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古代明君圣贤的根本区别

古代明君和圣贤对待普通百姓的基本态度，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也就是所谓“民本”思想。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得人心者得天下。包括近代的革命家在内，我还没发现有什么人达到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高度。我觉得，这种高度，一个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一个来源于他搞农民运动的亲身经历。毛主席青少年时代胸怀大志，要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探索宇宙真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从他在湖南长沙师范学习时写的作文《心之力》可以看出，那时他认为“主沉浮”的是一种精神力量，所以他自己后来说，那时他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后来他到北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主沉浮的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主体正是劳动人民。于是他就开始呼吁“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这时候毛主席已经认定主沉浮的不是上层人物，而是普通百姓了。这和古人的“民本思想”既是接轨的，也有所超越，比民本思想更科学，也更切实。

不过更主要的是革命实践的磨练。毛主席说：“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觉得这个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是毛主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经历。这次考察让他认识到了群众的伟大力量，群众路线的思想应该是这时候形成的。这时候他终于找到了“谁主沉浮”的真正接地气的答案，“谁主沉浮”就再也不是单纯的理论观点，而扎扎实实地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的劳动者身上了。

古今中外的论者历来对群众的看法，其立脚点（立场）都是精英主义的“在外面”，“在上面”。所谓“在外面”，是说论者并不把自己看作普通群众的一员，他是站在群众之外观察和评论群众的；所谓“在上面”是说论者习惯性地感觉自己高普通人一头，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孙中山先生提出过“扶助工农”的口号，细细品味这个口号，你会感觉对于普通群众，说话的人是“在外面”“在上面”的，所以孙先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孙先生的这种定位，被国民党一直传承到今日。这正是国民党脱离群众的思想基因，是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根本原因所在。至于西方世界的思想家、文学家、人道主义者，即使是对奴隶和百姓态度最好的，也不过是同情，怜悯，救助，有所称赞而已，他们并不认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看群众的眼光，连平视都做不到，骨子里全是俯视。有些人话说得很客气，那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修养，并不是真的高看普通人。很多政治家，根本就是奴隶主思想。毛主席和他们的区别在于，毛主席真正是“在里面，在群众中”的。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完全不是客气话，他真这么想的。所以你会发现，毛主席干什么都搞群众运动，他相信一发动群众就能成功，结果多数事情确实成功了，正是群众运动成就了共产党的伟业。毛主席是真把群众当神仙，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多数人也把毛主席当成了神仙。

过去劳动者多是文盲，他们受教育很少，因此各种传媒上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而少数劳动者一旦受了教育，就可能同时接受了精英主义的文化，再说话，也就跟其他精英一个腔调了。所谓“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脱离群众了。他们甚至会以脱离百姓为荣，来自百姓而鄙视百姓，就像农民子弟进城后看不起农民一样。鲁迅称这种情况为“一阔脸就变”。底层群众无法发声，一旦脱离底层又会变心，所以古来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文化很少。我认为毛主席发动“批孔”，主要批的就是这一点，孔子的学说，不管有多少优点，根本上还是为统治阶级、为精英们服务的，是轻视老百姓的。正如现在公知们嘴里的“国际社会”指的只是西方社会，古代文人所说的“士人”指的也只是读书人。此事我们不能苛求孔子，但也不应替老先生掩盖。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要培养真正为百姓服务的革命者和革命家，确实非常困难。几千年的惯性，深入骨髓的精英文化，润物细无声的洗脑，太厉害了。所以，毛主席总是大声疾呼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他的亲身经历使他确信，有文化的人如果不重新回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磨练，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他把这个锻炼过程称之为“改造世界观”，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和传统观念“决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都有这个方面的考虑，毛主席认为这是培养接班人的必经之路。毛岸英从苏联回来，毛主席就让他背一口袋小米到老乡家去学种地，也是教育他不要脱离群众。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群众，人民，真有这么了不起吗？评价是不是太高了？近些年，文艺界、文化界、知识界，有一股贬低百姓、贬低劳动者的潮流。他们打的旗号是挖掘人性本质，追求真实，然后就极力寻找和渲染普通人的缺点。底层群众在他们的笔下是乌合之众，愚昧而野蛮，而他们笔下的“文明人”，都是上层人物，出身高贵，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有没有这种事？有，然而这是经过挑选的事实。普通群众中当然有不少人缺点甚多，有的甚至很不堪，这个毋庸讳言，然而如果我们把下层群众作为一个整体来和上层整体相比较，就会发现，下层比上层更干净，更有道德，更有实践经验，常常也更聪明。我们来看看当年侵华八国联军的统帅、德国人瓦德西怎么说：

中国文化在四百年以前，常有若干方面比较欧洲为优。但自彼时以后，遂成停顿不进之象。尤其是对于火车、轮船所引起之世界巨大变迁，未能加以理会。而且数世纪以来，未有外敌严重压迫，以致养成一种不能战争之民族。所有上流阶级，对于世界情形毫无所知，只是骄傲自大……至于官吏人员，则为腐败之气所充塞，毫无精神之可言。其在皇室方面，则又似乎不能再行产出振作有为之人物。但吾人在此却有一事不应忘去者，即中国领土之内……共有人口四万万，均系属于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史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此外更有一事，亦复不应忘去者，即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褚性，以及守法易治。……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魅力之人物为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https://www.sohu.com/a/391900434_100117838）

瓦德西站的是侵略者的立场,但他很有见地。八国联军侵华之时,正是中国最软弱腐败之时,百姓觉悟最低之时,瓦德西却依据自己在中国的观察,断定中国的上层毫无希望,群众却有“无限蓬勃生气”。他的见识比今日的公知高明很多。中国的公知，不停地咒骂义和团愚昧落后野蛮，连他们爱国灭洋似乎都成了罪过。公知们津津乐道的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有些北京市民还给侵略者提供帮助，这就是“带路党”了。公知们也不想一想，既然八国联军那么受中国百姓欢迎，他们为什么不留下来做殖民者？为什么捞了点好处赶紧溜之大吉？说明他们心里清楚，留下来不会有好下场，这里面就有义和团的功劳。瓦德西说：“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魅力之人物为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这话说得很准，历史证明他这个预见很了不起。毛泽东正是这样的伟大领导者。中华民族有这个造化，当历史需要伟人的时候，就能推出伟人。

其实像毛泽东和鲁迅这样的伟人，他们看群众的缺点比谁都看得清楚和深刻，他们什么都知道，关键是他们更看到了群众蕴藏的伟力，就像一个伟大的教师能看出学生的潜能，而不是死盯着学生的缺点一样。他们看到了群众的缺点，但相信这些缺点都能在革命过程中逐渐克服，他们坚信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能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鲁迅把这叫做解剖别人的同时解剖自己（鲁迅是学医的，用医学语言），毛主席则称之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造世界观”。公知对群众的缺点只会揭露和嘲笑，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毛主席却是想尽各种办法（包括扫盲，普及教育，群众运动，宣传，文艺｛如样板戏｝）来提高群众的觉悟，把群众中蕴藏的伟大潜力释放出来。可见毛主席对于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绝不是拔高，更不是吹捧，而是一种最有远见的实事求是。群众确实是真正的英雄，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这一点看得特别清楚。比如今日之美国，我认为它的上层均已烂掉，民主党共和党都流脓了，真正的希望，在美国普通百姓。当然，如果没有一个代表百姓利益的政党和一个像样的领袖，光明的到来是会延迟的。

20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