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投下反对票，美国重新入群，我驻联合国代表当场提出要求

随着冷战的谢幕和苏联的分崩离析，美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美国的全球行为并未如外界期望的那样以仁慈、援助和友善为主导，相反，它选择了以所谓的人权、自由和民主为旗号，构建了一个名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框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谋求全球霸权。这一目标的追求，往往让美国对国际法规采取了随心所欲的态度，合则用之，不合则弃之，这种做法并非个案，而是屡见不鲜。

典型案例包括1984年和2017年，美国两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美国脱离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2018年，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理由是该理事会被指责对以色列不公，并未能有效保护人权；2019年，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以便不受限制地发展先进武器；而在2020年，美国又退出了《开放天空条约》。此外，美国一直坚决拒绝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且作为唯一拥有化学武器库存的国家，美国一再违背国际承诺，推迟化学武器销毁时间，不愿履行国际义务，甚至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协定书的谈判，阻碍国际社会对其生物武器活动的监督，成为生物军备控制进程的拦路石。

这些国际法和国际协定的制定，是为了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验中吸取教训，旨在防止大国再次因地缘政治、金融贸易以及文化教育分歧而积累矛盾，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和大规模冲突。然而，美国似乎将国际合作机制视为累赘，对于教育文化、国际法和邮政等专门的国际组织更是嗤之以鼻，频繁退群的做法令人担忧。虽然美国常常挂在嘴边的是国际法和国际秩序，但实际上，这些只是其追求私利的工具，而不是其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的真正体现。

近日，美国提出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在联合国进行了投票表决。中国代表投下了反对票，但最终以132票赞成、1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大会特别会议已经通过了决议，正式宣布美国将于7月31日恢复成为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并将在年底的第42届教科文组织大会上行使投票权并参与入选执行局的选举。美国的重新加入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将国际组织视为自家的“后花园”，可以随意进出，这不仅损害了美国的政治信誉，还损害了国际组织的公信力。

关于恢复美国教科文组织会员国身份的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代表杨进表示，美国未能按时缴纳会费并非不可控的情况，而是美国根据国内法律规定执行的结果。加入教科文组织的会员国本意是加强合作，为和平作出贡献，而不是用于对抗其他国家或削弱其影响力。杨进代表还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敦促美国遵守教科文组织法规，履行其会费义务，并尽快支付所有拖欠的会费；二是坚守多边主义原则，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制度，尊重和维护社会多样性，不搞意识形态对立，致力于促进会员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菲尔德表示，美国的退出意味着失去在全球舞台上维护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的机会，因此感谢教科文组织接受了美国的提议。他还表示，拜登政府已经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协定》，并决定重返教科文组织，以确保美国在文化领域一直保持全球的“领先地位”。然而，有观点指出，尽管美国成功重新加入，但

其所强调的价值观往往与共同的国际价值和利益不尽相符，更多地是在谋求美国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这表明，拜登政府依然坚守“美国利益至上”的立场，而不是真正追求合作共赢。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并以民主的旗号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它在欧亚地区煽动所谓的“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策动“阿拉伯之春”，给多个国家带来了混乱和灾难。美国国务院甚至公开承认，在这些“政权更迭”过程中，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发挥了关键作用。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公开表示，自从美国离开教科文组织后，该组织被“中国影响力”充斥，这也成为美国积极推动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的背后原因之一。

可以看出，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动机并不单纯。特别是在今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在中国上海设立教科文组织STEM教育一类机构后，美国紧急行动，强力推动重新加入，最终如愿以偿。这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将自己视为国际组织的“搅屎棍”。

总结而言，美国的国际行为往往不拘泥于国际法和合作原则，而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和影响力的维护。尽管它声称追求国际秩序和价值观的传播，但实际上，它往往以霸权主义的方式行事。美国的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虽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讨论和关注，但也引发了对其行为动机的怀疑。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美国需要更多地考虑国际合作和共赢，而不仅仅是自身利益的追求，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稳定、和平和公正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