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面具后的互动”:匿名社交活动的应用实践、诱因及潜在风险 - 论文选介

随着智能移动终端和通信技术的普及,社交媒体在我国网民中的渗透率不断提高,社交活动也从线下大量转移到线上。这其中,无论是熟人社交还是逐渐普遍的陌生人社交都成为互联网社交的重要部分。出于对“隔离又连接”社交状态的钟爱,以及作为社会成员对隐私的保护,匿名社交成为当代年轻人重要的网络社交方式。据中青校媒(2021)调查数据显示,Z世代成为匿名社交APP主力,35.52%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自己曾使用过匿名社交APP。

中青校媒调查结果(图片来源于中青校媒)
广义上的“匿名社交”指网络用户以隐匿真实身份和相关信息的方式参与网络社交活动(Yu & Song,2022),如在微博、抖音、快手等平台以不同ID身份进行的社交活动。本文所指的“匿名社交”为狭义上的匿名社交,用户以“形成社交关系”为首要目的所进行的陌生人社交活动,或用户无法通过对方身份认证、头像+昵称识别个体身份所进行的“二次匿名”社交活动。用户实现匿名社交的主要方式为建立匿名问答社区、使用匿名社交软件、设置同质化身份标签。本文拟根据现有研究,从介绍熟人社交与陌生人社交中的不同匿名实践入手,分析匿名社交活动的产生诱因,思考其存在的潜在风险。这有助于我们洞察当代年轻群体社交活动新形式背后的诉求,从而更好构建良性的社交场域,规避潜在的风险。
如何匿名:匿名社交的应用实践

从社群关系入手可以将匿名社交分为陌生人匿名社交和熟人匿名社交两大类(焦晓洁,2015)。陌生人之间的匿名社交是指交流双方互不相识且在不披露任何个人真实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交活动。熟人匿名社交是指熟人双方或其中一方隐匿自己的身份信息所进行的社交活动。
陌生人匿名社交多通过专业匿名社交APP实现,比如探探、UKI、SOUL等软件。这些社交软件使用户在没有熟人的环境里释放自我,并凭借颜值社交、声音社交、灵魂社交等多种面向和更精细化的定位,满足了多样化的用户需求(Prievara et al.,2019)。此外,近期小红书平台上出现的“momo大军”等“穿统一马甲”的方式也成为了陌生人之间匿名社交的一种重要方式。“momo大军”名为“momo”,其头像多为一只粉色恐龙,当他们在评论区互动时,凭借同质化的身份标签,几乎难以让人分辨并记住其身份。在由陌生人匿名社交塑造的关系网络中,青年群体不再受制于实名社交的身份顾虑,不必再带着任何心理负担与陌生人进行交流(赵红勋、王婉馨,2022)。

momo们 (图片来源网络)

当匿名社交软件和熟人即时通信软件大规模普及时,作为两者合并产物的“熟人+匿名”社交模式也应运而生(张桢桢、韩沫,2022)。比较典型的代表有手机软件“Tape 小纸条”,其以匿名提问箱为基础功能,借助朋友圈的分享渠道,实现用户与微信好友间的匿名问答互动。这种以“秘密”为主要内容,建立在用户联系人、好友基础上的匿名社交软件,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双向匿名性带来的无序性,又有效规避了熟人圈子的部分影响。(王慧敏,2015)。

为何匿名:匿名社交背后的心理诉求

现代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为人们塑造出一种“云端密切交往”的乐观幻象,但在现实生活中,彼此的距离却似乎越拉越远。Bonsaksen(2021)通过调查不同年龄组的孤独感及其与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发现,青年群体和使用社交媒体频率较高的群体孤独感更强。但他们囿于朋友圈人设、社交恐惧症、人际关系亲疏、竞争对立关系等种种原因,拒绝和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同学等熟人进行社交活动来缓解自身孤独感。
而匿名社交可以使人们暂时放下上述顾虑,获得表达上的安全感和场景中的陌生感,在线上社交中大胆地与熟人进行表达和互动(Jaidka et.al.,2021)。“熟人+匿名”的典型应用案例为“popi 提问箱”。提问者可以通过匿名提问的形式,以任意的身份、口吻提出想要了解的问题,满足自己的窥私欲和好奇心,深入地了解对方,拉近人际关系。用户作为话语的主导者,也不必考虑提问者的身份,较少顾忌地表达对某些问题的真实想法,并借此机会在熟人圈层展露自身,其渴望表达、渴望被倾听的愿望也可以得到满足(刘莹、李佩珊,2016)。

Popi提问 (图片来源网络)
熟人之间的匿名多用以拉近人际关系、缓解孤独感,而陌生人交友软件中的匿名则更多在于给予用户一个自由管理和塑造角色的机会。戈夫曼曾说人的行为和表现就好似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的一出戏剧,人们所表现的自我形象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前台”的表现,而人们的私人生活和真实性格则被看作是“后台”的一部分(Goffman,1959)。实名网络社交中前台形象的表演需要考虑台前幕后的兼容性,线上的理想化表演往往需要服务于线下的社会身份(陈瑶,2021)。而匿名社交中个体不必再担忧现实身份束缚和后台本我泄露,可以短暂地脱离本真自我,自由地塑造出理想化的形象,并将自己的角色设定多样化和形象管理完美化(Kasakowskij et al.,2018)。出于这种对表演性自我呈现和理想化人设形象的强烈渴求,人们选择进行匿名化的社交活动。
互联网时代,随着“考古黑历史”“视奸”等行为越来越多,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不少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冲浪足迹轻易被熟人发现。匿名社交在算法协同过滤大行其道的年代,实际上是一种“算法驯化”的实践,促使社交媒体难以通过后台信息进行“熟人推送”,降低了被“偷窥”的概率,进而使用户不必担心熟人凝视带来的尴尬,可以进行更理想的线上表演(李锦辉、颜晓鹏,2022)。例如在小红书、豆瓣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大量网民通过“momo”等同质化标签来实现“千人一面”,能使熟人难以识别、难以追踪,达到“防偷窥”和“防搜”的功效。(陈雨薇、方伟,2023)。
除拉近人际关系、理想化自我呈现、防止熟人凝视之外,匿名社交模式也可以让更多网友没有顾虑地发表言论,规避被网暴的风险。当下,由于分配制度不合理、社会公平缺失、贫富差距大等矛盾激化,加之社交媒体起到一种“放大镜”和“催化剂”的作用,助长社会非理性情绪激增,网络暴力愈发严重,大胆发言往往使自己处于一种被攻击的境地。“momo”们在匿名机制的保护下,满足了“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mo”的网络表达欲和分享欲。其发表的内容呈现出一种“阅后即焚”的状态——观者没有办法从一个大量复制的群体符号中归定个人,后续难以通过查找用户的形式进行互动,群体遮盖使个人属性被较大程度地隐藏(陈瑜珂,2023)。网民从追求个性化到去个性化,选择了匿名、身份同质化,从而保护自己免受网暴威胁(邵登辉,2023)。

匿名风险:匿名社交潜在的问题

网络匿名的社交活动是一把双刃剑,除满足用户众多心理诉求外,也存在诸多潜在问题。人在网络环境中表现出不同于面对面交流时的行为特点,产生状态较为松弛、约束感较低和更为开放的自我表达,这被称为“网络去抑制效应”(Suler,2004)。另外,匿名社交软件,例如Soul、探探、tape小纸条中的匿名交友等活动是通过系统随机匹配好友聊天来实现的,即无需任何的好友申请、验证或其他限制条件即可展开对话,缺失了一层审查好友个人信息的“保护墙”。社交对象本身的道德素质难以确定,加之在匿名的外衣下,人们并不为信息的真实性和健康性负责,多在快感的支配下传递信息。
正是由于网络的去抑制化效应、匿名软件宽松机制的放纵等原因,语言暴力、言语侮辱、色情信息泛滥、谣言滋生等问题层出不穷。现实生活中的压抑情绪在网络世界被充分地表现出来,人们对自我意见的秉持更加固执(施阳,2023)。再加之群体性的高容错率担保,用户很容易对他人展开攻击,发表冒犯的、极端的、不友好的言论。同时,匿名社交软件也为网络谣言、低俗、色情内容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例如,音遇、Soul、吱呀等带有匿名功能的社交APP平台,曾因涉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涉黄等问题,被国家网信办处以约谈、下架、关停服务等阶梯惩罚。
此外,对平台来讲,其无法逐一审阅用户的个人敏感信息,使众多问题位于灰色地带,存在不小的治理盲区。匿名软件往往采用特殊技术对用户信息进行保护,一般而言,用户产生的信息将不会被服务器储存,无法被跟踪监测,只有发送者和接收者可以解密讯息。这种机制客观上增加了对上述提到的问题进行调查取证的难度,故而难以及时得到有力治理(张桢桢、韩沫,2022)。
匿名社交也并不能够缓解实际生活中的孤独感,反而容易使人们产生高度的媒介依赖。随着互联网与现实生活的不断融合,人们愈发愿意通过网络平台表露信息,从而找到归属感。研究表明,自我表露与孤独感具有显著负相关性(李越超,2018),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表露越少,孤独感水平越高,人们越容易在网络中进行表达。但是匿名社交中“既亲近又遥远”“既联结又隔离”的特性,使得匿名的社交生命周期短暂,社交属性脆弱,用户之间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交关系,进而无法真正缓解孤独,只能沉浸在这种舒适的虚假社交中,造成媒介依赖(罗祎文,2022)。
匿名社交还会导致“懒人行动主义”思想的蔓延,促使用户将在线化的匿名社交视为一种理想化的精神图腾,“无意识”地放弃了参与线下公共生活的实际行动。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曾言:“互联网特别适用于发展多重的弱关系,不论是离线或在线上,弱关系促使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人群相互连接。”(Castells,1996)。匿名社交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并没有作为牢固的共同体的经验基础,面临着随时都可能被瓦解且难以再造的情形。但这种由匿名社交技术形塑的弱关系,却凭借其生动的、隐蔽的自我抚慰功能麻痹了部分青年的精神世界,压制了内心中对“现存社会问题和社会现状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疲于进行实际的社会行动(Marcuse,1964)。








匿名社交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因其能够拉近人际关系、表演性自我呈现、防止熟人推送、避免网络暴力等种种益处深受年轻人青睐。但是用户需要警惕其中存在的人身攻击、充斥不当信息、造就媒介依赖、形成懒人行动主义等风险。为规避这类风险,不仅需要用户意识到“匿名”并不是完全的隐藏,而是一种“伪匿名”;也要相关平台以技术规制人性,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追逐利益最大化,利用匿名社交平台引导青年用户营造尊重、信任、平等、健康、积极的社交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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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dka K.,Zhou A.,Lelkes Y.,Egelhofer J. & Lecheler S..(2021).Beyond anonymity: network affordances, under deinpiduation, improve social media discussion quality.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7(1).1-23.
Kasakowskij R.,Friedrich N.,Fietkiewicz K.J. & Stock W.G. (2018).Anonymous and non-anonymous user behavior on social media: A case study of Jodel and Instagram.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heory and Practice, 6(3),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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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希,程思,王军利.(2021). 超九成受访大学生认为匿名社交存在风险.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com/html/2021-11/09/nw.D110000zgqnb_20211109_1-04.htm

主编:曾润喜

执行主编:张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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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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