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辱华事件：所谓蠢货，真的蠢吗？

最近“苹果辱华”的事搞得沸沸扬扬。

苹果中国区官网刊出一张苹果手表选购技术代表的照片，样子很像黄种人，且留着小辫子。

也不知道是谁先“挑事”的，反正这种照片就很快被认为是苹果“恶意辱华”，苹果公司也遭强烈谴责。

但事情很快出现了反转：

一是这张照片，不仅出现在苹果中国区官网，实际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区的官网也有；

二是有人援引“苹果工作的朋友”的说法，照片上的人是苹果公司的员工，是一名美国印第安原住民。

事情大概就这样。

所以部分中国网民，一开始很激动，后来事情真相公布以后，就显得很被动，有人嘴硬，坚持说苹果不重视中国区市场，不怕引发误会，有人承认看错了，不再说话。

也有一些博主又好像找到了表现自己智商优越感的机会，急吼吼写什么“基本盘”、“最重要的不是抵制洋货，而是抵制蠢货”。

那到底该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所谓蠢货，真的蠢吗？

其实我的看法很简单，任何类似所谓辱华、抵制日货、美货之类的狂热事件，背后的人都是各怀鬼胎的。

——每个人参与其中都有自己的理性打算，不一定全是情绪，蠢货未必蠢。

01 高尚盖无能

去年，有个叫蔡洋的人出狱了。

他坐了10年牢，从21岁到31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交代给监狱了。

坐牢之前，1991年出生的蔡洋，是个底层打工仔，从河南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张庄村来到大都市西安做泥瓦匠。

蔡洋的家庭条件非常差，父亲蔡作林是多年的老砖匠，母亲杨水兰常年在家看孩子、种地，蔡洋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一家五口挤在一处房顶漏水、墙皮簌簌下落的破瓦房里。

但就是这样一个本该为自己个人的前程和生活多多努力的人，2012年9月15日，半路见人群聚集、砸日系车，他也下车凑热闹。

混乱中，蔡洋被一个叫李建利的日系车主用砖头砸到了脑袋。他随后操起手中的摩托车上的U型钢锁反击，也狠狠地超对方脑袋砸了过去，一共四下。

之后，李建利昏迷，不省人事。医院诊断，左颞顶骨凹陷性粉碎性骨折，脑挫裂伤，右上肢活动困难，属重伤、四级伤残。

逃至老家的蔡洋，很快被民警抓了。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判了他10年牢狱，同时判赔李建利52万多元。

这10年来，被砸伤的李建利一直拄着拐杖，2020年一次意外摔跤后，单独拄拐也不敢了，10年的康复治疗，欠下医院158万元。

而蔡洋别说赔钱了，连句道歉也没有。坐牢后，他年迈的父母，离开了老家农村，去了外地给人看林子，每月一千多元，一年一结。

出狱后的蔡洋，不愿接受媒体采访，现在也不知道干嘛去了。村里人说，“他出来后，手机都不会用”。

所以有很多人问，蔡洋干那事，意义到底在哪？

但我更想问的是，为什么是他这样一个底层的泥瓦匠去干这事？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当然是因为蔡洋蠢了，文化水平不高，容易被情绪裹挟。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这要从一本名著说起。

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弗在一个港口做搬运工人。

他有个搭档，这人笨手笨脚，工作能力极差，自己的货总是搬不好，还爱偷懒。

但霍弗发现一件奇怪的事：

虽然搭档自己的工作做不好，可他却非常热心，经常放下手中的活去帮别人。

霍弗觉得这人很有意思，他就一直在那琢磨：

为什么一个人自己的事都干不好，却偏偏喜欢去帮助别人呢？难道是因为这人非常有奉献精神吗？

他越琢磨越觉得有趣，最后干脆扩展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大名鼎鼎的《狂热分子》。

通过研究，霍弗发现，这种人多半不是因为心地善良或奉献精神去帮人的，相反，是为了逃避责任、掩盖无能。

怎么说呢？

就是当一个人做不好分内的事时，很容易遭人耻笑或批评，很伤自尊的，但当他去帮别人干活时，却很容易收获赞美和认可。

最重要的是，就算干不好，也没人耻笑或批评他，因为主动帮人本身就是一种很高尚的“道德情操”。

简单来说，这种人耍了一个小心机，通过表现高尚的“道德情操”，来掩盖自身能力的不足。

换言之，他们也是有理想算计的。

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心态，但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操作。

生活中，很多人都会这么干，对于能力确实不行的人而言，这也是一种很好地保护自尊的方式。

现在很多底层老百姓，还很怀念集体时代。背后的原因也是一样的。

过去那个集体时代，只要能表现集体性道德，就能换来更高的地位，从而能遮盖他们真实才干的不足，给他们更多的安全感、自豪感。

那个年代，文盲都能当副部级乃至更高层的官员，只要他道德高洁就够了。

严歌苓写的那本《芳华》也说，那个特殊年代，能力过于突出不是好事，但生点小病还坚持干活，反而更容易获得赞美，不干自己主业主动去帮别人干点小活，反而更有机会获得表彰。

总之，霍弗的观察是非常深刻的，跨越时代，能解释生活中很多人的真实状态。

这个观察，也能推导出一个结论：

越是没啥本事、个人生活过不好的人，越有可能去干那些看起来特别高尚且能遮盖个人真实能力的事。

02 富人和穷人的“道德情操”

大部分搞阶层研究的人，都会告诉你，富人与穷人的区别，就是富人比穷人“多”了一些东西，比如更多的钱，更多的个人能力，更多更好的家世家底等等。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其实穷人有一样东西，是比富人多的，那就是“道德情操”。

这件事我也是近些年才知道的，一般的正经研究，可不会研究这玩意。

写《国富论》的亚当·斯密，倒是写过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

这书我大学时就读过，不过直到最近几年才读明白，作为专门研究“国家财富”秘密的经济学家，对所谓的“道德情操”，斯密也算是看透了。

斯密在这本书里提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内战中死了很多平民、流了很多平民的血，但是公众却静悄悄的，一片死寂；与此同时，一个企图杀害国王的“卖国贼”被抓获以后，反而引发了狂风骤雨般的公愤。

为什么会这样呢？

斯密研究后说，这是因为，人人都为贫穷、平凡而羞耻，为财富、荣耀、名望而神魂颠倒，国王是人们欲望的终究目标，是最让他们羡慕与崇拜的对象，所以国王一旦受到什么伤害，他们简直如丧考妣，至于平民的死，说实话死再多，由于“命太贱”，人们也是无感。

也是因此，全世界都流行“伟大的国王万寿无疆”这类口号，因为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就是国王的死亡。

不过要注意了，为自己的卑下、贫穷、平凡而感到羞耻的人，是不会轻易暴露出自己的欲望的，所以他们对国王的崇拜，或者对财富、荣耀和名望的渴望，往往会隐藏起来，伪装成高尚的“道德情操”，主要就那两个字，所以伤害国王的刺客就被他们叫“卖国贼”。

所以说，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个好东西，但是背后藏着怎样肮脏、不可告人的动机，就很难说了。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霍弗的《狂热分子》，对于高尚“道德情操”的研究，尽管对背后人性动机的分析稍有不同，一个强调掩盖名利欲望，一个强调掩盖无能、自卑，但他们两人都有同一个结论：

越是身处底层，越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操”武装自己。

我们从反面也可以论证这件事，就是看看那些有钱人，或者上层人，是怎么看待高尚的“道德情操”的。

斯密的结论是，因为身处上层的贵族、国王，非常清楚底层老百姓对他们的膜拜，是出于对财富、荣耀和名望的渴望、羡慕，所以对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根本不屑一顾的，偶尔需要时，也是因为这东西能巩固公众对他们的崇拜。

所以国王就算是被人赶出了皇宫，也要维持一副高高在上、前呼后应的派头，就算国家已经陷入战争、被人瓜分的危险，也要挪用军费给自己修个漂亮宏伟的庭院——高尚的“道德情操”，永远排在巩固他们个人地位的后面。

世代相袭的国王，以及野心勃勃的普通人，都非常清楚人性的秘密，所以他们才不会去管什么“道德情操”，为了维持或者获得让人崇拜的名望利益，他们会使用一切手段：

包括彬彬有礼的优雅风度、高尚的“道德情操”（如果可以利用的话）、令人敬畏的雍容华贵，当然也包括欺诈、撒谎和各种拙劣卑鄙的伎俩，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公众崇拜的是他们的成功、富贵和地位，至于获得成功所使用的一切虚伪、不堪和卑鄙，是很容易被公众遗忘和忽略的。

——这种事，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也很常见吗？一个人但凡获得名望、财富，尽管他的手段卑劣，但依然有无数的拥趸和粉丝。

马克思研究有钱人研究了一辈子，对于有钱人怎么看待规则和道德，他的结论更是简单直白：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大胆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我之前写过一个小稿子叫《罪犯与财富》，里面提到一个现象，很多逃犯，隐匿逃亡过程中，很多都成了百万千万富豪。

其实这绝不是巧合。

核心原因是，逃犯之所以是逃犯，是这些人本就是胆子非常大的人，是那种敢藐视甚至无视规则、世俗道德的人，而且他们不怕万劫不复，大不了换个地方，人生再按一次“重启键”。

这样的特质，就决定了他们比普通，更容易发财致富。

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初兴的时代，因为那是一个旧规则不断消亡、新规则还未成型的时代，所以胆子大、突破规则，不会被罚，还容易获得巨大的利益，在别人畏首畏尾时，你只要胆子大就能干成事。

这也就是为什么王健林会说：清华北大都不如胆子大。因为他就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

还记得改革之初的“傻子瓜子”吗？其实按照当时的规则，他那种做法是要被抓的，违反了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道德和法律规定，只不过上面开明，最高层特批了，所以他成功了，发财了。

对很多底层的没啥大本事的人来说，遵守规则、世俗道德，是他们面对规则和道德时的第一反应，因为他们需要这些东西“武装”自己，同时约束高层聪明人为非作歹。

但对很多高层聪明人或者野心勃勃的底层人来说，规则、世俗道德，就是他们发财路上的变量之一：

如果违反规则，会被罚款5000元，但可以获得5万元收益，你看吧，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违反规则，如果违反道德，仅仅是被人吐口水骂几句，却能获得50块钱收益，那他们会毫无顾忌违反道德。

现在很多消费品领域的问题就是如此，罚得太轻了，以至于有些企业主宁愿违法、违德，也要赚那份钱。

因为违法违德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被罚的那些钱，他们只是把罚款当成了一种税而已。

实际上，对许多眼里只有利益的聪明人而言，道德、规则越严厉，就越像跌停的股票，因此越值得入手。

我举个例子，1920年代，老美一帮新教徒突发奇想，说要禁酒，这可让无数酒鬼发了愁，可对于无数投机分子而言，这简直就是天降横财的大好时机，因为只要偷偷开个地下酒吧，就能轻轻松松赚得盆满钵满。

《美国往事》这部电影大家都看过吧，里面几个道上兄弟开了一个地下酒吧，几乎天天爆满，其中的头目麦克斯跟男主面条透露：“这一小杯酒，售价一美元，成本只有一毛钱！这是九倍的差价！”

所以当美国政府废除禁酒时，最高兴的是那些酒鬼，最伤心的就是这些投机者、罪犯和资本玩家。

所以大家发现了吗？

如果说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没啥本事的底层人来说是一种“武装”，那对那些本事较大的上层来说，就是发财的变量，最多也就是一种偶尔需要的“伪装”。

03 蠢货不蠢

了解了以上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我们就能更好地看明白“苹果辱华”这种事了。

很多人老是喜欢表现智商优越感，一看见像蔡洋这种人，或者积极参与“苹果辱华”骂苹果的人，就忍不住说他们蠢、容易被忽悠。

但我不这么看。这种优越感，才是一种不自觉的愚蠢。

更深层的真相是，大多数的底层老百姓并不笨，也多是从利益最大化、理性的角度看待可表现高尚的“道德情操”事件的。

他们看似容易被煽动，但他们只是需要这玩意“武装”自己，一方面约束上层，一方面遮盖自己的卑怯。

还有最重要的，对于底层能力不足的人而言，在这个更加拼能力的个体化时代，能让自己一朝成名、直上云霄的机会太少，狂热的高尚的“道德情操”煽动起来的战争、混乱，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人生翻盘的机会。

意识到这点很重要。我举几个例子说明。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第二天凌晨，就开始轰炸香港）。

消息传到重庆，老蒋的部下跑去街上放鞭炮，当地老百姓不明所以，还以为是咱们打了胜仗，原来是老蒋的部下知道了，小日子一旦打了美国，那美国老百姓肯定就不会再摇摆了，一定会支持美国政府向日本宣战，这样就能减去中方的压力了。

其实在日本攻打珍珠港之前，在中国出生的卢斯所掌管的《生活》杂志，已经把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暴行，通过非常震撼的照片，向美国人充分展现了。

当时也有不少美国民间人士，以私人名义通过像宋庆龄主管的“保卫中国同盟”、红十字会等组织，向中国捐赠了不少抗战物资。

而且，罗斯福也一直通过广播向美国民众灌输，向日本宣战是迟早的事。

但为什么美国的孤立主义、摇摆主义还是有很大的市场，致使美国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才正式向日本宣战呢？

除了有些石油商的阻扰外，其实还有个原因：

要让美国老百姓支持战争，要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那就必须有个绝对师出有名的理由，否则他们会担心自己的牺牲没有意义。

所以中国死了再多人、城市被炸得多名面目全非，美国老百姓也只愿意付出同情，但绝不愿意主动去参战，只有日本人真正入侵了美国领土后，他们的参战才是百分之百反侵略的正义之战，才有可能让自己有机会成为名正言顺的保卫祖国的大英雄。

还有一个反例。

2021年，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死于新冠肺炎并发症。2003年，他为了论证攻打伊拉克的“正当性”，为了论证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在联大展示的装着白色粉末的小罐子，里面到底是不是“洗衣粉”，至今还是个迷。

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有大量当初抱着“保卫美国生活方式”的美国老百姓感觉上当受骗，公开或私下里咒骂美国政府这次不义之战。甚至，有不少纪录片和电影，去消解这场战争的意义。

但二战，就不一样，那是绝对的反侵略的正义之战，所以底层老百姓是完全支持的，也没有什么电影去消解和戏谑那场战争的意义，而无数曾经的普通老百姓，也通过这场战争获得了迅速改变命运的机会。

所以你看，别以为底层老百姓傻、好忽悠，他们的爱国主义狂热，也是有选择的。

我之前在写普里戈任那篇文章时说过一个事，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前夕，俄罗斯安全局为了煽起老百姓攻打车臣的热情和积极性，特意在几个大城市连续制造爆炸案，让公众觉得车臣武装分子是恐怖分子，该杀该剿。

后来几个知道真相的记者、前俄罗斯安全局工作人员，傻乎乎地向公众公布真相，结果陆续惨遭非命，负责调查的司法人员也莫名死亡。

这种事听起来匪夷所思，但为了煽动老百姓去卖命，这种做法相当普遍。

而且注意，底层老百姓也需要这么一个名正言顺的煽动，否则他们的参战就会显得毫无价值。

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知道真相的人莫名死了以后，俄罗斯老百姓也没什么大反应，原因是，他们也不想让自己的行为显得毫无价值，不想承认自己的祖国干了一件非正义的事。

像那种喜欢骂参与集体事件的人为“蠢货”的人，其实就相当于那种自以为了解真相的记者，非要公布真相，去消解参与集体事件的意义，肯定是非常招人讨厌的。

我们这个时代，不再是那个狂热的集体时代了，所以类似那种狂热的集体性的、能遮盖实际能力、只需要表现高尚道德的机会，已经很少了。

网络上，类似“苹果辱华”这种事，算是少有的机会之一，不过这次机会很快就被事实反转了，机会也很快就失去了。

——我相信，很多人会为此抱憾不已。因为所有高尚的集体性的狂热事件中，最为高尚的事，我不说，大家一定知道那两个字。

只能说，类似这样的事件，底层普通人的“需求”会更大，但上层的聪明人有时候也会利用。

而一个社会，越是达尔文主义，即越是赤裸地比拼个人能力，越没有机会获得尊重的底层人，也就越有可能参与类似集体性的狂热事件。

所以相信我吧，一个社会充斥着越多动不动骂人蠢货的人，就会有越多的人“蠢”给你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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