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潜伏上海，一次与邻居打牌时被认出，我看你像共产党

1937年上海市街头，一个叫蒋林根的老板租了两间店面，开设了恒利无线电公司。

应该说在当时的上海，这样的情形很常见，所以也没有什么人在意，这个叫蒋林根的老板为人很是和善，很快就得到了周边邻居们的喜爱。

蒋林根也时常跟周围店铺的老板聚在一起打牌、吃饭。

一直到后来偶然的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次打牌期间，一个米店的老板盯着蒋林根左看右看，随后说了一句：

“蒋老板，我看你像共产党。”

蒋林根吃了一惊，面上却不动声色：

“话可不能乱讲，你看我哪里像了？”

不曾想米店老板给蒋林根认认真真的分析了一遍：

“你都三十多岁了，一个人住着那么大的房子，怎么不结婚呢？”

蒋林根这才恍然大悟。

事实上，这位米店老板没说错，蒋林根的身份就是地下党，他的原名叫涂作潮。

涂作潮是在1922年入党，这个资历在党内可以说是相当老的，1925年曾被派往苏联留学，后来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也是在苏联期间，涂作潮掌握了不少从事地下工作者的绝技，而且还在周恩来的嘱咐下，学会了无线电技术。

涂作潮其实文化水平不高，学习无线电技术特别吃力，特别是在学习理论知识上，可涂作潮动手能力却很强，于是他后来干脆就放弃了学习理论知识，专精动手能力。

回国后，涂作潮开始从事地下工作，并为党培养无线电人才。

西安事变期间，涂作潮人在西安，利用自己组建的电台，向全世界广播西安事变的真相，立下了大功。

就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给涂作潮安排了两个任务，让他从两个任务中选择一个。

“一是回陕北归队，二是去上海恢复加强中共秘密电台。”

涂作潮深思熟虑后，决定到上海去，加强中央在上海的秘密电台。

当时，涂作潮的工作异常重要，甚至就连潘汉年也无权干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周恩来确实给了涂作潮工作上很大的便利。

不过，就在他们出发前往上海之前，周恩来特意嘱咐了潘汉年一句：

“给木匠成个家。”

“木匠”是涂作潮的代号，这个代号还是当年周总理给他取的。

涂作潮参加革命很早，加上革命工作中的艰辛，很少有机会谈情说爱，到了抗战爆发以后，“木匠”已经34岁高龄。当时中央不少领导人都关心涂作潮的婚姻大事，都想给他介绍，但无一例外都被他推辞了，革命还没有成功，怎么能顾着自己成家呢？

可就在上海潜伏期间的一件小事，却让涂作潮意识到了成家的重要性。

也确实，一个已经年过三旬的人，事业有成，却不成家，难免不惹人怀疑，一个米店老板都能看出不对劲儿，更何况是那些特务们。

于是乎，木匠第一次向组织提出：

“给我派个老婆来吧。”

在那个年代，通常假扮夫妻的地下工作者都会走到一起，他们既是同志也是战友，共同完成任务，涂作潮在上海负责电台工作，自然也更需要这样一个得力助手。

可没想到，涂作潮后来向组织上提了找老婆的三个要点时，让人吃了一惊。

一是保证会生孩子；

二是必须是二婚且有现成的孩子；

三必须是文盲。

涂作潮的要求确实很怪，但他后来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个带孩子的女人在身边，从某种程度来说确实能起到掩护的作用，另外涂作潮专选没有文化的，也是担心自己被捕以后，敌人针对他的家人下手，如果是大字不识的文盲，很容易就能洗脱嫌疑，如果是有文化的知识女性，发现自己真正的工作后，也会十分危险。

经房客介绍，组织批准，涂作潮与符合他要求的上海纱厂的女工张小梅结婚了。

张小梅一开始就不知道涂作潮的真实身份，因为她一开始了解的丈夫，就连名字也是假的，但对于丈夫究竟从事什么工作，张小梅也从来就不问。

涂作潮在上海按照党组织的要求，收了李白做土地，李白人很聪明，后来基本上把涂作潮的一身本事都学了去。

考虑到电台发报功率很大，很容易被敌人发现，如果采取分区断电的方式，很容易就能被敌人察觉， 所以根据党组织意见，涂作潮与李白分居两地工作。

1942年，李白被捕后，涂作潮也有暴露的风险。

当时，党组织通知涂作潮迅速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涂作潮立即做了准备，离开之前，他把自己的情况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妻子：

“我不叫蒋林根，我原名叫涂作潮，是一名共产党员，如果我这次回不来，你就去延安找毛泽东，他会管你们的。”

在张小梅愕然的眼神中，涂作潮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一直到解放以后，夫妻两人才重聚。

涂作潮一生从事地下工作，其实按照他本身入党时的资历来讲，很多开国将军都比不过，但他一生低调，始终没有为自己争取过什么。

在儿子涂胜华的眼中，父亲是很神秘的，因为父亲从来不跟他说过去的一些往事，但涂胜华却常注意到，父亲掌握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技能，比如开锁、开车等等，他也曾试着问父亲一些事情，但每次说到关键处，父亲总是闭口不言。

涂胜华心里很清楚，那是党的纪律，因为党没有叫他讲，他就不讲。

一直到父亲去世多年后，涂胜华通过不断的走访调查，才大致还原了父亲的生平。

上世纪八十年代，涂作潮受邀出席中央宴会，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特意端着酒杯走过来，对这位在革命年代出生入死的老前辈敬了一杯酒。

一杯简简单单的酒，一切尽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