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一场战役，我军以多打少却落得战败，最后谁担了责任？

俗语有言，胜败乃兵家常事。近代中国的军事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结束，这其中，有着值得铭记的大胜仗，自然也包含了无数次的失败。

在解放战争中，有这样一场战役，我军在兵力上已然占据了优势，以多打少，却依然遗憾战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年国军实力也并非完全不堪一击。

所以，这场战役究竟是哪场？对后来的战局又造成了什么影响呢？

这一战，就是大同集宁战役。

1946年6月，人民解放战争开始。

大同作为华北战略要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六七月间，我晋绥军区主力尽出，晋察冀军区配合，一举解放了忻县以北，大同以南的广大地区，切断了大同和太原之间的联系，使大同之敌彻底被孤立。

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之下，夺取大同，彻底打通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之间联系的作战方针就这样摆在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面前。

聂荣臻

8月，我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一共集结了20万人马，准备对易守难攻的大同发起攻势，啃下这块硬骨头。

此次进攻大同的我军总指挥是晋绥军区的张宗逊，政委是晋察冀军区的罗瑞卿，副司令员是杨成武。

张宗逊

而大同守军仅1.9万余人，最高的头目是阎锡山下属第八集团军的副总司令楚溪春。

为坚守大同，阎锡山部守军倚仗12米高的城墙、城墙高处以及外围的碉堡、城墙当中的强烟、以及碉堡外部的铁丝网等障碍物，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

不过尽管如此，由于大同守军建制不统一，战斗力不强，我军人多势众，攻下大同只是时间问题。

阎锡山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自大同陷入孤城境地，阎锡山就多次派兵救援，结果却多次被打退。

无奈，阎锡山只好向蒋介石求助。

而老蒋纵观战局，能够救援大同的只有驻扎在大同西北160公里外归绥（今呼和浩特）的傅作义部。

傅作义

于是在老蒋的高官厚禄允诺下，傅作义最终决定派兵东援，制定了一个“围魏救赵”的作战计划。

这个“赵”便是大同，而这个“魏”则是张家口，又或者说是集宁。

张宗逊后来在回忆录中忆及大同集宁一战，曾表示，当时我军在傅作义东援前曾召开过阳高会议，但在会上，没人对傅作义部东援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家普遍认为，大同并非顾作义辖区，傅作义即便决定援助，想必也不会派多少兵力，行动也不会很快，所以只要攻下大同，傅作义部就不敢东来。

而也就是这样的认知，对后来的战役发展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当时我晋察冀边区中心在张家口，晋察冀军区主力全部出动，去打大同，这就造成了后方的空虚。

而傅作义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并没有选择直接去大同解围，而是兵分三路，分别指向了卓资、集宁以及凉城。

这三地中，凉城距离大同最近，却也是傅作义故意放的那个“烟雾弹”。

傅作义援部向北攻集宁，向南攻凉城，中攻卓资，真正的目的就是先拿下卓资，再打集宁。

而我军从一开始就误判了傅作义的战略意图，以为傅作义援部最想拿下的是凉城。

所以在卓资、集宁以及凉城三地中，部署兵力最薄弱的便是卓资，只在卓资留了一个旅

结果，傅作义最先想要拿下的就是卓资，为此，傅作义直接出动了三个师，结果仅仅花费8个小时，卓资就被傅作义部拿下了。

到这时，我军注意力还在大同这块难啃的骨头上，此时，我军对于下一步的预判是傅作义会派兵先打距大同最近的凉城，为大同解围。

结果，傅作义却又耍了个花招，他先派人同我军联络，提出要讲和，实则迅速集结出动了大量兵力又去打集宁。

由于预判失误，我军当时在集宁只部署了三个团的兵力。

在傅作义部的战火猛攻下，眼看集宁就要继卓资之后再度易手，我军主力才迅速回援，多傅作义部实施分割包围，这样才终于将傅部打退。

这时，实则不知不觉到了战役最关键时刻。

正值我军应一鼓作气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时候，我军指战员却认为已经占据优势，就下令部队休整。

接下来的9月12日一整个大白天，我军都没有选择趁热打铁发起攻势，而是直到了9月12日下午才开始。

这不免给了傅部喘息的机会，敌军得到了休整，并等来了救援。

聂荣臻后来分析认为：

“我军前线指挥部距离战场较远，对前面的情况不明，在一天的时间里，竟没有组织连续进攻，给了敌人喘息和整顿的机会。”

董其武

当我军于12日下午4时对北围困在城西南一代山坡上的敌军董其武部新编第31师发起总攻之时，傅部精锐101师已经赶来增援。

可以说，值此关键时刻，我军我军正在擒狼，又来恶虎，形势十分吃紧。

而就是在这样紧张的形势下，我军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放弃了攻打眼前之敌，也就是新编第31师，而选择了集中兵力往西去攻打101师。

当时各部队接到这个命令，其实都不愿放弃眼前之敌，但最后还是执行了前线指挥部的命令。

结果这样一来，我军直接错失了聚歼集宁城下本来即将被歼灭之敌的大好时机。

而101师的位置、行军路线以及作战具体部署等我军又不清楚，最终打援计划也没能实现。

9月13日晨，新编第31师同101师顺利会合，我军战机已失，并被敌军夹击。

在双方不断的包围与反包围中，13日下午，傅作义部新编32师以及新编骑兵第4师援军蜂拥而至，迅速对我军发起了反围攻作战，我军劣势已经显现出来。

此时，傅作义手握六个师，会集于集宁城郊。

我晋察冀以及晋绥军区部队经过一天一夜的连战，尤其是12日一整夜的往返调动，劳累饥饿完全袭来。

伴随我军阵地不断被攻破，在集宁附近歼灭傅部援军的作战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

如此，我军只能被迫于13日晚撤离集宁，向东北方向转移。

这时，历经卓资、集宁相继失守，傅作义部同时对我张家口造成了威胁。

大同方向上，傅作义部又同大同守军对我军形成了夹击之势，这对我军执行既定的攻打大同计划已然十分不利。

经此集宁一战，傅作义出尽风头，而我军元气大伤，已经无力再夺取大同，晋察冀军区最终决定撤围大同。大同集宁战役遂告结束。

这一战产生的影响很大，由于前线指挥不当，我军没能取得既定的作战目标，此外，更严重的是，此战后，我晋察冀边区中心张家口门户大开，直接造成了张家口的失守。

有这样一句话说，集宁战役作为华北关键战役，其失败影响是极其深远和重大的。

那么，最后谁为此次战役的失败负了责任？

战后，聂荣臻聂帅主动承担了责任。

聂荣臻

一开始，要率先攻打大同的决策就是由聂荣臻作出的。

聂荣臻认为自己有“考虑不当之处”，同时分析指出了前线指挥失误之处。

其中就包括了傅作义口中的“一个侥幸”，即9月12晚，我军放弃了先歼灭即将被歼灭之敌，而去打了敌人赶来增援的101师，这一战场指挥失误，导致了战役的失利。

这一点，傅作义后来回忆起来也说，事实上，当时集宁之战，他同样也是胆战心惊，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形，傅作义部同样相当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直到101师参加战斗之后，解放军选择了全力去打101师，而没有去攻击新编第31师，这让傅作义深感赢得了胜利的可能。

张宗逊

另外就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战场上瞬息万变，站在上帝的视角，我们都会发现前线指挥之失误，还有人喜欢将集宁之战同孟良崮战役去作比较，认为张宗逊没有粟裕虎口拔牙的决心。

但其实，两场战役就所面对的国民党援军来说，是无可比性的，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援军是疲软无力的，而集宁之战，傅作义部援军101精锐师，是坚决有力的，且我军当时并没有能力迅速歼灭董其武部，换句话说，董其武部并没有行至山穷水尽之处，即使北围困，但战斗力依然不弱，这一点从101师同董其武部回合后，董其武部就能迅速回血，绝地反弹的情况也能看得出来。

而除此之外，战役之所以失败，还有很多因素，其中包括一些主观因素，也少不了一些客观因素。

由于我军不少部队刚由游击队编成，直接打这种大规模的攻坚战，是勉强的；另外我军装备太差，在面对大同守军敌人倚仗的城墙上以及城墙外碉堡时，炮火明显不足，“仅用手榴弹和梯子攻敌人的碉堡，效果不大”。

这样一来，致使作战时间一拖再拖，进而给予了敌人援兵充足的准备时间。

再有就是我军指战员对傅作义部援兵在战术上存在轻敌，这一点，此战总指挥张宗逊在回忆录中有明确提及，8月2日，聂荣臻曾主持召开阳高会议，可惜的是，阳高会议对傅作义部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总而言之，战场千变万化，一场战斗失败是多方面造成的。

胜败乃兵家常事，胜利值得铭记，其实失败也同样值得铭记，也只有这样，才更能衬托、更能让我们意识到当今和平与繁荣的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