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阅读前请辛苦点下“关注”。我将每日更新优质内容，感谢您的支持~

铜镜是一种以铜浇铸而成，用于映照容貌、梳妆打扮、整理服饰的生活用具。

从传世文献和出土实物来看，我国古代的铜镜大多呈圆形，正面反光，可以照鉴形容；背面往往铸以纹饰、铭文等，中央有一个可以系绳悬挂或手持的镜钮。

作为一种日常器物，铜镜在在中国古代的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

按照任昉《述异记》、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百《轩辕本纪》的记载，古人对铜镜的铸造和使用，始于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时代。

不过，由于二书一为地理博物类志怪小说集，一为道教类书，内容多为奇闻异事，故所记皆不足信。

考古发现最早的铜镜，是1975年和1976年分别出土于甘肃广河县、青海贵南县的两面齐家文化镜（前者是无纹饰的素镜，后者镜背有七角星纹饰），其铸造时间距今已有四千多年。

殷商、西周时代的铜镜，从陆续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数量有所增加，纹饰也比齐家文化镜略显复杂，但总体上看，仍处在原始阶段，呈现出工艺粗糙、纹饰简朴或素面等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冶金技术的进步，铜镜的铸造工艺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至战国晚期，铸镜技术已比较成熟，当时的铜镜不仅比早期铜镜质地更为精良、纹饰更加复杂多样，而且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楚辞·九辩》曰：“今修饰而窥镜兮，后尚可以窜藏；愿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难当。”《庄子·应帝王》曰：“至人之用心若镜。”《韩非子·观行第二十四》也说：“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

战国时期的文学作品和子书以镜抒情、设喻、说理，正说明铜镜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生活用品。

春秋战国在铜镜铸造和使用上的发展，为汉代铜镜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经过秦朝的短暂统治和秦汉之际的战乱之后，汉帝国的统一、经济的恢复，使得汉代的造镜工艺得以迅速、持续发展。

两汉铜镜“承担着承前（战国）启后（隋唐）、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不仅质量优良、种类繁多、纹饰精美，而且铸有铭文的铜镜也大量出现，以其“刻工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体备焉”的特征，成为中国铜镜史上的第一座高峰。

自汉初到景帝时代，是社会经济、文化的复苏时期。

从传世的铜镜拓本和出土的实物来看，这一时期的铜镜，在质量、形制、风格等方面，基本是战国晚期铜镜的延续，厚度、面积都比较小，纹饰设计也不是很复杂，种类也不多（以蟠螭纹和蟠虺纹最为常见），且主纹和地纹并存，

如《故宫藏镜》间隔式三凤蟠螭镜背面布满螺旋状花纹，每个螺旋花纹皆以菱形框包围，主纹只有三只凤凰和四只蟠螭相间分布；有的铜镜甚至只有地纹而没有主纹，如《清华铭文镜》方格羽状纹镜，背面的纹饰除了一个小方框和四个乳钉之外，皆以简单的羽状纹布满。

由这些可以看出，汉代前期的造镜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西汉前期铜镜的“地域分布较广，主要有淮南、长沙、西安、洛阳、南阳、临淄、徐州、扬州、成都、广州。”可见此时铜镜的铸造、使用正逐渐普及。

另外，在铜镜背面铸造铭文，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经过文、景二帝四十余年的治理，到了武帝初年，汉帝国已进入鼎盛时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冶金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日常用品的质量要求和审美需求也有所提升。

就铸镜工艺而言，则体现为镜面的增大、镜体的加厚、纹饰风格的多样化和布局的变化。

从武帝时代到西汉末期的铜镜纹饰，除继承西汉前期的样式之外，草木、禽鸟、瑞兽也比较多见，这一时期较常见的纹饰有草叶纹、禽兽纹、星云纹、博局纹等，也有少量的龙纹；同一面镜上的纹饰可以是一种，也可以由两种以上素材配合使用。

流行于战国后期和西汉前期的地纹至此已渐渐消失，这一变化使得主纹地位更加突出、铜镜的整体风格趋于简洁，也为铭文的分布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在纹饰的布局方面，西汉中后期的铜镜也呈现出一定的特色，镜后往往有四个乳钉，将纹饰分为相等的四个区。

新莽时期的铜镜工艺在西汉前中期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纹饰也更加丰富多彩，动物题材明显增加，铜镜边缘常铸以花边。

“四灵博局镜”是这一时期最流行的一种样式，这类铜镜的纹饰主要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神兽和以“T”、“L”、“V”形“博局纹”组合而成。

博局纹又称“规矩纹”，根据现有的资料可知，它的出现大约在西汉中后期，至新莽时期开始流行。

新莽时期的博局纹，除常见的“四灵博局镜”之外，有时也单独作为铜镜的主纹或与其他鸟兽纹搭配使用。

此外，新莽时期的铜镜铭文也透露出此阶段铜镜发展的一些信息。

以“尚方御竟大毋伤”、“尚方作竟真大巧”等为标志的“尚方镜”和以“王氏作竟四夷服”、“朱氏作竟快人意”等为代表的各种含有铸镜人姓氏的镜铭，表明这一时期的铜镜铸造既有官方的主持，也有民间的参与，铸镜工艺已相当普及。

此时的铜镜铭文很少有抒发个人情感的成分，更多的是铸镜者对铜镜质量的夸赞和对铜镜本身所具有的增添寿命、保人平安等“神奇效用”的称颂，这反映出铜镜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民间市场对铜镜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以至于铸造、售卖者为了增加销量而在铜镜上铸刻了各种各样的广告用语。

东汉初年的铜镜样式基本承袭了新莽时期的特点，至中期始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的铜镜，吸收了西汉初年到新莽时期的所有铸造工艺、纹饰样式，并有所创新。

在纹饰素材方面，除了常见的草叶、瑞兽之外，东汉中后期的铜镜上还出现了东王公、西王母、赤松子、伯牙、子期等人物，有的铜镜甚至出现了车马纹饰，纹饰内容往往表现一定的神话情节或生活场景。

在技法和布局方面，出现了浮雕式技法和轴对称纹饰布局，使得纹饰内容层次分明，栩栩如生。

乳钉数量已不限于偶数，出现了七乳、九乳等奇数乳钉。铭文方面，内容更加丰富，分布位置不限于铜镜的内区，分布于镜缘的情况也逐渐增多。

虽然早在前期就已经有一些铜镜将铭文铸于边缘部位，但此时更加普遍，且笔画更加细腻、清晰,例如：建安十年的一面“重列式神兽镜”的铭文全部铸在铜镜边缘，内容有46字：建安十年示氏造，大吉羊（祥）。

吾作明竟（镜），幽湅三商，周刻容象，五帝三皇，白牙弹琴，黄帝除凶，君宜高官，位至三公，子孙番（蕃）昌。

又，武汉博物馆收藏的一面东汉末年“重列式神兽镜”边缘地带刻写着《诗经·卫风·硕人》的内容。

全文90字：

硕人姬姬，衣绵缎衣。

夷侯之子，卫侯之妻。

东宫之妹，邢侯之夷，登公惟私。

手如濡荑，肤如□脂，颔如狩夷，齿如会师。

缜首蛾麋，□咲□兮，美目兮。

石人嗷嗷，稅于农郊，四牡有桥。

洙□猋猋，翟□以朝。

大夫宿退，毋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

将如此众多的文字，安排在空间有限、最不易铸刻铭文的位置，并保持字迹清晰，不仅要求工匠技艺过人，也需要铜镜本身的质地足够良好。这反映了东汉时期铜镜工艺的显著进步。

综上所述，从先秦时代到东汉晚期，随着冶金、铸造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的铜镜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无论铜镜本身的质量，还是镜背纹饰的风格，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铭文也从无到有，并逐渐成为铜镜纹饰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