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香兰被汉奸罪，临刑前说出真实身份：我是日本人，当场无罪释放

女性命运从来都是身不由己，不论是出身高贵还是贫穷，都难逃命运的摆布。她们的命运就像浮萍，漂浮不定，这是她们生命的真实写照。唐朝的两位女诗人薛涛和鱼玄机就是如此，一个由于父亲去世成为官妓，另一个因为情感问题被妒嫉的大妇所害成为女道士，从此被任人摆布。在战争年代，女性的命运更是像风中残荷一样脆弱，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

抗战时期的李香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女性，她的真实身份是日本人，但是她对侵华战争持有异议。她曾在中国发展并成为一位明星，因为一部被指责为“文化汉奸”的电影，遭到舆论的抨击和指责。李香兰在之后找到电影公司解约，她希望能摆脱被政治操控的状态。然而，在战后，她又因自己的日本身份被逮捕，被控为“汉奸”。

在被释放后，李香兰回到日本，并继续在艺术界发展，但她的内心始终感到内疚和后悔。她在自传中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教育日本的青少年牢记历史，呼吁日本政府向慰安妇进行公开的道歉和赔偿。她还积极参与中日友好事务，努力弥补自己曾经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

李香兰的一生充满了挫折和困惑，她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经历了起伏和反复，她为自己曾经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她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用实际行动对自己曾经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她对中国的爱从未减少过，她努力向人们讲述当年的真相，尽力弥补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她的忏悔和行动展现了一个女性对自己过去的反思和成长，也让我们思考起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命运的无奈。

李香兰的故事让我们深思，女性命运的束缚是否应该被打破？女性的力量是否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发展空间？或许，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行动，努力推动女性的地位和命运的改变，让每个女性都能够追逐自己的梦想，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自古以来女子的命运都是身不由己，不管是天潢贵胄还是农家贫女，都逃不过被摆布的命运。身似浮萍，命如飘絮，就是她们整个生命的真实写照。

如冠绝唐朝的两位女诗人，薛涛和鱼玄机，一个因父身死由官家小姐堕落成为官妓，一个因情系非人被大妇所妒谴入道观成为女道士，从此任人摆布。而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女人的命更如风中残荷，经不起一点摧折。

在抗战时期，李香兰被判刑后直到临刑前才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后当场无罪释放，2014年逝世。

李香兰本名叫做山口淑子，1920年2月12日生于奉天北烟台，也就是今日的辽宁省灯塔市。早在早些年间，其祖父因仰慕中国的文化，便举家从日本佐贺县杵岛郡北方村迁到了中国的东北。

在山口淑子13岁时，其父亲昔日的同窗，当时的亲日派沈阳银行的总裁李际春成为了她的义父，从此山口淑子便有了一个具有中国韵味的名字——李香兰。除此之外，她还有另一个只流行在校园中的中文名字“潘淑华”，这个名字来自于天津特别区市长潘毓桂。李际春的二夫人很是喜欢这位义女，常带她出去逛街，看电影，还教她说地道的北京话。在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一件稀罕事，也是一件时髦的事情，与二夫人相处的这段日子里，培养了李香兰的品味，似乎在这时就已经奠定了她与娱乐名利场的不解之缘。

此后不久，李香兰患上了肺病，她的一位闺蜜恰好是俄罗斯人，他们认为学习唱歌有助于让李香兰恢复健康。于是，经她引荐，李香兰认识了白俄罗斯著名的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并开始跟随她学习声乐。

李香兰有着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并且天资聪颖，学新东西学得很轻松。不久之后，波多列索夫夫人就看出了，李香兰在美声唱法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于是惜才的波多列索夫夫人便时时将其带在身边，指导她唱歌的技巧。同时，也因为如此，李香兰开始跟着老师去到各种歌剧院，经历各式各样的舞台，培养了李香兰稳重的台风。经过一番历练，波多列索夫夫人对她更为喜爱，在一次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上，她特地让李香兰做自己的暖场表演嘉宾，想让李香兰有一个完美的亮相。谁知，波多列索夫夫人的一番好意，却不甚开启了李香兰这一生的深渊。

这次的亮相不仅吸引到了各界名流，还吸引了奉天广播电台，奉天广播局科长东敬三很快就找上门来，自称听过李香兰的演唱，希望他能够到电台的“满洲新歌曲”栏目唱歌。这个栏目致力于挖掘、整理中国民歌和流行歌曲，作为“国民歌谣”反复播放。这个栏目对专属歌手的条件十分苛刻，必须是一位不仅懂日语，还要会说北京话的识乐谱，会唱歌的中国少女。就这样，在李香兰母亲的坚持下，她开始参加广播演出。然而，当时的李香兰还未意识到，奉天广播做这个栏目，是为了迎合日本殖民的需求，而她的加入，不管是否出于自愿，都不可避免地在她身上烙上了污点，这也是后来李香兰颇受诟病的一点。

这一步踏错，就是李香兰万劫不复的开始。因为有了在奉天广播的工作经验，后来在北支派遣军司令部陆军少校和“满映”管理部门的山梨稔的斡旋与再三恳求下，李香兰成为“满映”的专属女演员。不久李香兰与东京的东宝电影公司合作，之后又打进上海电影界，成为了上海电影界一颗闪亮的明星。日本人充满自信地认为，有着日本血统的李香兰绝对不会背叛日本，所以必须由她担任新星。但日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香兰虽然身上流着日本的血，但她却是一个明辨是非的人，面对侵华这场不义的战争，她内心充满了伤悲与不认同。

李香兰到上海发展之后，在“满映”的安排下拍了许多的电影，如《热沙的誓言》、《迎春花》、《万世流芳》等。她出演的《木兰从军》与《流芳百世》的电影轰动一时。在《流芳百世》中她因扮演林则徐的女儿而蜚声沦陷区影坛，她主唱的电影主题歌曲——《卖糖歌》及插曲 《戒烟歌》，使之红遍整个沦陷区。在1944年，李香兰还和黎锦光合作发行了一首后来传唱了数十年的经典名曲《夜来香》，并于一年后在上海大光明戏院举行了自己的首次个人演唱会，一度风头无两，几乎与周璇平起平坐。

李香兰主演的第一部电影《蜜月快车》，奠定了她“懂日语的中国少女影星”的地位。其后，她又出演了《白兰之歌》等电影。这些影片大多讲述中国姑娘爱上日本男子的故事，李香兰在片中形象艳丽、性格温柔，很符合日本男人对中国女人的完美设定。

在这最闪耀的时刻，李香兰却因为一部电影陷入了不实的“文化汉奸”的指控当中。那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少女和日本青年的故事，这个中国少女本来是积极抗日的一份子，后来却爱上了一个为“满蒙”效命的来自日本的青年。一时之间，媒体报纸上对李香兰的口诛笔伐变得越来越多。实则，身为“满映”旗下艺人的她，尽管已经红极一时，但和以前一样，本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她只是作为一个艺人在完成工作。

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之后，李香兰痛下决心，找到“满映”的理事长甘粕，对他说：“我假冒中国人的事，已没办法再持续下去了，十分痛苦，我希望能解约！”这是李香兰一直以来深藏在心底的事情，但她一直不敢面对。

其实，在日本军国主义和伪满特务政治的控制之下，李香兰早已意识到宣传“中日亲善国策”的言不由衷，也越来越同情中国人民，甚至在祖国日本和故国中国之间痛苦徘徊。早在中学时期，李香兰就曾经以她的另一个身份“潘淑华”的名义去北平求学，凭借着优越的条件和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她很快便交上了许多中国朋友。而且，李香兰从未向她们透露过自己是日本人这件事，同学们都不知道她的日本身份，还将她当做是地道的北京人。

而在那段时间，恰逢日本占领东三省，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像一把火一样被点燃了。李香兰也痛恨这样的行为，和同学们一起加入到了抗日运动当中。在一次爱国学生的聚会当中，有人曾经这样问过李香兰，如果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你打算做什么？同学并不知晓她的真实身份，也许只是想了解她是否有投入到革命当中的意愿。但李香兰的话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只见她听完这个问题之后紧紧思考了良久，面上表情纠结而痛苦，过后，她坚决地站了起来，对大家说：“我希望站到北平的城墙上去，死在中国和日本双方的枪弹之下。”可知，李香兰对中国的感情，对正义是非的判断，使她知道侵略战争是不义且残忍的。

但是，日本人这个身份却让她不得不成为一个政治的牺牲品，被日本人推上前台，作为一个傀儡用来让她们进行文化殖民。她的内心是纠结而痛苦的。所以现在她才会为出演“为军国主义服务、歧视中国人的电影”而深感内疚。

也是在这一年，李香兰在与“满映”的理事长甘粕聊完之后，断然退出了“满映”。1945年，日本战败，抗日战争结束，国民政府根据《处置汉奸案件条例草案》将其逮捕，百姓看着大明星因这种罪名被逮捕，非常愤怒。而李香兰也是在这时才道出了自己原来是个日本人的真相。1946年2月，中国军事法庭在查清了李香兰的日本身份的确属实之后，对她下达了最终判决：“审理到此终结，解除汉奸（罪名）。”至此，李香兰被判无罪释放，她也没有继续在上海从事演艺事业，而是含泪挥别中国，回到了日本。

回到日本之后，她在日本继续演艺事业，还曾应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邀约参与拍摄了《神秘美人》等一系列电影，后来曾经一度在好莱坞谋求发展。在美国，她认识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一名日美混血的雕刻艺术家野口勇，但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五年。还是在美国，她又认识了日本驻联合国外交官大鹰弘，与其结婚，改名为大鹰淑子并且渐渐停止了自己的演艺事业。成为外交官夫人之后，她越来越关注日本的对外交往，特别是与她的故国——中国。

在1974到1922年间，李香兰曾经涉足日本政坛。1969年，49岁的李香兰当起了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还曾经前往越南、柬埔寨和中东等战争前线，采访阿拉法特、曼德拉等国际风云人物。1974年，在日本田中首相的劝说下，李香兰出山竞选，当选了日本参议员，一直连续了18年。她曾经写过一本自传《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

在自传里，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的犯罪行为，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并且明确表示，战时日本对国际和国内的所作所为都是用以掩饰的假象，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东亚共荣，他们要的是掌控东亚。她曾经在自传中恳切地呼吁：“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

在这往后的几十年里，她一直对于自己过去作为日本进入中国大陆的“政治宣传工具”，完全没有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余地，像一个木偶般被人操纵着去拼命完成任务而有着强烈的“后悔之心”和“忏悔之心”。1978年，李香兰再次回到中国，这次，她访问了留下过自己青春足迹的北京、上海、哈尔滨和长春等地。见到昔日的好友时，她称自己是“有罪的人”，对自己在中国曾经出演的伪满电影感到十分地后悔。

作为日本侵华的见证人，作为遭受到日本政治控制的见证人，她还曾经以亲生经历教育日本的青少年，让他们牢记日本侵华的这段历史。让他们不要相信课本上的内容，因为“这全都是事实”！2002年，文化部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特地放映了日本拍摄的专题片《我所认识的李香兰》，赞扬了她忏悔的诚意。

并且，李香兰一直都在关注着战时女性的权益在当代的实现，敦促日本政府向当年受伤害的慰安妇进行公开的道歉与赔偿。即使已经不再年轻，即使过去的罪孽已经淹没在时间的尘埃里，李香兰依然在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为中日友好出一份力。2014年，李香兰在日本去世，享年94岁。

李香兰的前半辈子在灯红酒绿中度过，二十多岁便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明星，而又因为“文化汉奸”风波重重从神坛上跌落。虽然没有被执行死刑，在后半辈子李香兰都在用实际行动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之事进行忏悔。不管后来有了怎样的身份，她对故国中国的爱是没有减少过的。而李香兰本人作为曾经亲身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的一份子，她也在尽自己的力量向那些日本青年讲述当年的真相，哪怕这个真相对沉浸在美好幻想中的日本青年来说是那样的残酷。

李香兰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忏悔永远不嫌晚。她不仅深感内疚，也努力寻求真相，呼吁正义。她的故事让我们思考历史的教训，珍惜和平与友好的环境，共同构建一个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