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远 陈隆文 论先商文化渊源及其殷先公迁徙之历史地理考察（下）

三

　　先商文化的分布区域。一般认为：先商文化漳河型，主要分布于河北省滹沱河以南、漳河以北之间；辉卫型主要分布于黄河以北、淇县以南，包括沁河、卫河上游一带。[1]根据近来考古发掘的材料，北边河北省中南部主要有磁县下潘汪。[2]河北省最早发现先商文化遗址是在石家庄市区西北角的市庄遗址（原省府建筑工地），其次就是内丘南三岐村遗址和磁县下七垣在内三处。[3]再其次还有邯郸涧沟，[4]新乡潞王坟。[5]目前滹沱河流域的先商文化遗址还没有正式大规模发掘，自然对其文化面貌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正定小客庄发现的陶器与目前称为先商文化为同类器物相近，接近漳河流域的先商文化，[6]这算是先商文化的北边分布。这种先商文化分布主要见于太行山东麓，南至郑州、新乡，北至易县、涞水流域。近年来，在河北容城县上坡遗址发现有先商文化遗存。[7]类似文化遗存的在保定地区还有容城白龙，[8]易县下岳各庄，涞水庞家河，[9]其次河北曲阳县[10]也均有此类文化遗存的发现。在河北省磁县界段营至少发掘七个地点[11]。以上这些遗址都是沿滹沱河流域的分布。最北边，只能到达河北省拒马河流域。[12]

　　在河南豫北地区，先商文化东边在濮阳地区发现有先商文化遗址多处，共复查了马庄、铁丘、戚城、程庄、咸城、瑕丘、台上、商城等八处。在马庄进行试掘，先商文化层居于龙山文化层之上，可辨的陶器器形有绳切纹罐，折沿罐，鬲和甗等与邯郸涧沟，磁县界段营的先商文化相近。[13]1991年至1994年又在濮阳进行了两次考古调查，在濮阳和浚县发现的先商文化的标本不算很多，但都具有漳河型的特点，如纹饰多见细绳纹和线纹，器类多见夹细砂薄胎、深灰色鬲和橄榄形罐等。这些都是邯郸涧沟、永年何庄、杞县鹿台岗等先商文化的典型特征[14]。先商文化向南发展，达到郑州、杞县鹿台岗。[15]先商文化向西南发展亦到达修武、武陟等县。在修武县有李固遗址。[13]武陟县有赵庄遗址[13]。还有东石寺遗址等。[16]

　　根据现有考古材料看来，先商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大体在今河北省中南部和河南省的北中部。其北界与燕山军都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相邻。他们之间交错交汇区就在河北沧州一带。[17]其东界与岳石文化交汇处是在濮阳。虽然该地没有发现典型的岳石文化标本，但个别陶片具有岳石文化的特点，说明濮阳在这里是先商文化与岳石文化的交汇地。[14]在东南是杞县鹿台岗遗址，[15]郑州南关外型，[18]作为与岳石文化的交汇地。过去都认为先商文化以西是以武陟沁水为界，沁水以西为夏文化，沁水以东为先商文化[19]，现在看来根据最近一些考古材料，在沁水以西也有先商文化的分布，沁水应作为夏商文化的交汇地，不能作为分界线。沁水以西，武陟县大司村发现有先商文化遗存，调查认为是属于早商文化。[20]但根据鬲、簋和大口尊的出土情况，应属于先商文化。最近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又重新到焦作地区进行调查，在表中列举商代遗址共有七处，作者认为由于商代遗址发现陶器较少，多为碎片，其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为先商文化时期的东西，但可以肯定焦作地区的沁水为界是有所突破的，[21]因为在山西平陆县发现前庄遗址同期的大祁遗址。根据器形判断，大祁遗址与前庄遗址在年代上和文化面貌上基本上一致同属商代前期遗址，文化性质属二里岗期。[22]说明先商文化在经过沁水向西进行到山西垣曲（亳），始居亳地之后，商汤完成灭夏任务把商文化又扩大到晋南平陆地区。[23]

　　考古工作者根据考古材料初步推测，分布在豫北地区的先商文化曾与鲁西南地区的岳石文化对峙，并南下进入豫东地区的西部和当地的二里头文化一度并行。分布在豫北地区的先商文化，基本上是与以河南省安阳后岗遗址第二期为代表的后岗类型龙山文化基本重合。据邯郸涧沟、修武李园等遗址的地层关系，先商文化的堆积叠压在龙山文化层之上，年代显然晚于后岗龙山文化，[24]很明显先商文化是从外地迁徙来到这里的。其间分布在豫北、豫东西部的先商文化，不可避免地与分布在鲁西南和豫东地区的岳石文化相邻，互相影响。安邱堌堆、清凉山和鹿邑栾台等岳石文化遗址等包含有先商文化因素，濮阳马庄、杞县鹿台岗等先商文化遗存包括的岳石文化因素，正说明这个地区先商文化与东夷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关系，以及该地区作为交汇地带。这正可表明商族并不兴起于豫东地区。一些同志认为是从东海岸沿着现在陇海铁路的路线从苏北经至徐州进入豫东，征服了土著在商丘一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都城“商”的说法，[25]是无任何考古根据和文献记载的，是绝对不可信的。

　　殷人先公最初活动的区域，现在看来应在漳河流域，其次扩充到淇水，沿卫河，西边最初以沁水为界，以后突破沁水到沁水西岸。东部、东南部以濮阳、杞县为界，北边以拒马河流域为界，沿太行山东麓这一狭长地带应为先商文化的分布区域。宋豫秦先生认为：“新近调查表明，卫河以东的濮阳—滑县东部—长垣—杞县—鹿邑一线，均发现有漳河型一类文化遗址和遗物。这一线的黄河以北地区，东西分别与岳石文化和辉卫型文化为邻，黄河以南其东西则分别为岳石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15]

　　在这个分布范围内，其间先商文化所处自然地理形势复杂。北部漳河以南到辉县间为广大低山丘陵盆地，南部焦作、济源一带也为低山丘陵盆地。包括林县、安阳、鹤壁市、淇县、汲县、辉县、焦作、博爱、沁阳和济源等部分地区；其次是洪水冲积倾斜平原，低山丘陵盆地的前缘。包括安阳，安阳市以北地区，以及内黄、汤阴、淇县、汲县、浚县、滑县、新乡县、新乡市、获嘉、武陟、辉县、修武、焦作、沁阳等，位于太行山的倾斜地带。北部在安阳、汲县、汤阴一带，靠近山区边缘由微起伏的剥蚀台地，残山低岗，洪积坡积裙所组成，其下界由平缓而微有起伏的波状倾斜平原，逐渐过渡到地势坦荡的冲积平原。南部，在焦作、济源以南地势是洪积冲积的倾斜平原。在倾斜平原的外缘，地势低平，经常积水。在地势低平处，土壤肥沃，适应农业，所以人类最早开发了这个地区，并在这里繁衍生息。因此，在沿河流处，分布着很多先商文化遗址。

　　卫河是海河的主要支流之一，上游源于山西高原，卫河的支流很多，较大的有安阳河、淇河、漳河等。山地丘陵区年降水高度集中于夏季，且多暴雨，流失快，冲刷严重。地下水源不易开发。由于古代黄河流经这个区域，而且又不断改道，因此，受黄河的水患影响也很大。所以先商文化的分布只能沿着黄河河道向西发展。[26]能越过古黄河达到濮阳、浚县是经过人们长时期努力，才能取得这样可喜的成绩。

四

　　殷先公迁徙历史地理考察。大家知道，考古学文化与族文化是既有联系而又相区别的两种概念，二者绝非可以简单地对立。历史上的商族，据文献记载，成汤所建之国，在灭夏前都城只能是在方圆七十里的范围，比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往往要小得多，所以，能否和一个考古学文化某一类型相对应，虽然是不可妄断，但是大致说来应该说是相对应的。我们从古文献和考古材料相结合与实际调查三者对应起来，基本上可以看出商族的发展线索及其脉络，自然是很清楚的。由于商族不断迁徙，因此，它的文化面貌也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下七垣文化属于先商文化，也只能理解为商族先公时期的一种文化，不能认为是代表全部商族的先公文化面貌。

　　在夏商文化的断限讨论中，一些同志同意郑州商城为成汤的亳都，可是有的又却不相信郑州商城是“成汤始居亳”的亳都。因为《书序》和《殷本纪》都有：“汤始居亳，从先王居”的说法。而郑州地区目前又没有更早的先商文化，无法落实“从先王居”的事实。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山西垣曲商城可以说是“汤始居亳”的“亳”都，因在黄河以北称为北亳，[23]是商族的发源地。[27]在史书上明明白白地记载，商祖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商族的诞生始于契。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又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即指此。《国语》曰：“玄王十有四世而兴”。当即指契，因契传为玄鸟所生故有玄王之称。《商颂·长发》中也称玄王。从契开始至成汤大约经历了十四世，这一历史时期的商史称为先公时期。

　　《尚书·盘庚》上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尚书·商书序》曰：“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史记·殷本纪》也同义。张衡《西京赋》又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居。”对于成汤以前的八迁，王国维曾有考征：

　　契自亳迁居蕃一迁。

　　昭明自蕃迁居砥石二迁。

　　昭明自砥石迁商三迁。

　　相土自商迁商邱四迁。

　　相土自西都商邱迁居东都泰山下后复归商邱五迁。

　　商侯自商邱迁殷六迁。

　　殷侯复归于商邱七迁。

　　汤始居亳八迁。[28]

　　邹衡先生认为王国维所列八迁中提到亳、蕃、砥石、商、商邱、殷、泰山下等七个地名。亳在河南郑州，所谓相土西都商邱，实为宋都邑，与商王都无涉，而东都泰山下（《左传》定公四年杜注）也很渺茫。其余可以考实者只有如下四地。“契居蕃，昭明居砥石，商邱迁于殷，契封于商。”[13]

　　根据我们的考证，契居蕃就是契居蒲，应在山西晋南。丁山先生认为：“博、薄、蒲、番、蕃”五个字汉初写法，尚无刻定之形。”“契居蕃”应在滱水支流的博水流域。丁山推论亳发祥在今永定河与滱河之间。[29]我们认为丁山《商周史料考证》这些说法都不一定可靠。“汤始居亳”就是“汤始居蒲”。因博、薄、蒲、番、蕃五个字，按丁山先生说法：“汉初写法尚无刻定之形，故蕃、蒲、亳可以相假。”[29]故“契居蕃”就是“契居蒲”。其地应在晋南。蕃，《说文》“草茂也。从草番声。”蒲，《说文》“水草也，从草蒲声。”可见蕃、蒲都是草。因这种草喜水，山西境内特产这种蒲草，因此，以蒲命名的地名很多，因蕃、蒲、博古相通假，故“契居蕃”实为“契居蒲”在山西晋南永济县，也就是“契居薄”。《括地志》曰：“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厉山，亦名薄山”。“汤始居亳”应离薄山、中条山不远。据《山西历史地名录》记载厉山在垣曲县东北九十里，俗称舜王坪，相传舜帝喾耕于此。海拔2321米，为本县最高山峰，山上树林茂密，盛产药材，此厉山，应即薄山，也就是蒲山。“汤始居亳”应在山西垣曲县商城遗址。[23]

　　为什么“契居蕃”就是“契居蒲”在山西永济县？是因为契母简狄，在此活动。《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之女，为帝喾次妃。”《正义》曰：“按《纪》云，桀败于有娀之墟。有娀当在蒲州也。”《读史方舆纪要》记载：“蒲州，古蒲阪，舜都也”。蒲州蒲阪，即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镇。蒲阪，《山西历史地名录》曰：“《帝王世纪》舜都蒲坂”。《史记正义》引《地记》注“河东县东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故址在今永济县蒲州老城东南隅。[30]《尚书·汤誓》曰：“伊尹相汤代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陑，地名。鸣条，在山西永济县。结合《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娀之墟，奔于鸣条，夏师败绩。”可证有娀之墟应在山西蒲州永济县是可信的。《淮南子·地形训》曰：“有娀在不周山”。不周山即永济县的蒲山，当可说明有娀也应在永济县。

　　《史记·殷本纪》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

　　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说明契活动于晋南，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因为助佐禹治水有功而后来被封于商（漳）。

　　商在何处？有不同说法。一是上洛说。《尚书汤誓》郑玄注曰：“契始封商，遂以商为天下之号。商国在太华之阳。”《史记·集解》曰：“皇甫谧曰今上洛商是也。”《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曰：“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

所封也。”其地在今陕西商县。《水经注》卷二十《丹水》曰：“契姓封商。鲁连子曰，在太华之阳，皇甫谧阚骃，并以为上洛商县也，殷汤之名，起于此矣。”可是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先商文化的发现，因此，商在陕西上洛商县是不可信的。

　　二是今河南商丘宋国说。这是传统的说法。《左传》昭公元年曰：“昔高辛氏有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杜预《春秋释例》曰：“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国睢阳县也。”商丘此地仍无先商文化发现。

　　三是殷墟说。《史记·郑世家·集解》引贾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预《春秋释例》说“商丘在宋地，或以为漳水之南故殷墟为商丘者，非也”。[31]邹衡先生说：“显然本自盘庚迁殷，故杜预非之”。不可信。邹衡先生提出应在“漳河地区”。[12]可信。

　　有的同志提出契封商，尧舜时代是原始社会，不可能有分封之事，不符合实际。根据古文献记载，除了契被封于商之外，在原始社会还有尧之子封于唐。《括地志》曰：“定州唐是尧后所封。”《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太平寰宇记》曰：“唐县，本尧为唐侯国于此。”《史记·五帝本纪·正义》郑玄云：“帝尧胤嗣之子，名曰丹朱，开明也。”《帝王世纪》云：“尧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汲冢纪年》：“后稷放帝子丹朱。”范汪《荆州记》云：“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舜之子封于虞。《史记·夏本纪》《集解》引皋陶之后封于英，六在今河南信阳地区。《史记·周本纪·正义》弃封于邰。这些记载当可说明尧舜时代应有分封之事。无分封之说，是不符合实际的。不过这时的分封与后世分封应有所不同，地域范围不算很大，只不过是族的迁徙，原始部落的殖民活动。

　　漳水就是滴水。葛毅卿《释滴》说：“读为漳”[32]。杨树达《释滴》也认为滴为漳水。《尚书·费誓》曰；“我商赉汝”[33]。曾运乾《尚书正读》卷六曰：“商读为章”。因此，卜辞中之滴可以解释为漳水。在卜辞中有“滴北”（《邺》3，45，11）和“滴南”（《甲》623），可见该水是从西向东流。卜辞有洹水而无漳水，则滴水当即今之漳河。葛毅卿《释滴》、杨树达《释滴》、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等书均有此说。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释林·释

》中，更直接释滴为漳，说明释“滴”为“漳”已成定论，因为商与章古音相同，章字古音在阳部，商字古音也在阳部，故相通假。所以释滴为漳。《汉书·律历志》记载：“商之为言章也”。《风俗通义·声音篇》谓“商，章也”。《吕氏春秋·勿躬》曰：“臣不如弦章”。《韩非子·外储说》：“作弦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杜预注商密，在今南阳丹水县。《续汉书·郡国志》南阳郡丹水有章密乡。据以上材料可以说明商、章可能通假。故邹衡先生说：“滴水所以称商，大概是因为商人远祖居住在漳水，而最早的漳水或者就叫做商水。”[12]漳水始见于《尚书·夏书》中的《禹贡》篇：“覃怀底绩，至于衡漳。”衡漳，《汉书，地理志》作浊漳，谓“上党，长子，鹿谷山，浊漳水所出，东至邺，入清漳。”又曰：“沾县，大要谷，清漳水所出，东北至阜城，入大河。”清漳入河以后，《水经注》云，“又东北过高县东，又东北过扬虚县东，商河出焉”。这条商河世谓之清水，又俗称小漳河，显然是由清漳名分衍而得名的。丁山先生考证漳水下游分为二支：一支由滹沱河入海，所谓浊漳也；一支由绛河故渎，张甲河左渎，屯氏河故渎入小漳河，所谓清漳也。[29]清漳河下游一名商河，正与卜辞所见“滴水”名字相应。所以殷商时代商河的干流，就是今漳水。也就是殷先公活动的中心区域。

　　昭明居砥石。《世本》曰：“昭明居砥石”。

　　《荀子·成相篇》曰：“契玄王先昭明，居砥石，迁于商”。砥石在何处？丁山考证认为“砥石为诋字传写之误。砥石，即泜水与石济水的混名”。又说：“泜水，今河北隆平县北入宁晋泊。宁晋泊于冀县北入滹沱河，在古代，应如浊漳水注云，泜水东入泜湖。泜湖东注衡水，衡水者，横漳也。”[29]我们认为，古之泜水，即今河北省之槐河，泜，《说文》曰：“泜水在常山。”段注，“今泜水在元氏县源出封龙山，东南流经县西南六十里泜屯村，入槐河，泜与济互受通称”。《汉书·地理志》元氏县条下云：“泜水（旧读作沮水），首受中邱西山穷泉谷，东至堂阳，入黄河。”汉元氏县在今县西北。《清一统志》曰：“槐河源出赞黄县西，东北流入顺德府境，经元氏县南又东流入商邑县界，即古泜水，讹为沮水者也，此为北泜水”。今天河北的槐河就是古代的北泜水。西周青铜器匍雁铜益铭文有氐地，就是指北泜水。[34]当为昭明所居之砥石，在今河北元氏县境内。

　　相土迁商丘。《今本竹书纪年》曰：“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左传》襄公九年记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相土即殷先公，此商丘古之帝丘。[35]

　　“相徙商丘”。（秦嘉谟据《太平御览》辑录）

　　“相土徙商丘”。（张澍据《太平御览》辑录）

　　“相徙商丘，于周为卫”。（张澍据王应麟《地理通释》辑录）

　　《帝王世纪辑存》曰：“相徙商丘，本颛顼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阏伯之居也。”此商丘为古之帝丘，即今河南濮阳。故《帝王世纪》云《世本》：“契居番，相土徙商丘，本颛顼之墟……今濮阳是也。”《左传》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在这里发现有先商文化遗址多处，当今之濮阳应为古之商丘，[35]即帝丘。

　　《左传》定公四年曰祝佗论周封康叔曰：“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此东都应如何解释？契封商在今河北省漳河流域，相土亦曾居之，可称为相土之西都。相土后又徙帝丘，因此，濮阳可称为东都。一些人不名此历史地理之关系，把泰山作为相土之东都，是不恰当的。

　　商侯迁于殷。《今本竹书纪年》云：“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古本竹书纪年》云：“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殷在邺南三十里。”

　　《左传》定公四年曰：“分康叔以殷七族，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

　　殷的地望在何处？有的人认为在今新乡沁阳县附近。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一书曾指出：“衣当读为殷”。其“地在今沁阳县”。[36]有的同志认为“衣”这个地点就在安阳附近，而与王都有密切关系。[37]我们认为殷即北蒙，当在洹水北，应在邺县南三十里之临漳镇，距河南安阳市18公里，[38]今洹北有商城发现，即古殷地。

　　《帝王世纪辑存》曰：“《春秋外传》所谓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乱之，七世而陨是也。”

　　《国语·鲁语》曰：“冥勤其官而水死。”

　　《今本竹书纪年》谓：“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又谓：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此河应即指古黄河。古黄河河道流经此流域，“历史上黄河大部分时间流经古黄河，由河北省流入渤海。《禹贡》冀州下的北播为九河，流经平原西部。兖州下的‘九河既道’则在平原东部”。[39]最近有的同志考证，在传说中尧舜禹三代有洪水，实际它持续了2500年之久，远远超过三代之数。[40]由于黄河下游经常改道，所以先商文化的分布只能在现在黄河下游地区。因此，殷人先公为治河而死的事实，是符合当时历史地理环境变迁的情理的。

　　根据以上我们考证殷人先公的迁徙历史地理，八迁如下：

　　契居蕃封于商（漳）一迁。

　　昭明居砥石二迁。

　　相土居砥石迁帝丘三迁。

　　商侯自帝丘迁于殷四迁。

　　商侯复归于帝丘五迁。

　　太甲徙上司马六迁。

　　成汤封欑茅七迁。

　　后成汤改封于亳，始居亳八迁

　　《世本》曰：“太甲徙上司马”。汉宋哀注曰：“上司马在邺西南”。《帝王世纪辑存》曰：“邺县西南有上司马殷太甲常居焉。”《商君书·赏刑篇》曾言“汤封于欑茅”。杜注《左传》隐公十一年谓“欑茅在修武县北”。《修武县志》也谓：“欑城在县北二十里”，即今大陆村。《墨子·非命篇上》还曾记载“古者，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此亳即为“汤始居亳”，即山西垣曲县商城遗址。在一些著作中说“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位于安徽亳县附近”，[41]其说很不恰当，应在山西垣曲县。[23]

　　在这里还应该指出的就是王国维谓相土自西都商邱迁居东都泰山下七迁，后又回到商邱之说，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在山东境内没有发现任何先商文化。最近在泰沂山脉北侧的商文化遗址，已发现的有百余处，“其中经过正式发掘或多次调查较为重要的有济南大辛庄，济阳邝冢，章丘的邢亭山，东盘，王推官庄和宁家埠，惠民大郭，邹平丁公，周村的南家和皇姑顶，垣台史家，青州赵铺等”。[42]这里商文化遗址，可以划分七期，认为一至三期相当于二里岗文化上层阶段，没有发现二里岗下层的文化遗址。[42]徐基同志认为：“先商遗存，似主要不应在山东龙山文化的类型中去寻找”。又说：“考古研究表明，与先商和早商相对的，在山东为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43]这就表明山东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先商文化。因此，王国维先生所说相土迁东都泰山之说是不可能成立的。故邹衡先生明确表示说：“在夏代和商代早期前段，山东省境内绝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分布。而另一种与夏、商文化完全不同的岳石文化却占据了几乎山东全省；直到早商时期的二里岗期上层偏晚阶段或更晚一些商文化才在山东省境内绝大部分地区取代了岳石文化的地位。”[44]所以我们从先商文化的分布与殷人先公的迁徙历史地理考察，商族并不兴起于东方，也不兴起于北方，而应兴起于晋南，后迁徙到豫北、冀南漳河流域，以后漳河型先商文化发展为辉卫型先商文化，而向东发展到濮阳，再发展到沁水流域，沿太行山东南麓南下，最后“始居亳”到山西垣曲商城，称为北亳，最后完成灭夏任务后，迁都偃师商城，称为西亳，大其亳邑为郑州商城居黄河之南称为南亳。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相结合说明先商文化的分布区，二者是完全相吻合的，也是一致的。这就有力地说明商史研究应该走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和实际调查三者紧密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推动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附记：本文完成于1987年，以后又多次修改，今反复研究又学习邹衡先生的论著，得到不少启发，故重新修改、定稿、发表，供大家学习参考，为商文化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李维明.从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存与先商文化异同看其性质归属[J].华夏考古，1994，（3）：83.

[2]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下潘汪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5，（1）：73.

[3]唐云明.河北省内九处商文化遗存记略[J].考古学集刊，1982，（2）：49.

[4]河北省文化局，北京大学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J].考古，1959，（10）：28.

[5]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新乡潞王坟商代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60，（1）：51.

[6]滹沱河考古队.河北滹沱河流域考古调查与试掘[J].考古，1993，（4）：300.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容城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容城县上坡遗址试掘简报[J].文物春秋，1989，（3）：20.

[8]吴东风，徐洁生.河北省容城县白龙遗址试掘简报[J].文物春秋，1989，（3）：30.

[9]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8，（4）：421.

[10]史云征，李兰河.河北曲阳县考古调查简报[J].考古，1994，（4）：28.

[11]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磁县界段营发掘简报[J].考古，1974，（6）：356.

[12]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18、217、218.

[13]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J].1982，（7）：1.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41、211.

[14]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濮阳市文物保管所.豫东北考古调查与试掘[J].考古，1995，（12）：1075，1064.

[15]宋豫秦.夷夏商三种考古文化交汇地域浅谈[J].中原文物，1992，（1）：19.

[16]新乡地区文管会，武陟县博物馆.河南武陟东石寺遗址调查简报[J].考古，1990（3）：58.

[17]郑绍宗.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的主要收获（1979—1989年）[J].文物春秋，1989，（创刊号）：6.沧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沧县文化馆.河北沧县倪杨屯商代遗址调查简报[J].考古，1993，（2）：12.

[18]杜金鹏.郑州南关外层文化的渊源及其相关问题[J].考古，1990，（2）：143.

[19]刘绪.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A].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58.

[20]杨贵金，张立东，毋建庄.河南武陟大司马遗址调查简报[J].考古，1994，（4）：99.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焦作市文物工作队.河南焦作地区的考古调查[J].考古，1996，（11）：131.

[22]周有安.山西商代前庄遗址又有新发现[N].中国文物报，2000—06—18.

[23]陈昌远，陈隆文.论山西垣曲商城遗址与“汤始居亳”之历史地理考察[J].河南大学学报，2000，（1）：39.

[24]李伯谦.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J].中原文物，1991，（1）：4.

[25]张长寿，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J].考古，1997，（4）：25.

[26]王青.试论史前黄河下游的改道与古文化的发展[J].中原文物，1993，（4）.

[27]陈昌远.商族起源地望发微[J].历史研究，1987，（1）：64.

[28]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M].北京：中华书局，1959：515.

[29]丁山.商周史料考证[M].中华书局，1998.11，12，15，17.

[30]刘纬毅编，郝树侯校.山西历史地名录[M].《地名知识》编辑部，1979.230.

[31]左传[M].隐公元年.

[32]葛毅卿.释滴[J].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7本，第9分册：84.

[33]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8：87.

[34]陈昌远，王琳.“匍鸭铜盉”应为“匍雁铜盉”新释[J].河南大学学报，1999，（7）：31.

[35]陈昌远.卫都帝丘与戚邑[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3）：77.

[36]郭沫若.卜辞通纂[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504.

[3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J].考古，1961，（2）：75.

[38]许作民.安阳古今地名考[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235.

[39]王青.试论史前黄河下游的改道与古文化的发展[J].中原文物，1993，（4）：69.

[40]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J].考古，2000，（5）：64.

[41]张光直.商代文明[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8.

[42]任相宏.从泰沂山脉北侧的商文化遗存看商人东征[N].中国文物报，1997—11—23.

[43]徐基.商文化东渐初论[J].南方文物，1994，（2）：8.

[44]邹衡.论菏泽（曹州）地区的岳石文化[A].文物与考古论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30.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