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通文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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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沁园春·长沙》写于1925年深秋，此时的毛主席正动身前往广州，主持当地的农民运动，途经橘子洲畔，创作了这首流芳百世的作品。

这首《沁园春·长沙》不仅描绘了橘子洲头天高地阔的秋景，更抒发了毛主席对青年时代往昔的追忆。

其中的“同学少年”，被后世解读为毛主席昔日的挚友、与毛主席一同建立了新民学会的“湘江三友”之一的萧子升。

关于这位被毛主席称为“萧菩萨”的萧子升，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有过生动的刻画，尤其是毛主席与萧子升结伴在乡下县城游学的经历更是被后人津津乐道。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萧子升与毛主席的政治思想和革命抱负并不相同，最终导致两个人分道扬镳。

萧子升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隐居于南美，直到1976年在毛主席逝世两个月后萧子升也离开人世。

在萧子升晚年所编写的回忆录——《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中，萧子升对他和毛主席在学生时期和青年时代的往事进行了讲述，尤其是那段刻骨铭心的游学经历，更是成为萧子升笔下回味无穷的精神寄托。

值得一提的是，萧子升在这本回忆录中还讲述了一段与毛主席雨夜留宿密印寺的往事，而在萧子升晚年若隐若现的记忆中，他和毛主席的命运似乎在密印寺便已经注定。

夜宿密印寺

1917年夏，还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就读的毛主席，与已经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的萧子升，决定利用休假时间进行一次游学。

“与其说是游学，不如说是打秋风，当时我和润之可谓身无分文，布袋里除了笔墨，也只剩下学生证明和工作证明。”

据萧子升回忆，最开始是毛主席提出游学这个想法，而他恰恰有过类似的短途游学的经历，两个人便一拍即合，只不过他当时也没想到，两个人竟整整“穷游”了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中，二人先后在长沙、宁乡、安化、益阳以及沅江五个县城间游历，期间更是风餐露宿，常常席地而卧，对话到天明。

至于如何解决食宿问题，萧子升回忆，他和毛主席并没有既定的规划，反而是走到哪里算哪里，饿了渴了就向老乡讨饭讨水，实在不行只能“画饼充饥”。

“那时候润之文采好，我又写得一手好字，遇到读书人家或者商贩，就厚着脸皮给人家写对联、赠诗，因此虽然囊中羞涩，但也不至于饥肠辘辘。”

在萧子升的回忆录中，谈及最多的便是他和毛主席在游学过程中的交流与辩论，从人生理想到家国情怀，从农民疾苦到军阀混战，两个年轻人通过思想的碰撞成为了无话不说的挚友。

然而，从萧子升的回忆中便可看出，即便是在青年时期，他和毛主席的思想主张已经有所不同，毛主席在当时已经有了革命的想法，而萧子升更倾向于教化式的改革。

事实上，之所以两个好朋友的主张存在分歧，与两个人的出身和成长环境密切相关。

与毛主席出生于农民之家不同，萧子升的父亲是留洋教师萧岳英，不仅属于书香世家，而且家庭环境十分优渥。

尽管萧子升并没有富家子弟的诸多毛病，但是其成长环境决定了他看待问题的视角和立场，因此在政治主张上萧子升自始至终更倾向于温和的改革派，这也成为他和毛主席最终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只不过1917年夏天正在湖南乡下穷游的这两位好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大有作为的天地和朝气蓬勃的青春。

当毛主席与萧子升这两位热血青年行至宁乡县的古刹密印寺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且天空中下起了绵绵细雨，二人便叩响了寺门，并递上名帖。

据萧子升回忆，本来当晚两个人只被允许在客房留宿，是没有机会拜谒寺庙主持的，但是当寺庙主持见到毛主席递上的名帖后，便认定此人与众不同，并破格相见。

原来主持见到名帖上的“毛”字，虽然只是寥寥四笔，但是却写得大气磅礴且占据了字帖的三格，而与之相对的“萧”字，虽有十笔却拘于一格，由此对毛主席产生了好奇。

当晚，毛主席和萧子升与密印寺主持相谈至后半夜，期间毛主席与萧子升就佛教的现实意义以及未来发展进行了深刻的讨论，主持更是连连称赞。

待到第二日毛主席与萧子升将要离开之际，密印寺的主持竟出人意料地向毛主席二人提出了两个问题。

“老主持先是问我，是否愿意留在寺中修行，我当时年轻气盛，更是有着一腔抱负，只当对方是玩笑话，便一口回绝，如今想来，竟被主持一语成谶。”

据萧子升回忆，在他拒绝了住持的邀请后，对方长叹一声，并提醒萧子升，倘若今日不能留在寺中修行，怕是此生难在华夏入土。

“我当时只觉得对方一定是在昨晚的谈话中得知我有出国学习的想法，所以才故弄玄虚，没想到自己这后半生竟再不能踏入华夏大地一步。”

正如萧子升所言，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便先跟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之后又先后旅居法国、瑞士，最后在乌拉圭定居，直到1976年去世，都没有再回到中国。

而老主持对毛主席的提问更让萧子升印象深刻，因为主持竟然问毛主席未来佛教是否能够在中华民族存续。

“润之的回答很是直接，他说佛教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用得好自然会利国利民，能否存续由佛教的自身发展决定。”

主持听后，沉默良久，最终留下了一句如今看来颇有远见的预言，“佛教的未来，就由施主决定了。”

关于这段密印寺的往事，萧子升还提及了一段小插曲，当时寺内有鎏金佛像数座，其中只有一座是纯金打造，普通人难以分辨，而毛主席却能够一眼看出，当时还被寺内沙弥夸赞毛主席佛缘匪浅。

尽管上述往事都是基于萧子升晚年的回忆，其中自然有难辨真假之处，但是1917年他和毛主席的这段游学经历却对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建设影响颇深。

两个人在回到长沙后不久，便组建了著名的“新民学会”，并由萧子升担任总干事，足见萧子升对于青年时期的毛主席之重要程度。

到了1919年，萧子升成为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子，也是当时湖南省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发起人。

然而正是赴法留学的两年，使萧子升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发生了根深蒂固的改变，最终使得他和毛主席这位同窗挚友彻底分道扬镳。

同舟难同心

1921年7月，毛主席乘船顺江而下前往将要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尽管李大钊与陈独秀都没能赶来参会，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对这次会议可谓满怀信心与期待。

除此之外，毛主席这次的赴上海之行，还有一位阔别许久的友人结伴，此人便是刚刚回国不久的萧子升。

而毛主席之所以非要拉着萧子升一起乘船去上海，是想劝说萧子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和他一起参加全国代表大会。

只不过已经留学两年的萧子升，不仅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而且政治主张也进一步走向了极端，此时的萧子升已经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

在萧子升看来，解决中国社会乃至全人类社会问题的根本，是在于政府专制下的腐败和阴暗，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必将是取缔国家政府，而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来实现自由与平等。

萧子升之所以有此等主张，与其在法国接受的自由主义思潮密切相关，而当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曾经的挚友毛泽东时，毛主席却无法接受。

于是两个人在驶往上海的客船之上，又进行了几番激烈地讨论，只不过与几年前两人在湖南乡下游学时的思想碰撞不同的是，这一次没有船到桥头自然直，而是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旭东（萧子升字旭东），你的想法太过理想化，或许一千年以后能够实现，而现在的中国，需要一个共产党这样能够将其挽救于水火的组织。”

萧子升回忆道，当时毛主席坚信只要坚持共产主义道路，不出三十年，中华民族必将甩掉封建主义的枷锁，获得新生。

只不过当时的萧子升并不认可毛主席的想法，毕竟在1921年，共产党还处于初步建立阶段，各地的共产党员还屈指可数，连毛主席本人，也是刚刚加入共产党。

“一千年又怎么样？那就等它一千年，只要能够实现，再长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没错，当时的萧子升已经过于理想主义，完全忽视了中国当下军阀混战、老百姓民不聊生的现实，更没有意识到当下社会需要一记重拳而不是一碗良药。

据萧子升讲述，当时在途径洞庭湖之际，他和毛主席睡在上下铺，那一夜两个人聊到很晚，毛主席向他描绘了共产党的未来，而萧子升却在为这位友人担忧。

“当时的润之斗志昂扬，可我却不免为他担心，毕竟历史对于革命派从来都是残酷而无情，法国大革命便是血淋淋的教训，我没润之那样的魄力，或许这也是他总叫我菩萨的原因。”

第二天清早，萧子升睡醒后发现上铺无人，便赶忙来到甲板，果不其然，毛主席此时正一个人立于船头，手中拿着一本《资本主义大纲》。

抵达上海后，毛主席为了发展萧子升入党，便与他住进了一间旅馆，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主席白天开会讨论，晚上向萧子升分享见闻，即便如此，萧子升仍旧固执己见，并在当年年底，又一次留法学习。

或许当时的毛主席与萧子升都没想到，1921年在上海的这半个月，成为两位挚友最后一段共同的回忆。

1924年，留法三年的萧子升回到了北京，只不过此时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那便是国民党党员，同时也是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

此后数年中，萧子升先后担任《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华北大学校长以及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要职。

在这期间，萧子升与毛主席虽然还有书信往来，但是由于工作繁忙和立场不同，两位年轻时期的好友终究渐行渐远。

值得一提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组织的故宫博物馆南迁行动中，萧子升被卷入了备受关注的文物倒卖案。

当毛主席获悉这个消息时，立即写信给萧子升，表达了对他的信任与安慰，毕竟毛主席清楚，萧子升这样一位能够与自己四处穷游的富家子弟，是绝不会做出这种卑鄙行径的。

后经调查证明，萧子升之所以卷入这桩丑闻，是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栽赃陷害，只可惜直到萧子升撤退到台湾，也没人为他平冤昭雪。

建国后不久，萧子升便辗转到了南美地区，并就此定居。

然而毛主席对这位旧友却念念不忘，在1955年中国使团出访乌拉圭之际，毛主席还派人与萧子升取得了联系，并希望他可以回到祖国。

然而萧子升因为种种原因，最终也没能与毛主席再见上一面，到了1976年，在毛主席去世两个月后，萧子升也郁郁而终。

如今再回首毛主席与萧子升这段友情，似乎一切并不都是命中注定，毕竟萧子升有多次机会可以与毛主席共同完成伟大使命，但是萧子升都一再错过。

或许这也是萧子升的个人宿命，只是不知道当萧子升在晚年读到毛主席写下的《沁园春·长沙》时，心中作何感想。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