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2月19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三人死刑，另外三个同伙被判处有期徒刑。当天下午，此三人就被拉上刑场执行枪决，引来3000多名群众围观。

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行刑现场

被正法的三人中，有两人身世不简单，父亲是上海响当当的大人物。胡晓阳的父亲胡立教是一位老革命家，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小蒙的父亲，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读书时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领袖。葛志文是上海新华香料厂的工人，虽然没有家庭背景，但作为胡晓阳、陈小蒙的帮凶，干尽了坏事。

此三人都犯有“流氓罪”，据《人民日报》报道，从1981年到1984年，短短四年时间里，胡晓阳及其同伙强奸、猥亵妇女多达51人，倚仗父辈的权力为非作歹。上海民众听到他们的名字，唯恐避而不及。

那么，此案是如何发生的？身为首犯父亲的胡立教，事后又会作出何种反应呢？

胡立教

胡立教的革命生涯

1914年，胡立教出生在江西吉安的一个贫农家庭。1928年，红四军打到吉安，杀豪绅分田地，胡立教备受鼓舞，参加了共青团，当上了儿童团团长。

1930年，胡立教正式参加红军，在红三军团政治部当宣传员，早早参加了革命。因为表现突出，他很快入党，并被组织吸收到中央红军总部无线电班学习。

红军时期，侦破敌人情报，往往能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败。胡立教任务完成得极为出色，屡屡助红军化险为夷。长征进入尾声时，他已经当上了军委二局副局长。而军委二局，被毛主席赞为“长征路上的一盏明灯”。

长征结束后，胡立教在组织的安排下进入抗大深造，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知识。1937年，随着抗战全面爆发，胡立教被派往新四军，任司令部参谋处第三科科长。他经历过无数血雨腥风的考验，创立了“胡立教部队”，专门负责搜集情报，打击日伪军。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时，胡立教随新四军突围，血战七昼夜后堪堪逃过一劫。新四军重建后，胡立教留在后方担任政治部副主任，见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7年，新四军整编后，胡立教被调到华东局担任组织部部长，已经是中共高级干部了。

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主政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胡立教进入财政部工作，致力于维护整顿全国经济秩序。因为表现突出，仅仅五年时间，他就当上了财政部副部长。

1958年，胡立教重回地方，任牡丹江地委第一书记。在任期间，他再次发挥自己的经济才能，大力推动牡丹江重工业发展。不仅如此，在他的主持下，当地种植业、旅游业也发展迅猛，取得了不错的政绩。

1961年，时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家财政陷入危机，胡立教临危受命，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上任之初，胡立教便推出多项改革措施。他低价购入黄金，高价出售，为央行带来了客观的利润；他拿着不多的外汇在香港大量购入房产，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他支持船舶业发展，购置大量船只，用于煤炭运输，仅仅一年时间便回本。而这些收入，全部被纳入国家财政。

1964年，胡立教升任央行党组书记、代行长，成了央行的一把手。不过在十年特殊时期，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动荡结束后，胡立教恢复工作，赴河南担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相当于副书记）。改革开放初期，他大力推动中央政策落实，解决了河南百姓的吃饭难题。

1981年，胡立教走上人生巅峰，出任上海市委书记（第二书记），开始主政上海。

当时，上海不仅是全国最大城市，也是对外开放的试验田。邓公每次到访上海，胡立教都陪同其左右，他提出的许多建议，都得到了邓公的认可。

2006年，胡立教在上海病逝，享年92岁。他为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奋斗70余载，立功无数，不愧为上海人民的“好书记”。可他的儿子胡晓阳，玷污了父亲的名头，给父亲脸上抹了黑。

对养子视如己出，养子却为非作歹

胡立教夫妇干革命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由于当时斗争形势恶劣，夫妻俩都忙于工作，孩子出生后不久就夭折了。这也成为胡立教一生之痛，希望有机会能弥补这一遗憾。

新中国成立后，胡立教和夫人商量后，决定领养一个孩子，胡晓阳就这样被抱进了家门。

早年丧子的经历，让胡立教夫妇对这个养子百般溺爱，不舍得让他吃一点苦，给他最好的生活。结果习惯了过养尊处优日子的胡晓阳，从小就养成了顽劣的性格。

不同于其他干部子弟，胡晓阳没有参军，一直留在学校混日子。在校期间，一些女生听说他是高干子弟，主动投怀送抱。胡晓阳被宠坏了，以为任何女性都唾手可得，也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胡晓阳毕业后，当普通人家的孩子还在为生计发愁的时候，父亲就早早给他安排好了工作，让他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当记者。胡立教对儿子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收收心，采访、拍摄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不料儿子却把这个“才能”用到了别的地方，堪称“80年代的陈冠希”。

胡晓阳英俊帅气，再加上身世不凡，在报社很受欢迎，同事们都以为他是一个具备良好教养的“正人君子”。然而这一切都是胡晓阳的伪装，私底下的他为非作歹，行为极其的肮脏。

胡晓阳喜欢结交狐朋狗友，上到陈其五的儿子陈小蒙，下到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葛志文，都唯他马首是瞻，狼狈为奸。

胡晓阳当上记者后，常常利用职务之便，搜寻上海各大女性的信息。但凡他能看得上的，就借机骗取女性的信任，将她们骗到陈小蒙家，实施侵害。

更过分的是，这些女性被骗来后，胡晓阳等人会骗她们喝下药物，许多受害者都是在昏迷不醒的情况下，被迫发生了关系。

不仅如此，喜欢摄影的胡晓阳，还用微型相机拍下了整个犯罪过程。一伙人恬不知耻，甚至搞出个《采花大纪实》相册，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出版。

从1981年开始，短短四年时间，就有51名妇女被胡晓阳等人强奸、猥亵，罪恶滔天。可是，这些受害者清醒后，胡晓阳借着家里的地位，威胁、恐吓受害者及其家属，不准把真相说出去。受害者担心性命不保，无一人敢揭发举证。

被判死刑，父亲只说了四个字

1983年，国家开始第二次“严打”，一些犯罪分子听到风声，纷纷收敛自己的行为，明哲保身。

可胡晓阳团伙根本不当回事，坚信没有人敢举报他们。这伙人继续在上海为非作歹，该犯的罪行一样都没落下。

显然胡晓阳低估了中央的决心。别说是他，就连朱老总的孙子朱国华，也因为玩弄妇女被枪毙。朱老总夫人康克清得知孙子被捕，曾言：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天津方面按规定处理。

1986年1月，邓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越是高干子弟，他们的违法行为就越要加紧处理，杀一个不够，就杀几个。

有了中央的指示，上海人民终于放下了心理包袱，向市委提出三大意见，其中胡晓阳就独占一条。

很快，胡晓阳犯罪团伙就被上海警方悉数逮捕。可此时的胡晓阳虽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却坚信自己不会有事，更不会被枪毙。他傲慢地说：“公安总要照顾我父亲面子的......他们不会相信受害者的话的......”

胡晓阳又一次失算了。胡立教听闻儿子的所作所为，并看到一系列罪证后，愤怒和失望充斥着他的内心。他当即批复四字：公事公办。

最终，胡晓阳等三人被依法执行枪决，其他同伙也分别被判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