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38）

我在11年改造过程中，有不少思想问题，有的已解决了，有的解决得不彻底，有的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为了不愿占太多篇幅，我只举出三件较为重要一点的谈谈。

第一，我对认罪问题有过不少抵触。那还是在重庆学习时，几个和我同在军统局的老同事指出，我在军统中曾长期从事逮捕、绑架、暗杀等工作，而且还培植出大量从事这类工作的学生，他们认为死在我手中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爱国青年等是数不胜数的。

一开始，我不承认我干这些事是什么罪行。因为那些人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反国民党的工作，我当然要抓要杀，因为我如果到共产党统治区去从事反共产党的工作，他们也一样要抓我杀我，这是各为其主。说有罪双方都有罪；无罪双方都无罪。如果国民党不打败仗，我不但是无罪而是有功。至于在我手中杀掉过多少人，我自己是有数的，虽然记不清姓名，大致上有多少我是记得的，说数不胜数，我认为太夸张了。我当时特别强调，我长期是奉命而行，只有在云南快解放时，由于情况很乱，我来不及请示，也不容许我迟疑，我才自己决定杀过一些人。当然，这种思想一亮出来，批和斗是不会少的。我是怎样解决的呢？这就说来话长，不是几千字可以说清，但也可以长话短说。我最后是由自己作出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既说出又写出，结论是对别人的帮助诚恳接受，并且口服心服。管理所的领导也认为可以了。

第二，我不承认什么阶级斗争，我只是承认我过去所作所为是为了国民党和自己的利益。有一次，在一些好心的"同学"帮助我时，他们让我敞开思想，谈我是怎样为了自己利益的典型事例，我举出了1949年9月9日晚上，我在云南省昆明市主持的一次大逮捕来作说明。

那次我预计要逮捕400多人，都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一开始，我叫昆明警察局看守所所长腾出十多间大房间准备关人，指挥由刑警大队队员、保安警察和宪兵混合组成的20个小组，按名单去搜捕。不一会儿，看守所所长来向我报告，说十多间房间已经满了，睡下去连身都不能翻，我桌子一拍："我抓他们是来坐牢的，坐牢就是坐着，谁叫你让他们睡大觉的？"所长低着头走了，一会儿又来报告："坐也坐不下了！""站！"我只回答他一个字。不一会儿，他又来报告："站也站不下了，不能再抓，没地方可以关了！"我略一考虑便叫他把所有的强盗、小偷、流氓、扒手等刑事犯全部释放，腾出房间来关政治犯。他站着不走，嗫嚅地说："要是那样做，整个昆明的社会不是乱成一团糟？"我猛地站了起来，大声呵斥他："快照我的命令去办，释放刑事犯只是乱了社会，乱不了国家！强盗抢不了你也抢不到我，政治犯是要我们的政权，要我们的命的！不执行马上枪决你！"

我像说故事一样刚说出来，站在一旁听我讲的管理员立即指出："你不承认有阶级，也不承认有阶级斗争，这就是最生动最具体的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你可以好好想想……"我听了好像明白又好像不太明白。散会时，却来了一个节外生枝的小插曲。

由于平日管理人员在我们学习中有争论时，一般不马上下结论，因为一作结论，许多人即使不服气也不便（说不敢更确切些）再去批斗那些他们认为的"顽固分子"，又少了一次他们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他们对我不承认什么阶级和阶级斗争，原来准备至少六七个半天，经管理员这样一说，让我好好想想，就可以收场了。偏偏我这头还保留不少牛脾气的湖南骡子，常常不信邪，不懂就不懂，不通就不通。正当他们感到有点遗憾，没能按照预定计划斗我一星期，太便宜了，我却在提起小板凳准备回到寝室去休息时，冒出一句："今天我也变成无产阶级了！""放屁！你配做无产阶级！""你还胆敢诬蔑、侮辱无产阶级，你这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大资产阶级……"还有几位正在准备好舌剑唇枪向我猛攻狂袭时，我把手一摆，抢先大声叫了起来："今天我洋房、汽车、黄金，甚至一家老小都没有了，只剩下光棍一个，筷子一双，还不算是无产阶级吗？"

自然，这更是严重的思想问题了，这就得加上一倍的时间来批斗我了。说也奇怪，这回是管理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和我谈了一个多钟头。他当场宣布，这是一个认识问题，由他帮助我。他和我谈的主要方面是说明两个阶级的不同点，从出身、人生观等谈到在国内革命和世界革命中的立场、观点许多方面的不同表现、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等。这里就不详谈了。

我虽然没有对这一问题作过书面及口头的检讨，承认我冒充无产阶级，但从多年的事实的确使我认识到了，我称不上是无产阶级。

1960年，我得到特赦后，报上曾经称我为"爱国人士"。1949年，我被人用枪口顶在我腰上而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的档案，卢汉把它压在云南30年。后来因管理档案发现而承认我的起义，1980年，遂把我改为"起义将领"，家属也成为革命干部家属。这几年我又成为"知名人士"，由于我不参加任何民主党派又成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了。有了这么多的光荣称呼，却还不能称无产阶级，我又有点犯老毛病了，可能由于我不仅工资高稿费收人多，国外亲友常有馈赠，我家早已全部电器化和有不少存款了。既然资产阶级的帽子早摘掉，那么，我今天究竟算什么呢？我想了很久，便自己给自己加上一个我认为恰如其分的帽子，既不属于剥削别人的资产阶级，又还不是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那就算是"有产阶级"吧！

我的第三个思想问题，是对多年培植过我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私情未能忘怀。虽然他过去带着我干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工作，我认识到那是不易得到人民原谅的罪行，但他对我曾经是那么照顾，私人间的感情总是无法能一刀两断的。每到他摔死的那天，我常常提醒在一起改造的军统老同事："今天是3月17日。"下文不用说，谁都知道我是在怀念戴笠。绝大多数的人总是劝我"不要谈这些"，怕我犯错误。但也有那么一个，比我们进步几寸的，便在小组的生活检讨会上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并揭我的老底，说戴笠的飞机失踪后蒋介石决定要派一名将级人员持他的手令到解放区去营救戴笠，别人不肯去，只有我愿前往。

因为估计飞机一定迫降在解放区，所以毫无消息，如果降落在国民党统治区，绝不会联络中断。

要去解放区是很危险的，还要从高空跳伞下去，那就更危险了。

抗战胜利后，大特务都发了不少接收财，我也不例外抢到大城市的洋房、汽车，可以亨享胜利后的快乐日子，但出于私情，我不管家人的拦阻，决定要去。后因情报不灵，从事情报等特务工作的头头摔死在首都南京附近三天才被发现，我才没有去冒险。但这也足以构成批斗我的最好材料，何况我还在提醒别人不要忘记他是3月17日摔死的。这件事当时十分出乎我的意料，我是做好了一切最坏的思想准备的，结果。竟是由管理所的负责人指出：只要不是承认戴笠过去反共反人民是对的，而去称赞他的这些，相反还能批判这些东西，只是在私情上怀念，这不是什么严重错误，共产党允许子女对反革命父母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后，私人间还是可以往来。这在当时，还是第一次很出人意料地处理这样的严重思想问题，使许多人都感到奇怪。不过叫我以后至少不能再去提醒别人"今天是3月17日"。自己怎么想，放在自己心里，不要去影响别人。这点我当然可以做到。

一个军统大特务在和共产党打交道时，毫无疑问，是要经过考验的。同样，我也是要注意共产党人说过的话是否能兑现，在对待戴笠这个问题上，我不但在我特赦时的思想总结上把它如实地写了上去，而且在我写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上面，都详细地写了1964年3月间去南京等地参观时，我专门去灵谷寺看了戴笠的坟墓。除吴稚晖写的墓碑不存在外，墓还是完好未动，因为是我亲自主持修建的。当时就怕人恨他而毁坏，所以是用水泥砂石搅拌在墓穴，使棺木与整个慕穴凝结成为几公尺厚的一大块。我仔细看了一遍，完全没有动过。我在这一段文章中特意表达了我对他"难以忘怀"的私情。我女儿在给我整理时，竟大吃一惊！她笑我有点老糊涂了，怎么把这些只能放在心里的话也写上去？她正准备把这一大段涂去时，我坚决不同意。她有点担心了："送去审查能通过吗？""试试看"，我满有信心地回答。

当送审稿退回时，我急忙翻开这段一看，全文一个字都未删去，这反而使我感动得用手按在原稿上，久久说不出话来。因为前几年我看到香港一本刊物上有一位老同事写了一段与我完全不同的情况，他说：南京刚一解放，南京人民就把戴笠这杀人魔王的坟挖开，对他进行鞭尸泄恨……这种闭门造车的写法，真是漏洞百出。南京刚一解放，人民要做的事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即使把这种事当成头等大事，也不是一下能挖开的。共产党都宽恕了的一个死了的老上司，何必要在笔尖下来鞭挞一下已烧焦了的尸体呢？我估计这位老同事可能在戴笠下葬那天，他和某一位县太爷一样，一听人禀报扰台大人的夫人死了，便马上吩咐"备轿"，连午饭也来不及吃就要去吊孝。刚上轿，又听人禀报：不是抚台大人的夫人死了，而是抚台大人死了。县太爷便立即下轿吃饭，自然还照样来三杯。可能是戴笠下郭时，这位老同事因吃饭喝酒未赶上飞机而没去，未能亲眼看到那坟修得那么结实，绝不是人民（当然是指老百姓）不用炸药而能挖得开的。也有可能，贵人多忘，挖坟掘墓在南京确实有过那么一次，那是抗日胜利后，不是新中国成立后。

时间是1946年1月21日深夜，国民党七十四军的五十一师兵营，在军长邱维达和陆军总司令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等的指挥下，奉命将埋在南京明孝陵附近梅花山的汪精卫的坟墓用150千克 TNT 炸药炸开，也没有鞭尸，只是用火连棺木一起烧掉，执行的人只在汪精卫穿的马褂口袋内搜出一张三寸多长的白纸，上写"魂兮归来"，下款署名陈璧君。可惜当时他们把这一张由日本招魂归来的纸条撕掉了，如果保留它几百年，不是可以和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情书、贝多芬的手稿，以及彼得大帝鼻过鼻涕的手帕一样拿到英国、美国的拍卖行去高价出售，不是可以给后人留下一笔不小的遗产吗？

我从重庆战犯改造所转到北京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发现挑饭的几个同学当中有一位穿得与别人不同。别人最多衣裤上有两三个补过的地方，而他的衣裤上却有五六处之多，还有一两处是大补丁上又加上小补丁，不用问，一看就能知道这是一位"节约标兵"。

我从他的举动便肯定他不是一位文官。除了他那一身气力与粗犷、豪放的动作和言语外，几位大文官我差不多都认识或见过了，而这一位，细看那一副眉浓眼不大的面孔，又似曾相识，但一时却想不起来。我不愿用不尊敬他的话来形容他，但总有一点"望之不似将军"的感觉。

我怀着一种好奇又急于想知道此君是谁的心情，悄悄问了一下军统老同事郭旭。他是一位非常忠厚的财神爷（他在军统一向主管经费），北京监狱中的老资格。1950年，我和他在昆明监狱分手后，他便被送到北京，他的代号是一 O 七，可见其年资之老，连杜聿明都远不如他（杜编为二 O 一）。1956年，我和许多调到北京的都属 OO 多少，这可能是区别于那些老同学的最明显标志。

当我从郭旭口中打听到此人是王凌云时，便立刻想起，我还与他有过两面之缘呢。

闻、李被暗杀，军统未知情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46年7月间，是在曾经轰动全国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和著名诗人闻一多在昆明被人暗杀后。那次我随同刚刚走马上任的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一道去侦破这一案件。开始，连蒋老先生也弄不清，气急败坏地从庐山打电话到南京，责问军统头子毛人风，为什么干出这种引起全国人民指责的蠢事？这件暗杀案的确不是长于搞这一手的军统特务干的。大总统还没有选出来，宪法也没有颁布，谁这么没头没脑干出这一打草惊蛇的笨拙勾当？连毛人凤也猜不透。为及早弄清真相，以应付一下全国哗然的舆论，只好派出负责全国治安的头头、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亲自出马。这总不能不说是对此案的特别重视，可以让人民稍安毋躁，定有平息民愤的交代了。

唐纵是老军统头子。戴笠多年处心积虑筹划的举握全国警察大权的单位因戴笠摔死而落到他头上之后，真是"喜从天降"。不料刚一上任，连总署的人事安排还未就绪，就碰上了这一棘手的大案，大有"祸白地来"的苦恼。他在南京与毛人凤一商议，决定先飞重庆，那时我正在重庆处理军统和中美合作所的财产、武器等。

接到毛的电话，便把唐纵接到戴笠在重庆的一处豪华别墅。他便选好在重庆准备去南京还没走成的原军统人事处长、后任军委会邮航检查处长的李肖白，以及在军统中负责过行动工作（专搞逮捕、绑架、暗杀等）的郑修元、许建业和我四人随同他去昆明。这位老谋深算的特才（特务中之干才也）诚不愧为军统的领导，他一下飞机，关照我办的第一件事，是叫我立即去军统在重庆的看守所中，挑选两名违犯过军统纪律的犯人带到昆明，让他们出面顶替暗杀李、闻的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