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原作者当时系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司令部第三课参谋，后任新编第三十师山炮第一些第三连连长。

文史专员审稿意见：

杜聿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原国民党军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审稿意见:本资料写得详实具体，有参考价值，

郑洞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原国民党军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今官）审稿意见：内容基本符合当时情况。

正文

读了郑洞国先生所撰写的《中国驻印军始末》一文，使我回想到38年前随他去新一军司令部及以后到新三十师工作的一些情景，真是别有一股滋味在心头。当时的中国，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当权，一贯倒行逆施，使国家濒于被日本军国主义者灭亡的边缘。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后来跻身于所谓世界“四强”之列，与美、英、苏并肩作战，无奈名义上虽同为“四强”，实际上中国只徒有虚名。英美等国甚至有人视当时的中国驻印军为美国的雇佣军，中国官兵受尽了美国人的气。但10万人的中国部队，在印缅作战中，前仆后继，英勇牺牲，可以说是做到了扬威异域，保持了我中华民族的尊严。

现将我所见到、听到及身受的一些美国人对我们的蔑视和欺凌，回忆追记写出。

一、新一军司令部虚有其名

1943年春，第八军军长郑洞国调任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军长后，经请准于第八军抽调中、下级军官40人随同赴印，我亦附骥尾。我们陆续由昆明坐美国运输机飞越驼峰，到达印度洞姆洞马飞机场，再转乘火车来到中国驻印军训练基地——兰姆伽，同郑洞国由重庆飞印时所带去的10余名军官汇合，编组成军司令部的参谋、副官、军需军法等处，多余人员都暂编为高参、额外参谋等，准备作为军直属部队成立时的各级部队长。

新一军司令部的成立，美国将军史迪威是不同意的。因为他长期以来认为只有以美国高、中级军官和幕来统率用美国装备、受美国训练的中国士兵，才能打好仗。新一军司令部的成立，违反了他一贯想建立由他控制的军队的目的。为此史迪威与他的幕僚长费尽心机地设法限制、剥夺新一军司令官的权力，使其有名无实，受气十不下去。致使温文儒雅的郑洞国将军，没有任何权力，只能斗室独坐，或看点书、或下几局棋；致使军同令部的幕僚人员，无事可做，闲得无聊，更难熬异域枯涩的生活。

（1）中国驻印军虽置身外国，们他们永远是隶属中国的，尤其作为统帅中国驻印军的军司令部，它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因此他们所着的服装，应该是中国规定的陆军制服。美英两国的军队驻在印度，其官兵所着服装，也全是美英国规定的式样，没有因为离本国太远，或是同盟国共同在他国同一地区作战而稍有所改变。惟独中国驻印军，不论官兵，一律改着当时英属印度陆军所着服装，颜色和式样没有半点差异，远看同当时印度殖民地军队一样，近看才能从肤色上分辨出来。负责服装装具补给的美国官员，就是不通知制作服装的英印工厂，依中国陆军制服式样，缝制中国军队的服装来补充。明知这是从外表上给我们的侮辱，大家和我一样只好以忍唇负重，以“小不忍则乱大谋”来自我解嘲。后来军司令部的军官们，都自己缝制了一套本国的陆军制服和武装带等，以使节日穿着，以示我们有祖国的衣冠。

（2）当时的郑洞国将军是驻印军新编第-军军长，也是中国驻印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是一个独立盟国的代表。可是郑洞国所坐的轿车，是一部英国式的旧轿车，远远比不上史迪威和他的参谋长坐的当时美国最新的流线型轿车。据说原来新军军部配有一辆美国新式轿车，作为郑洞国专用，以示尊重。后来史迪威认为军司令部配这样好的轿车是浪费，指示收回总部使用。郑洞国只得坐这部英式的旧车子，好在他深居简出，出去以乘吉普车为主。

（3）按照中国军队编制，军是作为战役、战略指挥的机构。为完成此一任务，军应有其直属部队，如警卫、通信、搜索、辎重等营（团），以利于其执行战役、战略任务。新一军司令部成立后，多次草拟军直属部队的编制装备，呈请中国驻印军总部审核批准，并空运兵员来印，以便早日编成，加速训练：可由于史迪威出于内心不同意建立军司令部，就表面上敷衍应付。

据我所知，军部曾3次修改编制装备，呈请审核，没有一次得到史迪威的同意。按其批示修正后，又是这样的毛病，或那样的困难，批回复拟。最后，还是以海运武器装备困难，暂缓成立而全盘否定。军司令部的警戒，也只有请新二十二二师特务连派出。直到1944年夏新一军扩编为新一军、新六军时，仍旧是个“光杆司令部”。郑洞国在新一军军长任内，连卫士班也无法建立。

（4）新一军部队装备了美国武器，司令部的军官们为了工作的方便，想熟知美国武器的战术性能与技术性能、美国诸兵种联合作战的特点和美军参谋业务的内容特点。

郑洞国也想使军部这些幕僚能到美军所办的各类学校、训练班去受训，学点东西。他多次函请美军训练处，要求分批接收军部的军官们到各类学校受训，但总指挥部、美军训练处都以各种藉口（如训练部队太忙，人数太少，无法另行开班等）而拒绝。

1943年入秋以后，郑洞国利用中、美节日，宴请了美国在兰姆伽上校以上军官后，又再函请送训，始同意分批去各类学校受训。我就是在当年10月第一批去兰姆伽美军战术学校受训的一个。参加各类学校训练班（如战术训练班、森林战训练班、参谋业务训练班等）受训，为时也不过3个月。

（5）史迪威剥夺了郑洞国的大部分权力，致使军参谋处处于瘫痪状态。参一课掌管作战教育，而兰姆伽的部队训练，由总部美军训练处包办了，训练实施情况从不通知军部。参课掌管情报，可当时为掩护修筑中印公路的新三十八师第一一四团，在新平洋一带丛林中与日军对峙并进行斥候战的情况，由总部前方指挥部掌握，军部无权过问；军部既无搜索部队，也无搜索器材，更无情报人员，有时仅从总部转来·些过时的敌情通报。参三课掌管后勤，更是茫然漆黑，既不了解预想战场的整个通信联络系统。也不知道粮弹储存补给系统的设施。当时我在参二课工作，为了解战时后勤设施的概要，不致临战慌乱，曾请准参谋长，持函去总指挥部参三课，请他们给予我们概略指示，同去的还有两个专业通信与辎重参谋。到总部见了参三课课长景去增上校（后调任新三十师参谋长），他说：“此事要和课里的美军联络官商量后才能答复。”随即他去与该课联络官商量很久，转来对我们说：“联络官认为军闭令部没有知道这类设施的必要，一切有美国联络官负责办理。”我当时向景课长说：“只有军部先原则地了解总部的后勤设施方案，才能策定军的后勤设施计划；总部与军部，在一切业务上是各有各的范围的，课长你说对不对，军部向总部来请示后勤一般业务原则，应不应予以指示？”景课长说：“我也认为是对的，但我只能同意联络官的答复。请你们转报舒参谋长吧！”我们3人只得悻悻而返。

（6）据说在1943年春，新一军司令部成立不久（当时我还未到达军部），军参谋长舒适存为了军部幕僚业务的开展和军所属部队的调遣等问题，与总部参谋长美国鲍德诺准将商讨研究，与其约定了时间去总部会商。在会商中，总部参谋长在一些问题上固执已见，盛气凌人，舒适存据理力争，并不相让，至互相面红耳赤，会商中断。当舒适存返回军部时，美军参谋长竟下令扣留舒所乘的汽车，舒只好愤然步行而返。这事上告到中国战区司令部，因关国人太无理，史迪威只好将鲍调离总部任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另派美国准将白根为兰姆伽总部参谋长。

二、美联络官是“监军”与“太上皇”

（一）美联络官的来、配置与素质

中国驻印军配置美国联络军官，是依史迪威的设想而办。史认为中国士兵能吃苦又勇敢，如装备美械并以美国军官来统驭指挥，必成劲旅。因此在1942年中国军队在缅甸溃败撤到印度后，他就建议以中国士兵、美国军官重建这支部队，并从美国调来数百名军官作为建立这支部队的骨干。但此举遭到中国人的坚决反对。美国当局亦以中美系同盟国，这种以殖民地军队方式对待中国军队做法，亦有失美国的国际声誉，促使中国离心，没有应允。

史迪威见此计不成，又生一计，以中国驻印军都是美械装备，给养装具则由英印当局负责，要使中国部队熟练使用美式武器，又要使英印当局对中国部队给养补给充分，仅依靠中国军方难以完成，提出配置美国联络军官。当时中国军方亦有上述的同感。这样原由史迪威调来准备充任中国驻印军连级以上干部的美国军官，就大部以联络军官的名义出现在中国驻印军中，但他们仍隶属于印缅战区美军指挥部。

这样虽然没有实现史迪威的以美国军官来统率中国部队的野心，但实现了以美国联络军官来控制中国部队，作为中国驻印部队的“监军”和“太上皇”，掌握着一切大权，较之以美国军官在中国部队里充各级指挥官，更能隐晦其日的，可以“客人”.帮助”的面貌，专横傲慢地对待中国军队，却不负任何错误的责任。

中国驻印军的指挥机关（除新一军司令部外）和各部队均设有美国联络军官。在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是史迪威，参谋长是美国陆军准将白根，各处、课、室均有联络军官负责协助处理各处、课、室的业务。各步兵师、团（特种兵团）、营均有美联络军官组，一般以美军上、中校军官为组长，以校尉级军官和特级军士若干人为组员，负责各师、团、营和团直属部队的训练和装备。以新三十师山炮第一营为例，营有少、中校联络军官一人，特级军士一二人；炮兵连、补给连有上尉或少校联络军官一人，中、少尉联络军官一二人，负责炮兵炮操、通讯、观测、驮载、射击的训练。为训练临时派来协助的联络军官，没有定额，每个课目训练完成后，就不常来了。

在中国驻印军中担任联络官的美军军官，很少是美国正式军官学校毕业的。一般都是大学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在学校曾接受过预备役军官教育，战时征召人伍后，再予以短期专业补习教育。因此他们的军事业务知识是有限的，大部只知其所学兵种的某部门的一般知识。如山炮营的联络军官，多只熟习山炮兵的一二门知识，常常是知道火炮操作的，就不知道观测、通信业务。有点全面知识但又不甚精通的人，就多是负责任的联络军官组长。他们的战术知识、尤其是实战经验，更是粗浅缺乏。

特级军士一般是文化水平较低，没有进过大学受过预备军官教育，但军龄长，或精通某项具体工作（如在养马场工作很久，熟习养马），受国家规定的限制，不能提升为军官，以特级军士待之。据他们说：这些特级军士的月薪很高，一般都能达到上尉级的月薪，有的还可以超过初升的少校。

（二）美联络官包办训练，侮辱人格

在兰姆伽驻印军基地，中国军队的教育训练，完全是由总指挥部美国训练处包办，也即由美国联络军官包办。部队的训练计划、每周训练实施的进度，均由他们拟定，从不向中国军队主宫通报，更谈不上共同协商，致使训练脱离中国军队的实际。美国联络军官认为，中国军官不懂美国武器的技术性能和战术性能，没有必要使中国军官了解他们对中国部队的训练计划，而且中国军队使用的是美国的武器，那就得在教育训练上听从他们的指挥。所以部趴每天的训练，都要等联络军官来后才能确定，当美国联络官未按时到达部队时，就不能进行操作。遇到这种情况，连队值星官来问连长时，连长们都习惯地答复：“联络官还没有到，于什么不知道，等吧！”有时联络官一下来了三四个，他们就宣布：“今天进行火炮操作；观测兵和通信兵进行其本身的器材操作；军官在小型射击场进行射出法演习。”

负责各部门训练的美联络军官到各个操作地点去实施训练了，作为一个连队指挥官的连长，既要了解连队各部门的训练实施情况，又要顾虑连队士兵在训练中因言语不通、教育方法不同而发生损坏火炮器材的事故，还要顾到自己接受美国炮兵射击法的教育，确实心挂多头，难于应付。有时美国联络军官只来一人，这个美军既无法分身执行各部门训练，也不完全懂得炮兵各部门的技术，就提出：“你们自己进行训练吧！”他站在旁边看看算了。这样，更使作为连之长的连长，难以妥当地配置当天的训练进度，尤其是进行炮兵连各部门联合训练时，由于不了解美国人所订的训练计划，且自己有时也是被教育者，所以常常形成这一部门操作熟练了，那个部门的操作还没有完成，联合操作搞不起来。

其实，美国火炮、观通器材和炮兵射击法等，与日、德的是大同小异，我们只要看几次美国炮兵操作，就可以掌握它的特点，就能进行适合我军士兵素质的教育，完成训练任务。

只因美联络官的包办代替，反而推迟了训练完成的时间，造成不必要的紊乱。

在炮兵连队完成炮兵各部门的基本操作后，都要进行连队的联合演习。除实弹射击先日有通知外（这是因为要检查校正火炮、弹药的种类，以免发生意外），其他的演习都是美联络军官到达连队后才说：“今天野外演习。”连队没有准备，就带着队伍跟着联络官走。演习课目、时间、地点和经过路线，都不能事先了解。即使问他们，回答也是：“去到那里就知道了！”更不上在这次演习中，假设的各种情况与处置的腹案的意见交换了，这是我任连长时多次演习所碰到的。

有次演习，美联络军官带着连队就走，行了一段路，徒涉了二道浅河，又走了一段山路，到达一个比较平坦的树林区。联络军官立即宣布：“停止前进，休息！”随即又说：“卸下火炮、器材，火炮结合后，四个方向各摆一门，做简单的防御工事，骡马集中于西边洼地，炊事班准备升火做饭……”我看到好像是准备宿营似的，就问联络军官可克：“是准备宿营吗？”他说：“是呀！”我又问他这次演习是旅次行军还是战备行军的宿营？如为战备行军的宿营，连队是前卫炮兵，还是本队炮兵？周围的步兵部队的宿营配备如何？炮兵的警戒如何派出？与步兵如何联络？并告诉他，炊事班没有来参加演习。美联络官可克听后说：“既然炊事班没有随来，那就算一般的行军宿营吧！休息休息，返回营地。”这个可克就敢这么随意地对待演习。

利用合法场合，借端侮辱中国军官，是常有的事。1944年5月，新三十师山炮一营最后一次实弹射击（空炸）演习，由我连作演习部队。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到射击场，作好一切准备。美国炮兵学校校长和众多的美联络军官、教官与新三十师炮兵指挥官唐永康和全营军官相继乘车到达后，由美炮兵学校中校教官（统裁官）检查了炮阵地、观测所及通信设施等，认为没有问题，就开始射击演习。

先行演习的排长、观测员、连附的射击成绩都很好，虽统裁官有所修正，但均无大错。轮到连长指挥射击，由第一连连长开始，在试射完成准备效力射时，被统裁官制止了，以目标错误，取消了射击指挥权。但统载官在试射中并没有提出纠正演习者的错误，或代为修正错误的射击诸元。接着第二连连长和补给连连长相继进行射击演习，亦以同样的“理由”而先后被取消了射击指挥权。当时在场的中国军官哗然，不知错在何处？随后，轮到我指挥射击了，我到指挥位置后，请统裁官指示了目标，就又重作了-次标定，再请其检查有无错误？得到没有错误的指示后，就提出对目标的射击诸元,并经统裁官认可后，便发出试射口令。一发炮弹就完成了试射。正下达效力射口令时.又遭到美国统裁官的制止，还是以对目标错误，取消了射击指挥权。我当即提出抗议.问其错在哪里？你自己检查了对目标的标定，谁也没有动一下，这是为什么？这个美军中校说：“我是统裁官，我有权取消演习指挥者的射击指挥权，何况火炮是我们美国运来的.”我听后，更触动”了我的自尊心和民族主义意识，也愤怒地说：“我是中国连队的指挥官，是不可欺的，我有权向你提出抗议，纠正你错误的裁决；我们所用的一切是依盟军租借法案而得到的，这是用我们中国人的钱买来的。”并转过来对观测员说：“立即撤出观测所、炮阵地，返回营地。”

正在撤收中，美国炮兵学校校长看到了我愤怒的表情并知道了我抗议的内容，就到师炮兵指挥官唐永康处对他说：“请你命令这个连长，即算是统裁错了，也不能撤收炮队回营地，由他继续射击吧！”唐指挥官就转令我：“准备继续射击，停止撤收。”我只好服从命令，打完那个目标，并取得好的效果。这个美军中校也没有履行其最后的讲评程序，与美炮兵学校校长相继乘车离开了演习场。返回营地后，我也受到唐永康指挥官的严重警告：“以后不得与美国军官当场发生顶撞，我们需要他们的援助，要忍辱负重。”

美国联络军官在训练中对中国：土兵的生命是漠视的。当时中国驻印军的师炮兵，因预想作战地区多为山地，骡马驮载的山炮更能随伴步兵协同作战。但所用骡马，由于产地不同，调教时间不同，服役的驯良程度也各异，少数劣性马并未驯服，见人接近，就乱咬乱，不能驮载火炮与器材。新二十二师山炮兵在驮载训练中，被这类劣马咬伤多人，先后有两人被踢伤重而死。美国联络军官认为这是调教骡马的方法太粗糙，人马不亲和，士兵不小心所致。新三十师山炮营，为了避免士兵发生这些可以避免的人身事故，对这类劣马拟采用另一种较好的调教方法，即先使劣马体力疲劳再行驮载的调教方式。美国联络军官不同意这种作法，认为：“这是不人道的，易使骡马发生肺炎等多种疾病，不能用这种方法调教。”我们对他们说：“让劣马踢伤、咬伤士兵因而致死，难道是人道的吗？”我们不理会他们那一套，照常干我们的。美联络军官看到不能纠正我们，就带来几个印度人破坏了调教场的设备，使我们无法使用，但我们对少数劣马却基本上调教驯良了。

（三）美联络官在作战上固执错误，贻误战机

1944年8月，密支那攻克不久，新三十师师长胡素就接到奉调回国的命令，总部前方指挥部限他在接到指示的第三天乘飞机回国。胡素被解除师长职务后，调任军委会高参。后据胡素的随从参谋项德椿对我说：胡之所以被调回国，是美国将军在指挥这次战役中，分割使用兵力，命令、任务随令即改，因而使部队遭到重大伤亡。当史迪威偕其前方指挥部参谋长鲍德诺来前线视察时，见美国将军指挥无能，不得已规定中国军队由中国将军指挥。命令虽然下达了，但总部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并不执行，仍以总部命令，强令我军在不适宜强攻的情况下强攻，新三十师第八十九团伤亡惨重。胡师长为第八十九团的进攻与总部前方指挥部多次发生争执，没有达成其改变计划的协议，也得不到空军、炮兵的大量支援。胡见到师部美军联络官就发火，指责美国将军将中国人的生命当其错误指挥的牺牲品。因此他们对胡怀恨在心，借胡素在指挥上也有不当之处，且个性暴燥，请蒋介石把他调回国，蒋介石只得同意。这样，胡素的师长职务撤掉了，也就为美国军官挽回了面子，遮了工。

1944年秋，新三十师沿八南公路（八莫——南坎）之线两侧进攻日军。至12月，逐次打到南坎外围，又受到南坎日军凭借南坎有利地形的阻击。南坎为四面环绕高山的一个小平原，瑞丽江横贯其中，江北属于我国，江南属于缅甸，附近村落棋布，隐蔽于丛竹之中，日军沿河直接筑有工事。在其观察所，对我军行动大都能瞭望清楚，而我对敌人工事构筑、火力配系、部队行动，却很难观察。

1945年1月初，新三十师儿次从正面渡江进攻，均来收效，部队屯兵已多天了。后来采纳副师长文小山的方案，在八南公路未出狭谷且隐蔽之处渡河，从我右翼的大山中，迁因到南坎后面，截断公路，包围聚歼南守敌。规定迂回部队从出发日起，4天完成截断公路，构筑工事，准备日军反扑，并凭既设工事，逐次压缩对敌包围圈。又严格规定迁回部队带足备用粮弹，在4天行动中不准空投，防止暴露；正面部队在这4天中，作好渡河准备，不断佯攻，以迷惑敌人。但是迂回部队第八十九团的美国联络军官，没有按计划指示，通知粮补给系统，干粮只补足3天，该团团长曾琪也没有注意此事，带着部队就出发。3天过去，部队抵达南坎后面大山时，没有饭吃了，来电请求空投。文小山接电后，极为恼怒，回电指示：“不但不能空投，而且要兼程按时赶到日的地；如空投，敌人将逃跑，迁回部队将受到猛烈的攻击，有关人员战后将严予议处。”但在第八十九团的美联络军官认为，部队得不到给养就不能完成任务，便擅自通知美国空投部队，开始起飞空投了。

果然，美机空投后，日军发觉受包围了，即向迂回部队猛烈攻击。1月14日当晚，所有日军分成多路溃逃，有越岭爬山的、有沿公路逃跑的，弃尽不能携带的武器，连日军旅团长的小汽车也丢在南坡，衔枚急撤。翌日拂晓，当我军猛攻南坎时，日军仅留下一个阻击小分队被我全歼，结果收复了一座空城。

(四）美联络官利用武器装备，拉拢培植亲信

中国驻印军的编制装备，基本上依中国陆军步兵师的编制来装备的，增加了一些汽车、小口径战车防御炮、轻迫击炮、山炮等，一般说武器都较陈旧。美联络军官对中国部队的装备，有建议权、决定权。他们的标准，主要依中国部队的主管军官对美国人的态度是否亲近，对美国的一切是否崇拜、仰慕而定。如亲美思想很浓厚，其所属部队得到的装备就会好些、多些。如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是美国留学的，据说还是史迪威的学生，因此新三十八师不仅装备了两个山炮营，还装备了一个10.5厘米榴弹炮营（这种火炮是1942年出厂的，较为新式）。

该师炮兵指挥组的器材、车辆，就比其他各师炮兵指挥组多一倍；其他各师也不可能得到10.5厘米榴弹炮装备。第十四师、第五十师仅装备了-个山炮营。据说新三十八师储存的预备武器，还可以按编制装备一个师至一个半师。其他师也有预备武器的储存，但都由美国军官统一集中储存，并不发到各师，最后还是由美军当局全部拨发给印度了。

三、医疗、待遇、勤务方面的不平等

（一）医疗方面，对我军如对待殖民地军队的待遇

远征军野战医院

中国驻印军官兵看病、住院，有专门的医院，都由美国军医、护士负责，翻译人员很少，每天仅查一次病房，全天发药、换药一次。其他时间，虽病情变化，再三呼唤医生护1，亦很难来到病房诊治。不少病人因诊断不及时，或语言不通，轻病转成重病.甚至因此死亡：在外科手术方面，如包皮过长（印度气候炎热易于发炎）、阑尾炎等割治，都是用苛罗芳全身麻醉（我就受过此害），这是为了便于美国女护上进行实习，积累经验这类简易手术即使在我国医院里，也早就使用局部麻醉了，为了美国女护上的实习，竟使这类手术伤口长期发炎，个别的性神经被割断的亦有人在。内科方面，常有病重垂危尚未诊断是何病，只有让其死亡。美军另有医院，不接收有色人种的病人，美国黑人虽与美国白人同一医院，但病室是分开的，绝不混同。歧视有色人种，战时也没有减少。

野战医院

（二）生活待遇上，中国军队与美军更是悬殊，不可比拟

先看居住地区，美国军人都住在营房内，并有各种卫生设备，如淋浴室、有抽水马桶的厕所等，还有电影、电视、舞厅，漂亮的食堂和厨房……只有服侍他们的印度人才住在帐篷里。中国军队除军、师司令部和总部直属团、营及少数步兵团有营房可住，一般设备都很简陋（部队出资修整者除外），设备仅有电灯、自来水，绝大多数中国部队均住在帐篷里（8-10人住一帐篷），除自来水有一总开关外，别无其他。厨房、厕所都由部队修挖。

中国军队的给养与美军也是不能相比的。美军官兵在兰姆伽有食堂，有丰盛的食品——牛奶、肉类、鱼类、面包、水果、香烟、酒……应有尽有，也取之不尽；在战场上.，美军规定有制式干粮（分早、中、晚餐）、水果罐头、糖类等。

中国军队在兰姆伽训练基地，分校官和尉官士兵两种给养（将官另有规定，记不清了）。校官有牛奶、面包、大米，还有点罐头、水果、香烟等，每周份量不够其个人3-4天之需；尉官士兵给养为糙米、粗面粉（没有去麦皮的面粉）、鲜牛肉、蔬菜（经常缺货）、黄豆、牛油、食盐等。战时副食以牛肉罐头、杂烩罐头为主，主食同在兰姆伽一样，配给部分英国干粮（每袋有粗饼干10块、奶粉一小袋、枣糕一块、白糖一小袋、烟5枝），与美军在质量上相比却是悬殊的。

关于中、美官兵的薪饷。据说在印度的美国军人领取的是海外津贴，国内还有薪饷。每月的海外津贴，上尉级有500-600盾卢比，中、少尉级有350-400盾卢比，特级、上士一般都能领取上尉级的海外津贴，一般的士兵可领津贴100-150盾卢比（以上数字是与一些美军联络军官闲谈时得到的，也许有错误）。中国驻印军的少校每月薪饷为150盾卢比，上尉为100卢比，士兵8-15盾卢比。

中国驻印军官兵在薪饷发放时，多要集合点名，当场发给。这时，美国负责军需方面的联络军官，都分派到各部队去监督，点一个名，发一个人的饷。如住医院或因重病不能到点的，事先必需先在名册上注明，当场还得声明。点完名、发完饷，要由美国联络军官与中国的部队指挥官共同签字，才能有效。

在行的方面，美国军人在兰姆伽外出都是坐汽车（大小汽车、机器脚踏车等），中国驻印军除团级以上、直属部队营级以上（步兵营长到开赴战地时）有吉普车。（三）作战执勤方面，中国军队与美军也是不平等的。

1945年2月，我们在星伟外围作战时，美军有一个旅在右翼作战。一天黄昏，在我连炮兵阵地前，发现5名全副美式服装、装备的中国士兵，通过警戒线。哨兵认为有异，怀疑为日军化装潜人的侦察兵，即将彼等带来连部，经我询问，他们答复为中美混合团的部队，同美国独立旅在我军右翼作战，是奉令经过我警戒线出去侦察日军阵地情况的，并拿出证件给我看。我问他们的部队编组、作战、生活等情况。他们说：我们是属中美混合部队（团），配属于美军独立旅作战。中美混合团大部分为美国人，一部分为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共编成3个连，并不与美国人混合。在生活上与美国士兵一样待遇，作战时就不同了。我们中国人要担任侦察、警戒，打仗时要作战斗搜索。晚上不管天晴下雨、平时战时，我们都要任警戒兵，他们都安然睡觉，除非听到很剧烈的枪声，决不起床作抗敌夜袭的战斗准备。这种最危险、最易于伤亡的工作，美国兵都是不愿干、也不敢干的，只有由我们来干。他们说后不胜唏嘘。我见他们确为我方部队，凡确为中国人，为了执行夜间侦察任务，因此就由他们自行离去。美国出钱出枪，中国出人出命，这就是当时中国驻印军作战的实质，这也是我在他们离去后茫茫黑夜中的感想。

（1979年12月21日)

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存稿选辑》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