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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三位年近耄耋之年的老人一起拍了一张合照。

这三位老人，其实互不相识，但是在合照之中，他们却又显得像是共度了半生的老友，笑容满面。

这三位看似平凡的老人背后其实有着惊人的身份：军统特务。

是什么，促使这三名留在大陆的军统特务会面呢？他们又为什么要留下这么一张合影呢？

女电译员的过去

1938年，为了抗日战争也为了在暗中压制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方面创建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军统局。

在军统存在的数十年年间，培养了数不清的特务负责各项工作。

王庆莲是其中的一位普通电译员。

王庆莲出身贫寒、家境困苦，父亲在她一岁的时候便撒手人寰。

自幼丧父让这个本就生活艰难的家更是雪上加霜。不得已之下，年幼的王庆莲只能跟着母亲去舅舅家勉强度日。

寄人篱下的日子里，王庆莲和母亲受够了白眼与冷嘲热讽，但是惨淡的现实让她们不得不低头，为了生活，一切都要忍。

王庆莲的母亲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虽然自己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却执拗地认为，女孩子一定要读一些书，日后的生活才有盼头。

也正是因为母亲的这份执拗，王庆莲能够入学读书，学了些知识。

但是高昂的学费又怎么是母亲打零工换回来的那点钱足够的？孤儿寡母，单是生活就已经很不容易，哪怕再辛苦，再节约，也不足以改善目前的困局。

不得已之下，王庆莲在十五岁的那一年选择了辍学。

面对家庭的艰难生活和母亲的操劳，王庆莲心急如焚，她认为自己也该去工作，替母亲分担一点生活的压力。

正巧，这个时候的军统前来浙江江山招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军统的工作性质，戴笠十分注重军统工作人员的出身，因此军统招聘工作只会在戴笠的老家，浙江江山进行，并且也只会招纳本地人。

艰难生活中的王庆莲母女发觉，军统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并且，母女俩都十分痛恨日本人的侵略。

在种种因素的汇集之下，十五岁的王庆莲决定加入军统。

而王庆莲的母亲虽然对尚且年少的女儿远行感到痛心，感到于心不忍，但是生活的压力实在太大，已经让她的肩膀酸痛，让她的鬓发斑白！

虽然万般不舍，但是母亲最终将王庆莲送出了家门。

到了军统局后，王庆莲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她还并不能直接加入到军统局中，不能靠军统局发的薪水改善自己和母亲的生活。

与她一同竞争岗位的人实在太多，而岗位需要的人又太少。

但是在竞争之中，王庆莲之前六年学习的优势展露了出来，再加上过人的天分，王庆莲瞬间就被军统局的面试官相中。王庆莲也就此顺利地加入到军统局之中，改善了家中的生活。

王庆莲被分配成为一名译电员。译电员的岗位听上去简单，其实工作并不好做。

作为一名译电员，首先需要熟记各种各样的密码本，这对人的记忆能力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不少人因为记性太差都会被这道门槛直接淘汰。

如果单纯只是记性好，依然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译电员。一名合格的译电员还需要敏锐的辨别力和即时的行动力。译电员需要在获取信息后的短时间内将所得信息翻译，并且提炼整理出有用的信息进行汇报。

只有满足这两个要求，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译电员。

而王庆莲的天赋确实惊人，年纪轻轻的她顺利地通过了一切考验，并且在长时间的工作后被调到了军统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

如今的王庆莲已然与从前的那个贫穷丫头判若两人，不菲的工资已经足够她养活自己与母亲。

在1943年到1946年这三年里，王庆莲越发觉得自己当初做了最正确的选择。为了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为了不再寄人篱下，王庆莲对待工作永远是勤恳踏实、一心一意，这让她的工作总是做的很好，也让他入了军统局高层的眼。

1946年，戴笠突然去世后，军统局内瞬间变得群龙无首，变成了乌合之众，后来毛人凤坐上了戴笠的位置后，开始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式的清洗，大量戴笠的亲信被排挤、开除。

而王庆莲这时虽然只是一名小小的译电员，但是长期工作给她锻炼出来的敏锐判断力让她对周遭的一切变化变得紧张了起来。

同时，她的工作接触到的大量信息，也让她心中有了一种预感：军统内要变天了。

不久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挑衅越来越不加以掩饰，内战即将爆发。王庆莲看不惯中国人自己打自己，加之军统内的气氛越来越不对劲，她感觉到了危险。

于是，王庆莲在1946年八月的时候，假称回乡照顾生病的母亲，离开了军统。

后来，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大败，整个国民党顽固派都人心惶惶，发疯似地往台湾逃窜。

这个时候也有不少同为军统出身的人来劝王庆莲一起去往台湾，但是王庆莲思考之后拒绝了这些邀请。

她说：“我从到戴老板手下干事开始，并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没有欺负百姓，没有伤害同胞，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译电员而已。非但如此，我在抗日中还对民族和国家有功劳。”

其实，王庆莲不离开大陆去往台湾是完全可以猜到的，如她所言，在军统工作的时间里，她只做过对中国有利的事情，没有做过伤害人民、伤害同胞的事情。

同时，一开始王庆莲加入军统局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吃不饱饭，是为了补贴家用，并不是对国民党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因此，面临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王庆莲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道理背井离乡逃亡台湾。

戴笠之孙

戴笠有个远房侄孙，名字叫做戴以谦。

按照辈分来说，戴以谦要叫戴笠一声十叔公。

一开始，戴以谦只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员普通士兵，在一线出生入死，完全不知道鼎鼎大名的戴笠正是自己的十叔公。

同样的，戴笠也不晓得自己原来还有一个侄孙在前线做大头兵。

直到后来，戴以谦不幸负伤，从前线退到二线，被分配到了江西省国军办事处，等到戴笠到江西考察的时候，机缘巧合之下，又是戴以谦负责接待。

戴笠在得知接待自己的小伙子也姓戴后，对戴以谦提起了不小的兴趣，而戴以谦也机灵，待人接物没有任何毛病，把戴笠哄得很开心。

在深入聊天之后，戴笠这才知道，眼前这名同姓的小伙子不但是自己的同乡，还是自己的远房侄孙。

戴笠向来喜欢提拔自己的老乡，让老乡进行军统局的工作让他觉得放心，而亲戚始终比老乡要亲近一点，也更值得信任一点。

戴笠很快就把戴以谦调到了自己身边工作。在戴笠身边的日子，戴以谦并没有因为自己与戴笠的关系而跋扈。

他很清楚，他与戴笠之间有亲戚关系不假，但是这个亲戚关系并不亲近！

于是乎，戴以谦并不因为自己是戴笠的侄孙而对他人有任何轻视，相反，他十分小心翼翼，尽可能地左右逢源。

一开始，军统内其他人只因他与戴笠的关系而对他礼让有加，但是后来发现戴以谦确实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不少人起了与他结交的心思。

作为戴笠的侄孙，戴以谦获得的好处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坏处也会在某时某刻出现。

戴笠骤然去世后，毛人凤上台，开始逐步清理戴笠的亲信。

戴以谦作为人尽皆知的戴笠侄孙，没有不被毛人凤排挤清理的可能。

很快，戴以谦就忍受不了毛人凤及其亲信的排挤，找机会离开军统，去北平艰难度日。

到了平津战役后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劝说与惨痛的现实面前，傅作义幡然醒悟决定起义投诚，身在北平的戴以谦也就顺势归顺了中国共产党。

军统中的“电台专家”

相比起前两位在军统中的职位，最后一位老人祝仁波就显得有些籍籍无名了。

他不参与军统中的任何血雨腥风，也不参与军统的任何任务，他的工作从始至终就只有一个——修电台。

可以说，军统里的祝仁波要么是在修电台，要么是在修电台的路上，长期对电台修理让他十分了解电台的构造，闭眼也能画出电台的模样和内部结构。可以说是军统里的“电台专家”也不为过，只不过这个专家只限于修电台一事上。

祝仁波从小就流浪在上海的街头，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见过，十里洋场、上海外滩，没有一处能够是他的家。

但是千里马遇到伯乐后就不会再是驽马，流浪中的祝仁波也遇到了他的伯乐：陈一白。

陈一白是中国空军无线电通讯的先驱。他在上海街头遇到流浪中的祝仁波时看祝仁波反应迅速、精神十足的样子，不禁对这个流浪的孩子起了兴趣。

在交谈中，陈一白渐渐对祝仁波的有一说一和聪慧的头脑有了好感，将祝仁波送进了浙江警官学校学习。

但是陈一白想简单了一件事，虽然祝仁波很聪明，但是已是少年的祝仁波却没有经历过一天的文化课，认得寥寥几个简单的字已经是一件十分惊人的事情。

因此，祝仁波与其他同学之间有着惊人的差距。

但是，从小自己一个人流浪的祝仁波却有着其他同学所不具备的韧性，他很清楚，自己谁也靠不了，只能靠自己。

面对来之不易的机会，祝仁波决定靠自己的努力与勤恳改变自己的命运。

最后，他获得了极好的成绩，并且被军统局招纳进去。

到了军统局后，祝仁波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整日都和电台打交道。

无线电台成为了祝仁波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于祝仁波来讲，没有电台简直是生不如死。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战败前夕。

此时的祝仁波有两个选择，也是他加入军统这么久以来，头一回在政治选择上做出抉择。

一个是留在大陆，以后恐怕没有再和电台打交道的机会；另一个选择则是跟着败亡的国民党一起去台湾。

最终，祝仁波做出了一个不违背自己良心的选择，他留在了大陆，哪怕以后再也不能见到他的老朋友！

王庆莲、戴以谦、祝仁波三个同在军统却素不相识的人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留在大陆的决定。

那么，三人留在大陆后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三人的出身，免不了会被调查，但是在经过详实的调查之后，王庆莲被确定未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反倒是对抗日战争有着功劳。

王庆莲更是发自肺腑地说：“我曾经的出身不好，本不该有今天的好日子。但是共产党没有因为我的过去而迫害我，反倒是养了我三十一年，我感谢中国共产党。”

只有戴以谦和祝仁波两人被关押进了监狱接受改造。

出狱之后，戴以谦因为妻子的离去成为了孤家寡人，政府自然不会因为他曾经的身份而对他坐视不管，于是就将戴以谦送入了养老院里。

在养老院中，戴以谦享受着新时代、新社会带来的美好生活，发自内心地感慨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崭新面貌。

但是戴以谦还有一个愿望，他牵挂着他曾经的那些同僚，他想知道，自己从前那些同样决定留在大陆的同僚如今过得怎么样。

在戴以谦的牵头和志愿者的帮助之下，2013年，三位年近耄耋的“军统特务”见面并一起拍了合照。

此时距离他们决定留在大陆已经过去了六七十年，这六七十年来中国的变化、中国的发展他们都看在眼里，相信他们不会后悔自己曾经的选择。而历史的烙印也会在这张照片上停止，一切都将迈向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