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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天性中包含着性欲，老年人也不例外。潘绥铭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在《给“全性”留下历史证据》一文中写道：“老年人与自己年轻时相比，性生活确实减少了。但是与15年前的老年人相比，现在的老年人的性生活次数已经增加了将近一半。”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许多老年人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满足性的需求，只能苦苦压抑，甚至有些老人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这是整个社会都应该关注且无法回避的事实。

正文

在农村的深夜中，隐藏着一些不见光的交易。
随着冬天的临近，晚上11点左右，距离城区40公里的乡村逐渐变得寒冷，62岁的盲人王细华还没有入睡。躺在床上的他感到困倦，但当听到门外摩托车停下的声音时，他立刻精神焕发，匆忙起身，熟练地从房间跑到客厅，打开大门，将站在门口的中年妇女引进了屋内。
在微弱的月光下，随着两人相互脱衣的声音、沉重的呼吸声和木床咯吱作响的声音从房间中传来。半个小时后，王细华从上衣口袋里取出面值50元和20元的两张纸币，递给那位女人。

我是江西中部一个偏远乡镇派出所的警察，已经有12年工龄，之前在城区派出所工作了10年。关于老年人的性交易案件，在城区经常发生。但是在我目前工作的乡镇派出所，由于辖区经济落后，从成立至今几乎没有办理过性交易案件。直到2020年10月，一起入室盗窃案揭开了农村性交易的面纱，也让我接触到了两位涉案老人以及他们生活的环境。

2020年10月31日早上8点，我正在派出所值班，60多岁的盲人王细华前来报案，称家中丢失了4万元现金，并坚称：“是村里的‘大脑袋’偷的。”盲人老人不能看见，为何这么肯定地指出了嫌疑人？我立即安抚好他的情绪，向他解释需要进一步调查取证，然后叫来一名同事，驾驶警车，载着老人来到案发地——他的住处。
盲人家里大门紧闭，这是一座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砖瓦平房。他下了车，从窗台上摸出一把钥匙，熟练地打开了大门，越过30厘米高的门槛，领着我们走进了屋内。
客厅里摆放着一些简易家具，地面也非常整洁。盲人从柜子里拿出两个水杯，提出一个水壶，熟练地倒满两杯水，所有动作流畅自然，除了那双紧闭着的眼睛外，他看上去和普通人无异。

随后，他直接走进客厅左侧的房间，指出那是案发地点。我扫视了一眼，只有一张木床，床尾放着一个约1.5米高的木制衣柜。他蹲下并掀起衣柜最底层放着的被子，说被偷的4万元现金原本就放在这里。
通过谈话和询问，我们得知盲人今年62岁，4岁时因高烧导致失明，从未接受过正式教育，妻子18年前去世，儿子在外地工作，他长年独自生活。

被偷的4万元是盲人多年来积攒的低保补贴，本打算用来给儿子找个媳妇，没想到却遭到了偷窃。说到此处，他叹了口气，并表示儿子一年也难得回家一次。
谈及嫌疑对象，他再次坚定地说：“就是同村的‘大脑袋’偷的。”我问：“为什么怀疑是他？”
盲人说：“‘大脑袋’经常带一个叫熊小玲的女人来我们村。”
我感觉事情不简单，继续追问：“他为什么要带熊小玲来村子？”
盲人说：“‘大脑袋’会骑摩托车把熊小玲接到我们村，提供性服务给村里的一些男性，每次收取70元。10月28日晚上11点左右，‘大脑袋’骑着摩托车带着熊小玲来我家，当我和那个女人进入房间后，我听到‘大脑袋’好像也进了门，然后在客厅等候。期间，我听到衣柜传来动静，但当时我没有在意。”

盲人继续说：“‘大脑袋’叫王海平，和我是同村的，年龄也差不多。熊小玲属于本县南部某乡镇人，出生于1978年，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最近几天只有他们两人来过我家，而且这个月一共来过三次，肯定是他们偷的。”
听着老人漫不经心的陈述，我问他：“你知道你和那个女人的行为是违法的吗？”
老人有点不解地说：“我给了她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怎么会违法呢？”
在和老人的谈话结束后，我向上级报告，除了盗窃案件，我们还需要调查村子里的性交易情况。通过协调，刑侦同事负责侦办盗窃案，而我负责性交易部分，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了那两位老人背后的故事。

2.村口是老人们聚集在一起聊天的地方，也是他们畅所欲言的地方。

在盲人王细华和“大脑袋”王海平生活的村子里，老年人经常聚集在村口聊天，聊天内容涉及少儿不宜的话题，但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也没有觉得丢脸。几个月前，单身二十年的盲人对众人说：“谁给我介绍一个女人，我就买一包烟给他。”不久之后，“大脑袋”就带来了名叫熊小玲的女人到盲人家中。

我决定先找“大脑袋”聊聊，在他产生顾虑之前，我换上便服，让村长约他到村子的祠堂。
见到我不穿警服，没有过多的紧张，他今年68岁，实际上并不是个大个子，身材瘦小，还有些驼背，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根据他的叙述，他和熊小玲的相识源于几年前在县城的一次性交易，渐渐地两人熟悉起来，一起吃过几次饭，也越来越亲近。几个月前，熊小玲提议到“大脑袋”所在的村里发展业务，“大脑袋”想到村里有不少单身汉，尤其是盲人曾向他提过找女人的事情，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他负责骑摩托车接送女人，每次交易女人给他20元作为提成。
从2020年10月开始，基本上每隔一个礼拜，女人会选择一个下午赶到集镇。“大脑袋”接到女人的电话后，就会骑摩托车赶到集镇公交站台将她接回村里。

“大脑袋”自然地成为了近水楼台，妻子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把女人带回家中。他说自己可以给优惠价，别人每次交易要付70元，他能打个五折。之后，他会骑上摩托车，带女人在村子里转悠，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中老年男性，特别是单身者，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再把女人送回公交站。离开前，女人根据交易数量给他结算提成。

“大脑袋”既取色，又取财，盲人在谈话中也表示，“大脑袋”把接送女人来村里当成了一门生意。
“大脑袋”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即使做了过火的事情，派出所也会因为他年纪大而宽容，不会追究责任。此外，他还提到自己之所以找女人，与家庭情况有关。

我从村干部那里了解到，“大脑袋”有三个儿子，还有七个孙子，学龄前一直由“大脑袋”和妻子照看。在帮助儿子照看孩子这方面，很难做到公平，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家庭矛盾。随着孙子们陆续上学，老人的作用逐渐减弱，儿子儿媳们的关爱也变得更少。
村干部还说：“大脑袋”夫妻关系不好，经常吵架。
我问“大脑袋”：“你老婆知道你和女人的事吗？”
“大脑袋”说：“她知道，但她得了病，多年来我们已经没有同房了。”

3.我决定先带“大脑袋”和盲人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当我们到达停车地点时，突然冲出一名高个子的中年女性，还没等我和同事反应过来，她挥起拳头朝“大脑袋”砸去，“大脑袋”个子较小，连忙双手护头。
我赶紧阻止那名女性，并叫同事迅速发动车子，在离开之前，那名女性还嘟囔着：“祸害了村里多少家庭，非得抓走他才行。”
在派出所里，我们对“大脑袋”进行了正式审问，根据他的供述，只要带女人回村子，不管服务的男性是否单身，两人都参与。因此，村里的人对他很反感。面对村民的反感，他们逐渐收手，后来，那些单身多年、独自居住的老人成为他们的主要客户。

关于女人进村的情况，“大脑袋”或者说不记得了，或者说不记得有多少次，只承认2020年10月份的三次，和盲人所说的完全吻合。

我决定返回村子，进一步调查一些情况，新来的警察小邓和我一起前往。
在走访中，我特别留意到，村子里大多数是留守老人，他们有空就聚在一起聊天。村子里没有健身设施、娱乐场所。小邓很善于观察：“城市里的老年人有更丰富的业余生活，可以唱歌、跳舞，他们的身心得到更好的放松，但农村的老年人很难有这种机会，除了日常农活，他们只能互相串门或者待在家里。”
我点点头：“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得不到有效引导和转移，又不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就贸然进行性交易。”

我们找了几户人家，谈论到“大脑袋”，村民们都表示：“他们闹得村里乌烟瘴气。”谈论到那个女人，村里的妇女们更是恨铁不成钢，每当看到“大脑袋”骑摩托车载着女人，她们只能提醒自己的丈夫：“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又来了。”
村民们唏嘘不已，感叹道，这么大年纪了，还念念不忘这些事，真是老不正经，为老不尊重。
离开村子时，小邓问我：“他们不能使用一些性用品吗？”
我苦笑着说：“对于信息闭塞的农村来说，他们可能从未听说过这些东西，即使听说了，也不好意思去购买。”
在返回派出所的路上，我想起了自己的爷爷奶奶。在我记忆中，他们很早就分床睡了。因此，我一直以为老人们在性方面应该被唾弃。
成为警察后，我接触到了越来越多关于老年人和性的案子，60岁以上仍有性行为和性欲望的老年人并不少见。每当办理老年人的性交易案件时，除了考虑他们的违法行为，我更关注背后老年人正常的“性需求”，这是一个社会亟待解决的大难题，也是我深切关注的问题。

回到派出所后，我整理线索，没有哪起性交易案件能像这起案件一样让我如此接近事实，接近老人们的生活环境。我多次自问：“难道这些老年人只能通过性交易来满足自己吗？”
几天后，盲人的儿子多次来派出所，提到父亲的事情时，他十分苦恼，觉得父亲让自己丢脸，现在他都不敢回家了。
我问他：“这么多年来，你想过让父亲再婚吗？”
他摇了摇头：“我们都知道，我家没有相应的经济条件，而且，这么大年纪再找人结婚，也只能是相互照顾，我父亲能照顾自己，并没有这个必要。”

4.案情逐渐明晰，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抓捕名叫熊小玲的女性嫌疑人。通过相关信息和识别工作，我们很快掌握了她的身份，并联系到了她的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在嫌疑人的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被称为熊小玲的女性。她的真名是李小玲，生于1972年，现年约50岁。她看上去疲惫不堪，身高约1米45，长发盘着辫子，穿着红色棉袄和高帮棉鞋，打扮得像个普通农村妇女。

李小玲谈到了自己的经历。从2015年开始，她在城里一个老人家里做保姆，期间有人介绍她参与非法活动。利用照顾老人的空闲时间，在县城桥底下招揽客人。到2018年，她结识了名为"大脑袋"的顾客。

在我以前工作的城区派出所中，桥底下一直是我们打击的重点区域。一些年纪较大的妇女专门针对老年人进行非法交易活动。她们在人流密集的桥边主动与老年人，尤其是农村来的老年人搭讪、挑逗。一旦她们成功勾引了某个目标，就会选择隐蔽的私房或出租屋进行性交易。

随着公安部门的严厉打击，对桥底下的打击力度也逐渐加大。李小玲可以活动的场所越来越少。由于她本人身体状况不佳，需要挣钱买药，又不想给家人添麻烦，于是她学会了一种新的方式：跟一些熟悉的顾客去农村。在农村，隐蔽性更强，不仅可以更好地逃避打击，而且在一天的收入上要比城里多几倍。于是，到农村成为了她的主要工作方式。

在记录笔录时，有必要具体提及交易过程。李小玲表示，并不是每次都发生性关系，因为有些老年人偏好亲吻、抚摸和拥抱。此后，我也了解到，由于生理条件的限制，老年人可能会通过其他亲密行为来替代性交。皮肤是性感受器官，生殖器只占很小一部分，亲吻、拥抱、抚摸等也能带来快感。

虽然发生性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但老年人很可能会感染性病。在人行桥底附近有很多治疗性病的小诊所。在问及是否采取安全措施时，李小玲表示她自己提供安全套。她有丈夫和子女，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听到这些，我感到一些放心。

在后续的询问中，李小玲多次提到与"大脑袋"和盲人的接触，“他们喜欢跟我聊天”。

原来，每次当"大脑袋"去公交站接她时，一路上都会不停地与她聊天，甚至平时还会给她打电话，聊家庭琐事和生活烦恼。李小玲就像他们最好的倾听者。“大脑袋”因此对她很好。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近，如果不方便回家，就在稻田、草地或河滩上进行交易，她也并不嫌弃。

盲人也是这样，每次交易时，他都会讲很长时间的话，询问她的个人生活情况，或倾诉自己的点滴。李小玲总是耐心地陪着他聊天。

这些下乡的女性深知老年人们的隐秘需求。他们渴望得到温暖，通过倾诉和情感交流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审讯结束后，我默默沉思良久。在这起案件中，我并不知道该指责谁。

关于性交易案件，"大脑袋"因涉嫌嫖娼被行政拘留五日，并因介绍他人卖淫被行政拘留十日，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十五日；李小玲被行政拘留十日；盲人则被处以行政罚款五百元。

然而，由于无法找到赃款，盲人丢失的四万元一直没有找回来。"大脑袋"和李小玲坚称他们没有偷窃。尽管进行了多次摸排，但没有其他线索。由于农村地区缺乏视频监控，解决入室盗窃案件的侦破工作非常困难。盲人未找回的四万元成为了我永远的心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