在部队一要好好干，争取在部队里混出点名堂来。

儿行千里父担忧，父亲说着说着，禁不住泪湿眼眶，看着疲惫沧桑的父亲，我的心一阵酸涩，我知道他为这个家庭吃了太多的苦，我用衣袖替父亲擦去了泪水，自己不争气的眼泪也悄然滴落下来。

登车的哨音响了，我从亲人期盼的目光中，终于走回到了属于我的世界。

5点30分，汽车准时出发，从我们居住的粮库那里，一辆辆汽车陆续开出，前来送行的人们随车而动，鞭炮声、锣鼓声，女人们的哭泣声，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温情风景线。

汽车如一片枯叶绝尘而去，消瘦单薄的父亲在我的回望中渐远渐小，那顶灰色的帽子扎眼地牵着我的视线。我在心里为父亲祝福，希望他能够一切安康。

车到岳阳的时候，天刚放亮，我们一行人匆匆吃完早饭后，便登上了早已等待的绿皮火车。

经过两天的颠簸，在1979年12月5日晚上六点时，我们来到了广州市花县新街车站。十二月的广州，依然有三十度的高温，这对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我而言，感到异乡世界，是如此的新奇。

下车后，发现部队并没有前来迎接，于是我们在接兵干部的引导下，步行了五六公里，来到了某坦克乘员训练团操场，那里是我们新兵训练的地方。

作者照片

我们到达目的地时，那里早已聚集了来自湖南岳阳、河南三门峡、广东兴宁的新兵，密密麻麻的，有近千人的样子。

我所在的连队是专门为水陆坦克培训驾驶员的。我是一个自尊心较强的人，因此，在平时在训练中，我都是特别认真，生怕犯错被领导批评。

由于我教过书，反应能力还可以；另外我为人正直，不喜哗众取宠，战友们都愿意和我交往，他们有什么心里话都喜欢跟我说。

一段时间以后，在军营的我，也渐渐小有名气，我既是学兵营的文化教员，又是连队的歌唱指挥员，还是连队的报道骨干，那时，我在班里，是受班长批评最少的一个。

在刚入伍的日子，找老乡玩是新兵课余活动的一大乐事，我想每个军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因为他乡遇故知，原本就是人生一大喜事。

那时的新兵，特别喜欢照相，我发现自己的大部分照片，都是在新兵连时留下来的。有时为了照张一张照片，我和战友曾跑了几十里的路程，虽然来回的路上会很累，但心里却美滋滋的。

那时的新兵，大家喜欢写信，在单调的军营生活里，因为等信和写信的期待，让我们平凡如沙的日子，充满了充实而美好的气息。

在部队，我学习的是63式水陆坦克，这种坦克比其他坦克相比来说，更不易驾驶，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曾亲自亲睹了几起翻车事故。

正常情况下，步兵的新兵训练一般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而我们坦克兵的新兵训练整整搞了一年，直到1980年12月中旬才结束。

当年的年底，部队进行毕业考试，我顺利拿到了三级水陆坦克驾驶证，成了一名真正的坦克兵。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分到了位于广东清远大帽山的广州军区独立坦克团（俗称水陆团）三营八连任驾驶员，开始了新的军营生活。

当时，坦克三营单独驻扎在远离团部的清远大帽山脚下，营房周边除了零星几个小村庄外，可谓与世隔绝。营房附近全是两人合抱的马尾松，加上风多风大，一个人走进去总感到毛骨悚然。

1981年３月，团里组织战士复习报考军区装甲兵教导队，是有提干指标的，我当即报了名。

我当时知道，自己绝对不能放弃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我几乎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废寝忘食，拼命复习。

相比而言，我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尽管我高中时的成绩并不出色，但当年的基础还是有的，因此，经过一个月紧张的“恶补”，我的内心里渐渐有了一些自信。

那次教导队招考科目为语文、数学、物理、政治和专业五门，为了确保自己顺利过关，在三十天里，我没看过一次电视，更没睡过一次好觉。每天揣着一本书，拿着一个小马扎，躲到一个小山坳里，潜心苦读，有时连吃饭也忘了。

上天没有辜负我的努力，这次考试，我终于如愿以偿。

作者照片

教导队的生活是紧张的，也是令人难忘的。因为这里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这里我每天都进行着量变，每天都在向着人民军官的行列靠近。

1982年３月20日，我们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我们毕业了，这天我们走进了军官的行列，我的人生之路也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毕业之后，我又回到了水陆团。在平时，我是个只顾干活，不说闲话的人，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军官。​所以营连干部对我都很好，特别是教导员对我更是关爱有加。

1982年的年底，我回家探亲时，假日还未满，就接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让我火速回去，原来部队给我了一个去首都学习的机会，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火车经过35个小时的行驶，终于到了北京站，再坐半小时的汽车，就到了坐落在京城西南郊长辛店的“装甲兵技术学院”。

学院是所理科大学，其前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那里紧张地学习了六个月​。

半年的时光转瞬即过。1983年７月14日的清晨，学院特意安排一辆吉普车将我送到北京车站，七点我便踏上了南归的列车，离开了给我带来太多美好回忆的京城。

回去后不久，我就被调往团机关，被任命为团政治处组织股青年干事。由此，也让我明白，一个人要想成功，除了努力​付出之外，机遇也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和战友合影

1984年２月，我在机关填写了入党申请书，成了一名预备党员，部队有个不成文的安排，每年的年底都会进行一次干部调整。在1984年底，团里进行干部职务调整，我和其他四位1980年入伍的战友有幸被调为副连。

1984年12月30日，这是我人生最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我结婚了，终于结束了单身生涯，也终于​饱尝了爱情的甜蜜与幸福。

1985年７月，我报名参加完军校统一考试，８月17日，我终于收到了“装甲兵指挥学院”的入学通知，妻子欣喜不已，我也很高兴，因为当时我还是个没有文凭的干部，没有文凭的干部在部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

８月22日，妻子为我收好行装，送我上了汽车。从此，我又开始了两年紧张而难忘的大学生活。

在学院的两年里，我不知道流过多少汗，吃过多少苦，眼下，我终于迎来了毕业的这一天，同学们个个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拿到毕业证书后，同学们则抓紧时间互相留言，每个人都买了战友留言簿，连续好几天里，都是热闹非凡。

当时间如同指间的细沙，匆匆流失。耳边的笑语还在回荡的时候，转眼间却是离别的笙箫，有些激动，也有些伤感。

1987年7月14日，我们告别了母校，带着雄心和壮志，奔向了各自的战斗岗位。经过一年多的打基础，1989年终于迎来了我事业的腾飞。

当年的８月，旅宣传科长窦建平调回湖南工作，将我从组织科调到宣传科负责工作。尽管只是负责工作，足见首长对本人的认可和信任，也是我一年工作的最好回报。

1991年底，我的顶头上司、宣传科长顾学安同志被确定转业。其实那年顾科长还不到转业年龄，一则身体有点小病，再则主要是为了给我腾个位置，所以至今我都很感谢我这位科长。

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坐上科长宝座的时候，集团军的正式命令来了，宣传科长居然是坦克二营教导员张雅民，而我则要下到二营去当教导员。

当时我知道后，心里特别难为后。邱海贤政委见我情绪不佳，便把我叫过去谈话。

因为我是他的老部下，他对我的劝导也是言简意赅。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次让你当教导员，是为了你好，你长期在机关，不熟悉基层工作，不便于今后继续发展。”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终于明白了邱政委的良苦用心。如果没有他的精心安排和栽培，我这辈子也可能很难挂上上校军衔。

1992年5月28日，是个烈日高照的日子，我在旅政治部干部董振武科长的陪同下，来到了坦克二营。

经过近三个月的艰苦工作，营里情况基本得到掌握，官兵关系基本得到理顺，自己也慢慢被全营官兵接受和信任。

作者照片

在坦克二营的日子，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生活上处处关心下属们，战士并非草木，岂能无情，你的所作所为，他看得清清楚楚，你真心为他好，他也会真心来报答你。你付出了十分爱，定将得到百分的情。

随着任职时间的增加，我对官兵的情况越来越了解，与官兵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成了他们的老大哥，成了他们可以相信和依赖的人。赢得了人心，事业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尽管我是政工干部，军事训练有营长负主责，但作为营党委书记，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把营队真正建为先进营队，就必须在军事训练上有个质的突破，这是硬道理。

在当年9月28日一次演习中，由于表现特别出色，年底旅里研究决定给我们坦克二营记集体三等功，另外给八名在演习中有突出贡献的干部战士立个人三等功，我得了个旅嘉奖，皆大欢喜。

那时部队军事训练没有现在这样紧，部队除了要担任抗洪抢险和扑灭山火这样一些紧急任务外，还要参加一些地方重点建设。1995年初春，我就带领全营参加了广州地铁一号线的建设工作。

1997年4月，我从坦克二营教导员，任上平调旅政治部宣传科担任科长的。平心而论，当了五年教导员，干得也不错，最后却平调宣传科，对此，我也没有任何怨言，一切听从​上级的安排。

当时，我心想，既然选择了要在部队发展，除了竭尽全力干好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那年，为庆祝香港回归，集团军组织了庆回归文艺汇演，节目由各师旅推荐。我们旅准备的节目是“迎回归做贡献，铁甲战士勇争先”，一个土得掉渣的自编快板剧，最后竟一路搏杀勇夺桂冠。

后来还代表集团军参加了广州军区大礼堂的汇报演出，并在军区一线部队巡演，广受好评，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我旅赢得了荣誉，受到了旅首长大力表扬和奖励。

机会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后来，集团军政治部一纸命令下来了，任命刘武松同志为装甲旅政治部副主任。当我将这一喜讯告诉妻子时，开始她还以为我在故意安慰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2000年的年底，我刚卸任罗浮山指挥长不久，旅里就通知我到集团军参加接兵会议，出任集团军接兵团长。会上，集团军任命我为42集团军驻湖北省接兵团长。而我，也顺利地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

人生在世，时运难定。仕途进步，变化莫测。我是个老营干，当了九年营级干部，在即将失去入团（团级军官）资格的时候，终于被集团军提了个副团职的副主任。两年后副团就转正团，后来又荣升为旅主任。​

按部队惯例，主任除管教育、宣传、保卫、干部外，还管家属小孩，但一般不管对外共建联络工作，这项工作一般由副政委负责。

我是2004年脱下军衣转业到广州市花都区，回顾在部队的那25年，既有孤寂时的苦闷，也有失意时的痛苦，但更多的还是战友的真诚，首长的关爱，相聚的幸福，成功的喜悦。但我可以无愧地说：我把我的青春全部献给了祖国。

当然，军队也给了我成长的道路，把我从一个小兵培养成为一名上校军官，我要感谢那段岁月，我要感恩军旅这个大学校，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至今不知在何处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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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一个人的成功，肯定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关心和帮助，让我常怀感恩之心，倍加珍惜那段历史，倍加珍惜我的军衣，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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