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樊锦诗讲敦煌的故事

2019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本人有幸当面聆听了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专题讲座《永远在路上——文博人的初心与坚守》，受益匪浅。在此分享给各位网友！

讲座还未开始，上海历史博物馆西三报告厅里就已经座无虚席，临时加座全都坐满了人。后到者就只能站着听完讲座。

走进报告厅，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位满头花发、身材瘦小的老人，正在慢条斯理地整理讲稿和眼镜。(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在担任第三任院长期间每天从清晨起连续工作到半夜，看似羸弱的身驱里，其实精力过人！)

樊锦诗在开场白中表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担当，感谢党和国家对文物事业的高度重视，特别是40年来的改革开放，给了她为敦煌事业做点服务、做点工作的机会。

讲座首先对敦煌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和莫高窟的艺术价值作了一些介绍。“香港年轻小记者问我，这样好的一个石窟怎么开在这个地方？我说，您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差价’了，没开在香港，是不是？”（全场大笑）“我说，当年敦煌就是你现在的香港或者上海，所以开在这地方，明白吗？”樊锦诗的介绍相当风趣并且深入浅出，还不时地用投影展示有关的图片。她在介绍洞窟、壁画、塑像等艺术珍品时，如数家珍，充满了民族的自豪感。

盛唐 莫高窟第45窟

反弹琵琶乐舞 中唐 莫高窟第112窟

净齿 中唐

莫高窟第275窟、第259窟

讲座回顾了几代敦煌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创敦煌事业的那些难忘的历史。“我去的时候是八月份、九月份。洞里美不胜收，很震撼；可是走出洞呢，满目苍凉，到处没什么绿树，山上一根草都没有。咱南方人嘛，没怎么见过。我原以为常先生他们这些老先生肯定是西装革履，有文化，可是你们看，（她指着一张常书鸿段文杰穿着普通衣服、脚上穿着布鞋伏案工作的照片说）他像不像一个大队会计啊？”（全场笑）“敦煌连个交通工具都没有，我是坐着拉煤的车才到敦煌报到的。”她指着一张图片说：“这是土房子，我们上海人可能没见过，外面刮大风，门缝缝不会严实的，窗缝缝‘呜——’就是这样子。到办公室去了一天回来一看，哟，外面大风以后，桌子上、床上、被子上全是沙。里头用的家具是土炕、土桌子、土凳子。点的煤油灯，或者点蜡烛。喝的水是咸的。如果你要‘方便’，要去很远的土厕所，一点也不方便。”

上世纪50年代 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破冰取水

“还有一点，他们的子女都没上学，因为离城还有25公里，谁送他们去上学？所以就在敦煌莫高窟，能教多少教多少。”“常先生第一任院长，43年去筹备的时候，一片荒芜；现在有的人，都改善到这个份上了，他都会……（待不住）。从藏经洞被发现到常所长来，这样的情况持续了40年。40年没人管，所以藏经洞被人盗。（抗战胜利以后）很多人都走了，常所长这个大画家，他一看之后他不走，他老婆走他也不走。没有常先生留下，这个单位就没有了。解放后会不会成立？会成立，估计国家当时也百废待兴嘛，顾不上成立研究所，那就是个保管所，弄两个中学老师来管管。所以常先生的功劳太大！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敦煌的人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头坚持到现在。”

谈到1962年到敦煌实习生病、提早回家一事，她坦承自己虽然嘴巴不说，“但你真要问我，我没想着再要去。”但第二年毕业，偏偏又把她跟她的同学分到那边去了。因为她得过小儿麻痹症，父亲就给学校领导写了封信，希望他们改派。这封信，“我又想交，又不想交，思想斗争……(很久)。不是我今天在瞎吹，那个年代思想很正，我们怎么能往回收缩、搬救兵呢，那不行，还要服从国家需要，国家召唤我，敦煌需要我，那我就去了，我又到敦煌。67年我跟我先生结婚了。我的目标是要到南方来，学校是给我们承诺的，那个时候能照顾的就照顾，说你放心去，过两年我把你调来。谁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就没人管了呀。……不光是想老彭，还有孩子啦，一家人分在三处，这像啥呀。就这样待、待、待，待着我就对洞熟了。我一想老先生为它们付出了一生，我就这样走了，啥也不做走？好像有些舍不得，还想做点事。……又舍不得敦煌，又舍不得这个家，是走，还是留，是留，还是走？反正纠结。敦煌坚决不放，老彭那边武汉大学也坚决不放。最后是老彭下决心，我们把事情解决了，一直扯到1986年，老彭下决心放弃武汉。如果没他的放弃，没有他愿来敦煌，我肯定走，肯定不在这地方。能有老彭的支持，所以我呢应该说是幸运的。像这样艰苦的敦煌事业，因为这个敦煌太了不起了。可以告诉大家，我在敦煌过的日子，就像和尚一样，莫高窟里既没有商店，也没有公园，从这个山洞走那个山洞，走来走去就是山洞。有人就问，你们不想‘动一动’吗？这个地方你们就能待着吗？你是女同志，你怎么女同志的打扮、享受你都没有？我本来就是个‘邋里邋遢’，我一点也没有觉得枯燥，也没有觉得单调，有干不完的事，因为这是值得的。莫高窟已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白天做的敦煌的事，晚上做梦还在敦煌。我现在已经是‘80后’了，我能为敦煌做点事，无怨无悔，这是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跟职业操守。”（全场热烈鼓掌）

樊锦诗、彭金章夫妇

樊锦诗照片

樊锦诗回顾了自己接任第三任院长、担当使命的工作经历。“我刚刚到敦煌时候，想得很简单：我做好自己的石窟考古，就是本职工作，就行了。可是没想到文革刚过，组织上就把我叫过去，没让我走，还把我调过去，让我当副所长。后来成了研究院，当副院长、常务副院长。1998年，继常书鸿、段文杰以后，我成了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我已经60岁了，我说你们弄错了吧，再过半年多我就退休了，可他们说我们没有弄错。”就这样，她成了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当家人。

没想到上任伊始，就碰到“莫高窟整体上市”风波。在一些人看来，莫高窟“遍地是黄金”，可以借“发展旅游”名义来圈钱。她曾经跑到有关部门拍案力争，说得口干舌燥。“可是，背后就是政府在撑腰。我一想，这个事情不行啊，硬顶也顶不了。所以我们要靠法律，要搞法律层面保护。我就起草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我说了不算，到省政府、省人大，他们就帮我们修改，最后就出台了，帮助我们为敦煌莫高窟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法律保护。”可见，她既有“勇”，又有“谋”。

制定《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年)》

“我业务上就是‘书呆子’，对我来说管理、当领导是个挑战。”“不会就问，不懂就问，也不丢人。”“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我们要向前辈们学习，我们是站在他们肩膀上。”

樊锦诗谈到了党和政府对文物保管事业高度重视的两件大事。其一，81年8月，邓小平同志到莫高窟来视察，听说文物保护存在一些困难。他说：“你们敦煌的保护看来是个事，还不是小事，是个大事。”他当即指示王任重同志“解决一下”，拨给敦煌研究所300万元经费(樊锦诗：81年的300万元啊)。接下来，所里职工的子女可以上学了，上班有了班车，办公室也改善了，“芝麻开花节节高”。其二，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按照中央的部署，决定把一个小小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充为大实体的敦煌研究院，300个人编制，增加部门，获取人才，改善条件。当然，管辖的范围也扩大了，不仅限于莫高窟。

“使命在身，任务在肩。”谈到这一点时，樊锦诗展示了一张莫高窟历年旅游人数统计柱状图。可以看到，近年来莫高窟游客人数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逐年增长。

1979年-2018年莫高窟游客接待量柱状示意图

敦煌莫高窟南北两区共有492个洞窟有壁画或塑像，但可供游客参观的洞窟其实并不多，面积不滿10平方米的洞窟多达289个。

洞窟面积和数量统计表

与其他文物开放的地方不同，它是把“库房”直接开放供人参观。既要让游客能够参观，又要做好文保护工作，难度之大难以想象。作为研究所(院)的领导，樊锦诗为此殚精竭虑，与大家一起想尽了各种办法。包括采用预约制控制游客人数；建造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先观影后进洞，尽量减少游客呆在洞窟里的时间；制定严格的进洞审批手续，包括她自己也必须要严格遵守；在洞窟里安装各种传感器，在洞外的控制室就可以实时了解到洞窟里的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等化合物的情况；与世界各国科技人员合作，利用一切科学手段做好文物保护；等等。现阶段的参观预约和管理模式如下图所示：

新的莫高窟旅游开放参观预约和管理模式

与1908年伯希和拍摄的照片相比，一百年后的敦煌壁画和彩塑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化。“数学敦煌”概念的提出，是樊锦诗在保护敦煌莫高窟文物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她本人是不懂电脑的，却创造性地提出要用数学技术保留敦煌壁画和塑像，“留住敦煌”。敦煌研究院官网上的“数学敦煌”，便是她率领全院职工多年努力的成果。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全景

樊锦诗一口气讲了两个半小时以上。我注意到她滴水未沾，尽管桌上有矿泉水。这也许是她多年进洞工作养成的习惯吧。

讲座结束，热情的听众把她团团围住，请她签名。她起先用的竟然是小楷笔，后因人太多，才改用水笔。我为了让她节约时间，预先把书翻到了空白页，但她还是先问了是什么书才肯签。当得知是自己作序的书时，她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郑重得就象是在签一份重要的合同：

常言说：“百闻不如一见”。通过这次讲座，樊锦诗的真诚坦率、风趣幽默、认真执着、坚持原则、低调谦虚等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