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永信为什么姓释-道安对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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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道安（312-385），东晋杰出的佛学家，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出身书香门第，早年痛失双亲，从小受外兄孔氏的抚养，7岁开始读书，到15岁时，通达五经文义，从而转习佛法。18岁出家，24岁遇佛图澄，亲聆教诲十余载，甚得器重，委以重用，常代说法。

东晋太元四年（379年），苻坚遣苻丕攻占襄阳，延请道安入住长安五重寺，弘扬佛法，并主持译经事业。道安参照已有的佛门戒律，结合中国僧人从事佛法活动实际，创立了一套中国佛教的戒规戒律，把中国僧尼的佛事活动纳入统一的行动规范，由此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建立寺院规制的人。他还创立了在般若学众多学派中影响最大的“本无宗”学派。魏晋沙门依师为姓，姓各不同，道安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凡佛信徒应以释姓为姓，自此方有沙门姓释之始。

道安不仅精通佛法，而且文学造诣高深。世传“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之说。东晋太元十年（385年）二月，年少的释道安痛失双亲，十二岁便出家当了和尚。他勤学佛经，崭露头角。师从奇僧佛图澄后，道安醉心于佛教哲理的深入研习，以特别的才能被佛图澄破格提拔为大弟子。

东晋兴宁三年（365年），道安师徒到达襄阳。

襄阳地处华中，是南北陆路交通要冲，自古以来一直是南北交兵必争之地。但在道安入襄阳这段时间里，北方内战激烈，无力兵锋南下，而南方东晋自桓温北伐失败后，也停止了对北方的进攻，南北双方兵戈暂息，襄阳地区获得一时的安宁，道安在难得的和平环境中暂时安定下来。

襄阳道俗人士怀着极为崇敬的心情接待了这位北方佛界的领袖，并从各个方面对道安的佛事活动给予赞助和支持。

道安师徒栖居的白马寺，因寺狭僧众，当地大族豪户便纷纷解囊捐资，为道安修建新寺——檀溪寺。

新寺有五层佛塔，四百间僧房，并以万斤铸成一尊高达丈六的大佛像放置于殿堂之上，顿使庙宇生辉。

迁寺之日，道安感叹万分，情不自禁脱口而语：“夕死可矣！”以后，檀溪寺一直是道安在襄阳期间讲经论道和举办各种法会的重要场所。

早在南下以前，道安的名声就为东晋方面所知，入襄阳后，东晋境内“四方学士，竞往师之”，纷纷向道安请教问学。

道安阐扬真谛、洞悉幽微、博大精深的精辟讲论，使东晋朝野人士倾心折服。

信奉佛教的东晋皇帝司马曜，对道安的道德学问致意以示关切，而且还专下诏书褒奖道安说：“道安法师，神器卓识，以佛理道德训诫时俗，业绩昭著，不仅规济于当今，而且善化于来世。其俸禄给养，一同王公，由当地官府从所在地区物产中直接供给。”

上有“国主”的支持，下有豪富的资助，道安师徒从此不再为生活操心忧虑，全心倾注于佛教事业，襄阳地区的佛法活动，日益蓬勃兴旺地发展起来。

在道安襄阳弘法的佛事活动中，对中国佛教事业发展颇有影响的，是制定佛门戒规，完善僧尼规范。

道安早年曾在佛图澄门下深入研习过佛教戒律，但当时传入汉地的戒律本身很不完备，加之乱世动荡，也不可能把各类戒律放到实践中一一应用检验。

到襄阳后，随着佛法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道安深感健全确立佛门戒律的重要性，认为推动佛教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确立戒规，否则，佛教的继续传播发展将会停滞受阻。

于是，道安参照已有的佛门戒律，结合中国僧人从事佛法活动的实际环境开始制定戒规，主要包括这样三个方面：

其一是“行香定座上经上训之法”，即讲经说法的仪式和方法。

其二是“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即对僧众每日六时的修行、饮食、起居等有关事宜的具体规定。

其三是“布萨、差使、悔过法”，即对佛教定期举行的集众诵戒仪式（布萨）和检举、忏悔集会（差使、悔过）的有关规定。

这三方面戒规内容，涉及僧众日常生活 及有关佛事活动的各个方面，道安首先在自己栖居的檀溪寺把这些戒规付诸实施，用以约束属下门徒和加强对本寺佛法活动的管理。

道安本人在戒规确立后，身体力行，严于律己，弟子们以老师为表率，谨慎奉法，遵守戒律，师徒之间互相尊敬，行止有礼，数百之众的庞大僧团秩序井然，一切有条不紊。

道安制定佛门戒规，把僧尼的佛事活动纳入统一的行动规范，这对当时佛教事业的传播发展影响甚大，“天下寺舍，遂则从之”，道安由此成为佛教史上第一位建立寺院规制的人。

后来的佛学家们高度评价道安说：“凿空开荒，则道安为僧制之始也。”

道安襄阳佛事活动中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整理佛教经典编写译经目录。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天竺（印度古称）、西域、汉地的一些僧人，先后把大批佛教典籍译成汉文，社会上流传的手抄经本日渐繁杂。由于佛经文体艰深，语言难度大，加之时代条件各异，译人水平不一，译经质量难免参差不齐。

随着年代久远，辗转传抄，舛讹相悖，“异译”（即同一佛经不同题目）和“失译”（不知译者姓名和译经的年代）的情况日益严重，甚至出现了不少中国人编撰的“伪经”。若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后人不仅难以窥探译经发展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很容易对佛教产生误解甚至曲解。

有鉴于此，道安开始对各种佛经的翻译及流传情况进行清理。他广泛搜求各种写本，经过“穷鉴经典，钩深致远”的一番系统清理后，编撰出佛教经典的目录——《道安录》。

《道安录》在校阅群经的基础上，对各经的译音和翻译的年代进行严密考订，如译人缺失，无由考订的，则归类集中，专门列出《失译经录》条目。同时，通过对“真经”和“伪经”的严格辨别，把认为是“伪经”的佛经二十六部三十卷排列编目，“以示将来学士，共知鄙信焉”。

《道安录》包括了东汉汉灵帝到东晋孝武帝将近两百年间的译经记录，是对当时汉地几乎能见到的所有佛经全部加以整理后第一部最系统的佛经目录书。

自《道安录》问世后，多部“经录”相继出现，但它们都是在《道安录》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众经有据，自此而明，尔后群经，资而增广”。

道安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学之先河，为整理佛典、保存佛教文化，作出了开拓性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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