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文学力作《国医》讲述天才中医的传奇人生

南方网讯 他曾用哭疗根治“脑涎”，用一根银针让哑巴开口说话，用一味草药解决小儿重度腹泻……他一生行医数十载，救人无数，他就是中医陈万举。近日，非虚构文学力作《国医》由中信出版集团发行出版。作家春桃历时八年，以亲身经历掌握第一手材料。以老中医陈万举的生活轨迹为线索，讲述他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传奇人生，探寻中医的奇迹，同时深刻再现了近百年来中国传统医学坎坷多变的兴衰史。

清末名医巢渭芳再传弟子、针灸大师承淡安的门生陈万举，自1938年起，一生坐堂行医七十六载。自出道以来，攻克大量的疑难杂症，救治病人数十万人，亲历并见证了中医的重要发展过程。他自己则到老眼不花，牙没掉，头发半白，九十六岁无疾而终。

这是一部令人关注的非虚构作品，更是一部反思中医百年坎坷历史、为中医振兴发展鼓与呼之作。

春桃所著此部《国医》生动、新鲜、深刻，直面现实，启人深思，是当今纪实文学中难得的佳作。一个中医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医院。中国历史上有无数像陈万举这样的中医，只要有他们存在，中医必将根深叶茂。

作者简介：

春桃，女，生于湖南醴陵，长于江西萍乡，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曾从事医务、文秘工作多年。1987年开始写作，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6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民间包公》《失忆的龙河口》《中国农民调查》《南下北上求学记》《寻找大别山》等。曾获国内外多种文学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现为国家一级作家。

章节试读：

序 天意（部分）

一九九三年春节后的第一天，我从赣西的萍乡赶到鹰潭与陈桂棣会合，他接我去安徽蚌埠拜见他的父母。

初二下午，火车到达蚌埠。年前蚌埠才下了一场大雪，那几日气温又一直都在零下，厚厚的积雪丝毫没有融化，被路人踩成了硬邦邦滑溜溜的冰。我是南方人，没有这种心理准备，穿着高跟鞋几次摔倒，还崴了脚。是陈桂棣搀着我走进升平街三十八号的那个半截巷大院的。进门的时候，公公陈万举正在诊室里看报，婆婆崔新如坐在一边缝着什么。两位老人见我们到了，高兴得眉开眼笑，张罗着要我们赶紧吃饭。陈桂棣忙喊住父亲，说：“你先给春桃看看脚吧。”陈万举于是要我把鞋子脱了，在我的脚脖上按了几下，然后说是韧带扭伤，不妨事。接着，便左手握住我的脚腕，右手抓着脚掌，轻摇了几下，突然用力一拉，又轻摇了几下，再用力一拉。真是神了，我的脚顿时就不疼了，能正常走路了。

公公无意中给我露的这一手，让我真切地感到，我确实走进了一个中医之家。

那年，他老人家七十五岁，身着藏青色中山装棉衣，看上去头发乌黑，脸膛红润，腰板笔直，风度翩翩。婆婆则慈眉善目，显得比公公大不少。婆婆是小脚，一天去附近菜市买鱼，水泥地面上有许多水，不留神摔了一跤，导致胯骨骨折，从那以后就离不开拐杖，也再没出过远门。

在此之前，陈桂棣告诉我，说他父亲在当地是名老中医，现在上了门，才发现，二老的经济状况比我想象得差了许多。他们是和小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的，正房只有两间，三十多平方米的面积，虽说那年月大家的住房条件都不好，但我还是感觉公公家太拥挤，完全不符合“名医”的身份。

那次我和陈桂棣就住在后面的披厦里。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公公陈万举和婆婆崔新如，我发现，公公太好客，家里经常是人来人往，有时下班了，特别是节假日，儿子和女儿也会带着各自家小聚在这儿。如果有远处的病人或乡下的亲戚来，他也总是会留人吃饭。陈万举不仅是陈家的一家之长，更像裔家湾陈氏一族的一位族长，只要沾得上边的家人族人，谁有困难，他都会倾囊相助，而且从不图回报。

看着婆婆的双腿常常是又酸又胀，连觉也睡不安生，我于心不忍， 于是就开始帮她炒菜做饭， 晚上还帮她洗脚按摩。陈万举冷眼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并不说什么，只是对我的态度变得亲和。这天突然问起我，“听说你在医院工作过？”我点了点头。他确认后眼睛一亮，接着问我是否对中医感兴趣？

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自小的梦想，就是当一个作家，因为家境贫寒，父亲又过早离世，高考时我不得不上了一所毫无兴趣的卫生学校，并在医院待了六年时间，后来好不容易才逃离了卫生系统。

我想了想，答非所问地说：“在医院，我就在中药房待过三年。”

第二天，他便递给我一本书。我一看，是一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针灸学》。他说，你在这里闲也是闲着，不如跟我学学针灸，你有基础，两个月就能学会。

原来他是看中了我，想收我做徒弟呢。

我很是犹豫。这时婆婆就劝我：“你就跟你爸学吧，不会吃亏的。他是个老封建，从来固守传子不传媳，他现在想传你，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为了不拂两位老人的好意，我勉强应承下来。

从那天起，他开始给我讲授一些常用穴，如足三里、合谷，以及马丹阳十二穴等，并告诉我运针的手法。如果来了病人，需要扎针，他也会叫我上前。遗憾的是，病人看我是新手，大多不乐意让我下针，所以，虽然跟着学了一个多月，却没有多少临床经验，但他对我做事的认真还是很满意的。

一九九四年春上，我考入南京大学作家班，开始系统地学习大学中文系的各门功课，课余时间便写些散文和小说。毕业后回到合肥，我就和陈桂棣共同采访，联手写作，一门心思地致力于重大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从此，跟陈万举学医之事就被我束之高阁了。

终于梦想成真了，于是想有个孩子，这时，命运却又同我开了玩笑，竟被查出了不孕症。先后跑了省城的几家大医院也无济于事，就在我心灰意冷几近绝望之时，陈万举却仅凭十几味中药，便柳暗花明，妙手回春，让我怀上了孩子！

这事在我的内心深处，差不多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暴。中医药的博大精深，令我震惊。从此，我就在文学创作的同时，开始对医学，特别是对祖国传统的医学有了极大的兴趣。

一次，我的大学同学程原，从南京开车专程去蚌埠找陈万举看病。入学前她是报社记者，毕业后改行创办了公司，这些年一心扑在工作上，事业做得很大，却患上了甲状腺肿大，很快发展到甲状腺功能减退。她在南京看过西医，也看过中医， 均无明显疗效， 于是赶到蚌埠求助陈万举。陈万举详细询问了她的饮食起居及工作情况，并认真看了她的舌苔、气色，切了脉，还研究了她带来的诸多病历，告诫她务必把不正常的饮食睡眠习惯调整过来，为她开了处方，又亲自上街带她去药店抓了药。知道她是我的大学同学时，竟特地做了一桌子菜款待她，临走，她给陈万举一笔不菲的诊费，但陈万举死活不收，而且很生气，追到楼梯口硬是把钱退给了她。后来病情有了好转，她在电话中感叹道：“ 陈家应该算得上厚德人家，你能嫁进这样的人家，真是你前世修来的福。”

程原听我说陈万举这么大年纪了，还计划完成一部《生命学》的专著，就发出邀请，要把老爷子接到南京，给他请个保姆，再请个助手，给他提供一处环境优雅的房子，让他心无旁骛地写作。

这事陈万举却婉言谢绝了。说：“这段时间都有病人上门，我哪儿走得开哪！”程原听说后很失望，转而对我说：“你为什么不跟着学点中医，写一写老中医的故事？”

即便这样，我仍然没有想到要写陈万举。觉得像他这样的名老中医，在中国，一定会多了去了。只是，作家和编辑的朋友们聚会时，大家免不了谈些发生在身边的趣人趣事，有几次，陈桂棣讲到他父亲治病救人的一些近乎传奇的故事，说得大家全忘了吃喝，甚至忘了上班。每当这时，总有朋友惋惜道：“这么好的故事，干嘛不写呢？”

大家也都知道，我和陈桂棣合作的那些作品，宏大雄劲、理性思辨，那是他的强项；而其中人物刻画、细腻动人之处，是出于我的手笔。由此，有人建议：“这样的故事，老陈写不合适，他是长子，却没子承父业，采访写作都会有障碍。你既是作家，又有医学基础，老爷子又信任你，写这种题材，岂不得天独厚。”

陈桂棣也鼓励我，说我写比他写会更客观。说老爷子尽管只是中国中部一座中等城市的一名老中医，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医师，但正如观察一片树叶，就可以知道一棵大树的生长情况；通过一滴海水，就能够获得大海的信息。他真实的人生，其实就是中国中医近百年来历史的缩影。

二〇一三年五月，我去了蚌埠，并且是做了充分准备的：现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支录音笔。令我大感意外的，是陈万举得知我要“采访”他，竟一口回绝：“我有什么好写的？”

我只有耐下心来，每当他为患者看病时，我就主动坐在边上充当他的助手，为病人开方子时，他口述我则执笔，并认认真真地翻看他书柜上的那些医书。他终于不再对我心存戒备，高兴时，就开始谈起他此生比较得意的案例。好在，他并不认识录音笔，就这样， 慢慢地，我积累起了长达一百多个小时的录音资料。

遗憾的是，我的这种采访正想进一步深入，了解一下他撰写《生命学》一书的相关故事，他却突然离去，阴阳两隔。整理遗物时，我吃惊地发现，他不仅留下了大量的医书、资料、专业技术总结，他过去的许多东西都相当完好地收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针灸学研究社有着社长承淡安签名颁发的社员证书；蚌埠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万言誉签名颁发的开业执照；有20 世纪50 年代末，国家卫生部委托上海中医学院和上海卫生干部进修学院主办的第一届中医内科专修班的结业证书和《同学录》；改革开放初期， 国家要养一批老中医，卫生局和人事局给他下达的“录用通知书”， 以及根据卫生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组编的《长江医话》的著作录用证等等。

诧异的是，他当年的师傅宋立人于一九五〇年端午节酒后挥毫为他写下的那幅字，展开后，竟然清新如初。

望着这些无言的证书与文字，我意识到，要写好这部作品，还得要有大量鲜活的素材，需要丰厚的学养与史识。于是我开始走出去，南下北上，尽可能地去接触那些故事中的当事人与患者。我也更需要沉下心来，用功地阅读医书，查阅一切相关的资讯与史志。从采访到终笔，前后竟花了八年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五河县那位患者夏立国，当初被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只能活三个月，经陈万举医治后，直到陈万举去世的七年之后才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