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是拜占庭帝国最高权力的代表，集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于一身，这种核心地位使得其婚配情况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皇后在帝国政治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她不仅是皇帝的妻子，有时在新旧皇权的过渡及新政权的合法化过程中也会扮演重要角色。

因而双方所缔结的不仅仅是婚姻关系，更是政治关系，皇帝可以借此获取政治资源、强化皇权统治。

鉴于此，拜占庭皇帝通常会选择出身国内高门大户的名门贵女或来自国外王公贵族的淑女名媛为妻，这意味着皇后可以带来丰厚的嫁妆，包括家族的支持、军事将领的效忠甚至领土等重要的政治资源。

但在8—9世纪时，拜占庭帝国出现一种独特的皇帝婚配现象——新娘秀（brideshow）。

这种方式打破了皇后出自上层贵族的传统，借助仪式化的流程从百姓中拣选皇后。

对拜占庭皇后的出身进行考察可知，其大都来自显贵之家。

87位皇后中有42位来自帝国内部的显赫家庭，占比为48.2%；有26位皇后出身于拜占庭周边国家的王室贵族，占比为29.8%，这两种出身的总占比高达78%。

因此，名门贵族才是拜占庭皇后出身的常态，那么，为何8—9世纪的皇帝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新娘秀选择出身不高女性为后？

为何这种婚姻形式只出现于8—9世纪？新娘秀发挥了怎样的历史作用？

关于拜占庭皇帝婚姻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学界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这些研究或集中于个案，或关注皇帝与外部世界的联姻，缺乏对拜占庭皇帝婚姻情况的宏观总体分析。

而对于8—9世纪拜占庭帝国新娘秀的研究，国外学者多致力于探究其起源与基本实践，甚至还有学者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

如伦纳特·雷登（LennartRydén）以记载新娘秀的相关资料主要是圣徒传记为由认为新娘秀不仅不是重要的历史事件，甚至是完全虚构的，但受到其他学者批驳。

国内学术界对新娘秀的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许多学者将新娘秀单纯看作以美貌和德行为标准进行的选秀活动，忽视其政治作用。

举办新娘秀的政治原则

788—882年共有五位拜占庭皇后以新娘秀选出。

君士坦丁六世选择玛丽亚（Maria）为后的新娘秀细节丰富、内容翔实，我们以此为例还原新娘秀的具体过程。

788年，伊琳妮派出首席侍卫塞奥法尼斯在帝国内部为其子寻找妻子。

当使者们来到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地区的村庄阿米亚（Amnia）时，被村中一所古老的建筑所吸引，房子的主人是当地的没落乡绅菲拉瑞托斯（Philaretos）。

面对使者们的到来，好客的老乡绅竭尽所能的款待他们。

席间，朝廷使者询问菲拉瑞托斯家里有没有年轻的女孩，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于是，使者们在第二天见到了家里的女孩们，在测量了她们的身高、脚的大小以及将其容貌与画册中的女性进行对比后，菲拉瑞托斯的三个孙女成功入选，整个家族一起踏上了前往首都的路程。

后来又有其他的女孩被选中。

最终，有十名女性成了备选的秀女。

随后，一行人来到首都，觐见皇帝与皇太后。

前面几位女性都没有让皇帝母子满意，直到玛丽亚及其姐妹走进来时，皇帝及其母亲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最终，玛丽亚被选中成为皇后。

史料中对其他几场新娘秀的记述大致相同，我们可以据此对选秀的过程进行大概的还原。

第一步，由皇帝的父母向帝国全境发出寻找新娘的公告，“关于这一事情的公告被送到了所有受罗马帝国管辖的土地上”。

第二步，由中央皇室派出的官员在帝国全境寻找合适的女性。

在挑选过程中，出众的外表是入选秀女的基本要求。

如菲拉瑞托斯家的女孩们虽然“衣着朴素，但却散发着比其他女人的外表更迷人的美丽”。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入围的女性来到君士坦丁堡，由皇帝（或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及其父母进行挑选。

美貌在这一阶段依然重要，但动人的容貌并非决定性条件，最终的获胜者不仅要在身体方面的美丽超越所有同龄的女孩，更“应该在道德方面的美和精神的高尚方面出类拔萃”。

比如君士坦丁六世新娘秀的候选人之一杰龙提安诺斯（Gerontianos）的女儿，虽然比玛丽亚更加美丽，但性格傲慢，最终未能成为皇后；

塞奥菲鲁斯一开始被秀女中“长得最漂亮”的伊卡西娅（Ikasia）吸引，但她的性情显然不被皇帝所喜，因而落选。

因此，所谓的新娘秀就是一场大范围的选后活动。

帝国境内的适龄女性，不论出身，在美貌与德行方面进行竞争，其中容貌最为出众、品行最为端庄的女性获得胜利，进而加冕成为皇后。

我们对举办新娘秀的特征进行总结。

第一，新娘秀是为皇帝或者将来的皇位继承人举办的，并非所有皇子都有举办新娘秀的资格；

第二，只有头婚才能以这种大张旗鼓的方式选后；

第三，新娘秀由皇帝父母尤其是母亲安排，他们的意志起到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

第四，由新娘秀选出的皇后出身不高，其中，三位皇后来自小地主家庭甚至更低，出身最好的塞奥法诺虽是前朝皇后伊琳妮的亲眷，但其家族并无较大影响力。

塞奥法诺·马蒂纳基奥所在的家族虽然与前朝皇帝塞奥菲鲁斯有亲属关系，但却曾遭受塞奥菲鲁斯的刻意打压，因而家族势力不强。

最后这项原则耐人寻味。

因为婚姻是皇帝获取政治资源的重要方式，为何举行新娘秀的皇帝反其道而行之，选择出身不甚高贵的女性为妻呢？

这其实反映出新娘秀中隐含的一项政治原则：避免姻亲势力危及皇权。

对皇帝而言，强大的姻亲家族是把双刃剑。

在军事将领和政府文职官员中总是存在一些雄心勃勃的男性，他们的目标就是通过女性亲属嫁入皇室以获得更高的权力。

姻亲在给予皇帝政治支持的同时，也会给皇权带来威胁。

既然新娘秀有助于规避皇后及其家族对皇权的威胁，为何其仅存在于8—9世纪呢？

推动新娘秀发展的政治环境

想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需要将新娘秀放在千余年间拜占庭皇帝婚配情况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皇后出身不够显赫的情况，只出现在帝国早期（330—610年）与中期（610—1056年）。

在早期，皇帝大多选择来自皇室大家族内部、军事将领家庭或者出身前朝公主的女性为妻，此类出身的皇后占比72.2%，而平民出身的皇后也有5位，占比为27.7%。

如果除去有的皇帝在夺位前出身不高，匹配不到更好的婚姻资源，故而其糟糠之妻也有来自中下层的情况，可以发现有谋划地迎娶身份较低女子为妻的皇帝仅包括塞奥多西二世与查士丁尼一世。

仅有的这两例也是出于政治形势的考量：塞奥多西二世选择来自普通家庭的尤多奇亚为妻，主要是因为其长姐普尔西里亚（Pulcheria）非常强势，因此宫廷里的另一位女性不应再有深厚的政治背景，以避免出现两人争斗的局面。

查士丁尼一世之所以选择出身风尘的塞奥多拉为妻，主要因为其致力打击元老贵族势力，所以自然不会选择高门女性为后。

因此，早期虽然存在低微出身的皇后，却并非常态，有意选择寒门女性为后的皇帝则更少。

这一情况到帝国中期发生变化。

较之前朝，更多的皇帝选择出身不高的女性为后。

从伊拉克略王朝建立到马其顿王朝灭亡，其间有过33位皇后，其中确定出身非显贵的皇后为9位，占比27.2%。

这一数据乍看并不高，甚至略低于早期的27.7%。

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缺乏相关记载，有5位皇后出身不可知，占比为15.1%。

我们可以推测，或许正是因为这5位皇后来自寒门，所以不需要特意记述她们的出身。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9位皇后中，仅有2位皇后是篡位皇帝在登基前所娶，因而出身不高，其余7位均是皇帝继位后或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后自主选择的妻子，除去新娘秀选出的5位，还有2位。

因此，尽管从比例上来说，中期出身较低的皇后略低于早期，但皇帝选择出身不高女性的意识却大为增强。

进一步结合早期与晚期的情况来看，早期只有2名皇帝有意选择出身不高的女性为妻，晚期更是没有出现过寒门皇后。

为何新娘秀这种有益于非显贵女性的方式为何只出现在8—9世纪呢？这一问题需要到拜占庭专制皇权的发展、帝国所面临的生存环境中寻找答案。

330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由此开启了拜占庭帝国千余年的发展历史。

君士坦丁一世最为重要的功绩之一，就是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并确立血亲皇位继承制。

这两项制度确保了国家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且权力传承仅发生在皇帝家族内部。

但这种“家天下”的皇帝专制制度，在具体实践中遭到各种考验。

在帝国早期，皇帝权力最大的威胁来自家族内部与军事将领，前者从君士坦丁大帝死后其家族内部的大屠杀便可见一斑：君士坦丁一世死后，他的3个儿子将其父3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及其后代几乎屠杀殆尽，以消灭潜在的皇位竞争者。

军事将领的威胁更大，因为军权是皇权的脊梁，一旦皇帝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本是皇权根基的军权便会与皇权产生矛盾，其表现通常是军事将领被拥立为帝。

早期的皇帝瓦伦提尼安、塞奥多西一世、利奥一世、查士丁一世均是行伍出身，后被其部下拥立登基。

在此情势下，在大家族内部寻找适龄女性，或者与军事将领的女儿结亲，都是皇帝强化自身统治、拉拢军队势力的重要方式。

这也解释了为何帝国早期中这两类出身的皇后最多。

在帝国晚期，拜占庭皇帝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

11世纪末，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usⅠ，1081—1118年在位）建立起科穆宁制度（Comneniansystem），以血缘关系和政治联姻强化精英阶层的团结，大贵族家族成为皇帝权力结构的一部分，皇权统治的阶级基础扩大。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自科穆宁王朝建立以来，再没有皇后来自小门小户，因为皇帝需要利用婚姻关系将国内几大贵族家庭纳入麾下，通过家族政治的扩张与强化，实现巩固统治的目的。

所以，科穆宁制度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皇位、后位在大贵族家族中传递，国家官职也被贵族垄断：“军事贵族垄断最高军事行政官职，他们相互联姻，以科穆宁家族为中心，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纽带，逐渐结成了一个倾向于封闭的统治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