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张学良被囚，给一外国老头写信：企盼你尽力协助穷困的中国

有一个英籍澳大利亚人，他在中国的经历富有浓厚的传奇色彩。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不少著名人物都曾请他做顾问。

在著名的“西安事变”中，他更曾三次往返于南京和西安之间，奔走斡旋，最终发挥了其他任何人都无可替代的作用。

端纳

这个人的名字叫端纳。

1875年，端纳出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而他的祖先是苏格兰人。

他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建筑包工商，还曾任当地市长，后来又被选为新南威尔斯州议会的议员。

端纳从小受到良好的、严格的教育，立志不怕吃苦，不怕挫折，不依靠父辈的优越条件，早日自立于社会。

他一参加工作就在当地一家报馆的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从此和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

悉尼

1901年，26岁的端纳来到悉尼市，担任《每日电讯报》社实习记者。

他勤奋异常，水平提高很快，得到了同事们的尊重和上司的赏识，两年后即升任该报副主笔。

1903年5月，在英国人威尔逊的大力推荐下，年轻的端纳前往香港担任《中国邮报》副主笔（一年后升任主笔），并自此开始了在中国的记者生涯。

1915年初，端纳来到北京，担任《伦敦时报》和《纽约前驱报》的特派记者。

北京

这期间，端纳渐渐认识到了中国清政府的腐朽衰败，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不可避免。

也正因如此，他同情革命党人，富于正义感。

1908年，他到设立在香港的革命党总部求见孙中山。

不过恰逢当时，孙中山人还在国外，端纳由胡汉民接见。

胡汉民

革命党人从端纳的文章知道他是一位主持公道的新闻记者，因此对他表现得十分欢迎，热情地接待了他。

这样，端纳在北京与清廷和革命党双方全都保持微妙联系。

而这样的联系使得他的报道内容更加充实和全面，很快，端纳就成为了世界知名的记者。

宋耀如

1911年春天，端纳来到上海，结识了查理宋，也就是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

后来，经宋耀如引荐介绍，端纳又结识了伍廷芳、王宠惠、王正廷以及虞洽卿等人。

这些人都是民国时期，各领域有名的人物。

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伍廷芳为外长。

伍廷芳找了端纳做顾问，端纳为其出谋划策，向其提议：为争取国际同情，立即宣布遵守条约义务，保护外侨生命财产等建议。

这年年底，孙中山返回国内，端纳慕名前去拜访，两人这才终于见上了第一面，这一面，两人一见如故。

中华民国成立后，端纳更应孙中山的要求，主持起草了民国政府第一个对外宜言。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的职位后，孙中山就任全国铁路督办，开始四处游历，考察实业。

当时任《论坛报》北京分社社长的端纳又与王宠惠一起，陪同孙中山巡视北方铁路。

这期间，端纳陈述了不少实例和建议，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端纳兼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

这时，他和袁世凯接触频繁。一方面，他佩服袁的办事能力，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厌恶其保守的思想。

1920年，端纳发现《远东评论》的发行人逐渐走上亲日的道路，看不惯这一切的他于是毅然辞去了在那里的职务。、

不久后，他接受北洋政府聘请，建立起了情报局并自任局长。

后来，端纳又兼任张作霖的私人顾问。

1928年，端纳应南京国民政府邀请，到工商部经济报导局工作。

这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炸死。

10月，经张学良再三聘请，端纳成为张学良的顾问兼老师。

然而，使端纳感到十分意外的是，他与张少师初次会晤，刚谈了十几分钟，张学良就需要用吗啡提神。

看着面黄肌瘦、委靡不振的张学良，端纳开始怀疑自己为这样一个“大烟鬼”服务是否值得。

但他很快就非常自信地下决心帮助张学良戒毒。

从此，他坚持每天陪伴张学良散步、骑马、打猎、钓鱼、游泳、打网球和高尔夫球。

在端纳竭尽全力的帮助和引导下，张学良的兴趣得到转移发展，终于成功戒掉了吗啡。

张学良对这位善良有趣的外国老头感激不尽。

而端纳对面前这位坦诚豪爽、胸怀大志的少师更具信心。

如此这般，端纳和张学良很快结成了忘年之交。

1933年，张学良作为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替罪羊，被迫下野出洋，端纳全程随行。

1934年初，张学良同端纳一行在欧洲游历六国之后，终于回到了上海。

这时，蒋介石夫妇为表示欢迎，邀请张学良和端纳到杭州游览。

宴请过后，由宋美龄作翻译，端纳与蒋介石谈了4个小时国内外大势，其独特见地赢得了蒋介石夫妇的赏识。

宋美龄问端纳：“你何不来替我们做事？”

端纳一时间未置可否，没有当即表态。

此后，张学良就任所谓的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端纳再度随行，一起去到了武汉。

从这时起，端纳不断写信给蒋介石夫妇，提出各方面的建议。

不久，蒋介石和宋美龄去洛阳主持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开学典礼，经过汉口，顺邀张学良和端纳作几天的旅行。

宋美龄见端纳思路敏捷，判断准确，工作细致又效率极高，对他甚为嘉许，再次向蒋介石保荐端纳为蒋家顾问。

她说：清末民初，在华受聘的外国顾问不在少数，但大多数是在其本国具有相当地位和声望的人。而像端纳这样的人，在其国内不过是当过工人的一介平民，只身来到中国，居然能成为岑春煊、孙中山、袁世凯、蔡锷、张作霖等各类名人的顾问和朋友，绝非偶然。

在宋美龄如此信誓旦旦的推荐下，蒋介石最终点头同意。

洛阳军分校典礼后，端纳正式成为了蒋家的私人顾问，很快与蒋氏夫妇建立起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宋美龄成了她丈夫和端纳之间的最好翻译。

在南京，几乎所有的大门都对这位澳洲人敞开着，不让他参加的场合是极少的。

1936年12月12日深夜，宋美龄在上海的寓所里惊闻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如雷轰顶。

当晚，宋美龄就打电话找到了正在上海国际饭店的宋子文和端纳，请他俩赶紧到孔祥熙家商议对策。

当天午夜，宋氏兄妹、端纳和孔祥熙同车赶回南京。

此时的南京，经过亲日派何应钦等人一搅和，已乱成了一锅粥。

宋美龄当机立断，反何应钦之道而行之。

经过连夜紧急磋商，她决定火速派人前往西安探明虚实。

她第一个想到的最合适的人选就是端纳。

为减少端纳语言不通的困难，又特派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同行。

端纳非常了解张学良的为人，私以为张学良绝不会加害介石，扣蒋定是他有难言的苦衷。

基于此，年过六旬的端纳义不容群地接受了这个棘手的特殊使命，并对此次西安之行颇具信心。

12月13日，端纳和黄仁霖在宋氏家族强有力的支持下，突破何应钦一派的极力阻挠，登机飞向西安。

离开南京前，他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报，告知他即将前往西安。

当天下午，他飞到洛阳，住了一夜，并再次联系了张学良，经获准后，于1日下午在非常恶劣的气候下飞抵西安。

张学良的私人财物总管——美国人吉米·埃尔德前往机场迎接。

当晚，端纳即同张学良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

经此会晤，端纳直接探询了这位少帅发动西安事变的用意。

接着，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端纳探视了蒋介石。

惊魂未定的蒋介石见到端纳，如同看到了救星，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并说道：“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之后，二人沉默良久。

端纳当面递交了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

蒋介石看完此信，懊丧不已，百感交集。

端纳转告他，夫人已决意前来西安与他共患难。

蒋介石陡然变色道：“她不能来，不能来！务请转告余妻切不可来陕！”

深夜，正在南京如坐钎毡的蒋夫人，终于收到了端纳从西安发来的电报。

电报中报告了蒋介石平安无事，住处也很舒适，并告知了张学良极盼孔祥熙能来西安一谈，尤盼蒋夫人一同到西安的事情。

宋美龄后来回忆起来曾说，当夜这一消息，是她事变后发现的“第一次希望之曙光”。

15日晨，端纳再见蒋介石。

蒋介石在得知自己无生命危险后，假惺惺地立下一份奇异的“遗嘱”，托请端纳带给宋美龄。

当天午后，端纳经张学良同意，飞返洛阳。

行前，他又与南京孔祥熙通了电报，告知了蒋介石在西安一切甚安，其余被扣诸要员亦均无恙。

当夜，宋美龄再次与端纳通话，告知：张学良希望孔祥熙赴西安晤商，但孔因医生坚嘱，不令飞陕，嘱端纳征询对方意见，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之。她自己也已决心飞陕。

16日早上，宋美龄第三次与在洛阳的端纳通话，孔祥熙也同时参与谈话。

宋美龄和孔祥熙均请端纳于返陕后向张学良“陈明利害”，盼张学良即行护送蒋介石飞赴太原，恢复其自由；并声称：“倘能照办，一切皆可不究。”

12月16日下午4时，端纳不负使命，从洛阳再度飞陕。

17日晚，我党代表团周恩来一行人应邀乘坐张学良专机，从延安飞抵西安。

20日上午10时，宋子文飞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和端纳同到机场迎接。

宋子文与西安方面磋商后，于21日中车与端纳同机急返南京。

“西安事变”爆发10天后，即22日上午11时30分，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蒋鼎文一行分乘两架三引擎的福特专机，从南京飞赴西安与张、杨和我党代表团谈判。

宋美龄基于宗教信仰，一心指望能在25日圣诞节那天使蒋介石获释。

12月25日下午4时，张学良最终决定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宋氏兄妹和端纳同机离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纵观历史，意义深远，更颇具现实意义，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其中，作为唯一的外国人，端纳更贡献了自己一份独有的重要力量。

后来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刻翻脸。

从此，张学良从副司令变成了阶下囚。

张学良身陷囹圄后，仍然信任端纳这位忠厚的长者，对他寄予厚望。

1938年10月20日，从湖南转押到贵州的张学良亲笔写信给端纳，信中说：

“我是何种人？我想你了解得很清楚。我企盼你尽力协助穷困的中国。我从没有消沉，请你不要为我过分忧虑。”

“西安事变”后，端纳被授予大绶采玉勋章。

但是当他一手捧着勋章，一手打开张学良在狱中给他写的来信时，心中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滋味。

为了情感、信用和道义，端纳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在数年间屡次苦苦恳求蒋介石，并通过宋氏兄妹和孔祥熙等权贵人物从中斡旋，要求释放张学良，但毫无结果。

后来，端纳与蒋介石在其他问题上又产生了争执，百般无奈的端纳最后愤然离去。

1940年，端纳由重庆飞抵香港。

1941年2月，端纳从香港抵达南太平洋的塔希堤岛休养，后去新西兰，继而转赴夏威夷游历。

同年底，当他从夏威夷返回香港时，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端纳所乘的轮船改航驶向菲律宾的马尼拉。

很快，日军攻占了菲律宾，端纳和其他白种人统统都被日军逮捕，关进了俘虏集中营。

被监禁期间，端纳面对多年的死对头，沉着机智，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始终没有被日本人发现，侥幸躲过了更大的迫害。

在历经磨难之后，他被菲律宾抗日游击队援救出狱。

1945年，美军将领麦克阿瑟率美国盟军收复菲律宾。

5月，端纳被送往夏威夷美国海军医院，检查治疗多年来备受摧残的身体。

此时的端纳已是70岁高龄的老人。

这年的10月，端纳日渐感到体力不济，再次前往塔希堤岛疗养。

1946年春，端纳转赴檀香山治疗，经当地著名的医生透视诊断，他患了肺癌，一叶肺已开始坏死，癌细胞已向全身扩散。

此刻，端纳念念不忘中国，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回到自己日夜思念的第二故乡中国。

同年4月，在宋美龄的亲自安排下，端纳乘坐飞机从檀香山返回中国，住进上海宏恩医院继续治疗。

11月，经多方治救无效，端纳与世长辞，终年71岁，就此走完了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