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主席在北京逝世。

毛主席逝世之后，如何发布讣告和悼词便尤为重要，那么这两份重要的文件是谁起草的？

晚年后期多病的毛主席

1972年春天，毛主席的肺心症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医疗小组尽全力抢救，才将毛主席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但是，毛主席的水肿消失了，人却越来越消瘦。

体力也越来越不如病前，散步也需要人搀扶了。

此外，他谈话的声音也发生了改变，有时他的谈话言不达意，绝大多数人听不懂他说些什么。

到了1972年下半年，毛主席又发现自己的视力越来越弱，有时甚至连大字的《参考消息》也难以阅读了。

读报只有依靠身边的秘书宣读，在一些重要的中央文件上圈阅，握笔的手竟也情不自禁地打起哆嗦。

所有这一切症状都表明毛主席的病情仍然沉重，而且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

虽然毛主席身体每况愈下，但是仍然心系国家工作。

1973年春天，毛主席的身体出现了短暂的扭转，又可以到室外散步行走了。

此间，毛主席还像从前那样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毛主席身体的暂时好转让他周围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误以为毛主席的病情已经根本好转。

可是，毛主席的好转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体内的病变没有减轻的状态。

其主要症状：—是毛主席的右侧出现了麻痹和轻度中风似的偏瘫症状。

右侧身体的神经麻痹和右下肢肌肉的萎缩，两手两脚的无力，都说明他的右侧发生了特殊的病变。

这时候，毛主席睡觉只能左侧半卧而睡，否则就会呼吸不畅。

其二，毛主席的语言表达功能也产生了障碍，哪怕是最为熟悉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不知道毛主席在说什么。

毛主席的双眼视力也急剧减弱。

从前尚有一只眼睛有微弱视力，如今视觉也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除此之外毛主席的吃饭吞咽困难，也日渐严重。

大多时间他需要由护士在旁喂饭。到了这一年2月，毛主席的双目几近失明。有时对面三米之内有人，他也无法看清面孔。种种新病变都让人忧虑。

1976年春天始，毛主席的病情越加危重了，中央领导一面和医疗小组共同研究如何医治运动神经疾病的时候，毛主席忽然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心梗。

尽管每次都抢救脱险，然而老人的身体状态明显孱弱了。

毛主席的身体已经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正是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一项秘密任务落在了中央办公室秘书局的周启才身上。

秘密起草讣告和悼词

1976年7月下旬时，正在办公室的周启才接到了来自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的电话。

在电话里，汪东兴的语气很急，让他马上和李鑫一起到怀仁堂的正厅去等着中央将有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们，不要耽搁，马上就去。

接完电话的周启才不敢耽搁，不到一刻钟便和李鑫一起气喘吁吁地赶到了空无一人的怀仁堂。

李鑫还纳闷地问周启才，是不是确定在怀仁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周启才很确定地说自己听明白了就是在怀仁堂，但是有什么重要任务却没有明说，但是他是用保密机打到周启才办公室的，任务应该是很机密的内容。

并且周启才还觉得，当时汪东兴说话的语气和声音与平时布置重要任务时很不一样。

二人正说着，纪登奎等中央政治局委员便脚步匆匆地走了过来。

周启才看着纪登奎神色凝重地对他们说，毛主席病情危重，虽然医疗专家已经在尽全力救治，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应对意外的准备。

所以中央决定，毛主席的丧事要预做准备，就委任周启才和李鑫负责起草毛主席的讣告和悼词文稿。

时间紧、任务重，并且要注意保密，说完纪登奎便又转身匆匆地离开了。

这个紧急任务打得周启才和李鑫二人措手不及，一时之间难以消化毛主席可能随时都会离开大家的事实，二人不禁失声痛哭了起来。

还没等二人缓过神，汪东兴的秘书便打了个电话过来，告诉他们为了方便工作和保密，之后他们就住在怀仁堂。

随后周启才和李鑫两个人便开始思考，该怎么写毛主席的讣告和悼词，要用多少时间写出来才能保证不耽搁后面的事情。

两个人商量之后决定，整理思绪，全力以赴地先投入起草讣告文稿和悼词文稿的工作。

悼词的文稿与以往的惯例不同。

以往都是写毛主席曲折而光辉的革命简历，但是此次因为毛主席还未去世，所以提到毛主席的地方都用三角符号代替了。

在怀仁堂办公的时候，也顾不上讲究吃穿，因为需要加班加点做，所以周启才和李鑫工作起来都是不分昼夜的。

困了就简单在怀仁堂的沙发上眯一会儿，吃的东西都有警卫服务科每天按时按点送过来，很省事。

将草稿完成之后，他们立马打了电话给汪东兴，问他上面是否需要审阅。

但是汪东兴却说，让周启才亲自加封并保管，先不上报中央，待命。

周启才和李鑫也没有多问为什么暂不上报中央，知道这是机密，他们便赶紧把工作现场清理了一下，把废稿都烧干净了之后便离开了怀仁堂。

讣告和悼词的稿件是周启才带走的，他回到办公室锁到了自己专用的保险柜子里。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在北京的周启才他们也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感，秘书局的工作人员遵照上级的指示将重要的文书档案都移到了临时的军用帐篷里安放。

周启才将讣告和悼词装在了一个小保险箱里，亲自带到了绝对安全的地方，等到余震都过去才又放回了办公室的保险柜子里。

这份讣告和悼词就在周启才那放了一个多月，周启才很希望，不要等来用它们的那一天。

然而，噩耗还是来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因病逝世。

毛主席逝世五个小时之后，汪东兴便给周启才打来了电话，让他叫上李鑫带着封存的文稿一起到会议厅去。

周启才知道，这是毛主席已经逝世了，他不敢耽搁，马上带着李鑫前去。

周启才和李鑫急匆匆感到会议厅门口，迎面便见着汪东兴。

汪东兴对他说赶紧进去，领导们都等着他们将讣告和悼词的文稿带去讨论。

周启才轻轻迈进会议厅的大门，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走到了华国锋面前把文稿交给了他。

华国锋示意周启才将文稿启封。

因为文稿一直都是周启才保管的，政治局在做的所有人都没有看过，华国锋便让周启才将内容都念了一遍。

全文两千五百多字，周启才一字一句仔仔细细地，用较慢的速度念了二十五分钟。

周启才念完之后，华国锋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原则性的修改或者补充意见，可以马上提出来。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他就派人送往中办秘书局印刷厂加急排印，让大家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份再仔细推敲。

此时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还没有传出去，印刷这件事也是交由周启才去做的，不到一小时便带了回来，周启才分发给了与会成员。

经过会议的讨论，敲定了对国内外广播的时间，就定在九月九日下午四点。

时间敲定之后，华国锋便马上让周启才给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打一个电话，告诉他接下来要认真安排。

朱社长一直在询问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正式的印刷件，这是重要的广播文件，必须留出时间顺稿，以免出错。

周启才说让他再稍等，等正式印刷件出来之后，他会带着广播所需的份数亲自送到朱社长那里，让他本人亲自签收。

这时候，广播的是毛主席逝世的讣告。

而悼词的最终敲定则是在1976年9月11日至9月17日，毛主席的吊唁仪式期间。

16日的下午三点，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召开了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的会议，作为文稿的起草者，周启才和李鑫也被通知参加。

两点的时候，周启才被汪东兴叫走，汪东兴要留在人民大会堂保护毛主席的遗体，所以不能去参加政治局会议，便让周启才传达一下自己对于悼词文稿的一些意见。

汪东兴认为文稿基本可以使用，但是他有一条意见想要补充上去，那就是加上毛主席所讲过“三要三不要”这个重要指示。

会议上，经过华国锋、李先念政治局成员的讨论，一致认为汪东兴的提议很好，便通过了这个意见，毛主席悼词的最终成稿就此敲定。

1976年9月18日下午三点，毛主席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群众前来，送别伟人。

毛主席的去世，就像是天空飘来了乌云，笼罩在中华大地，也笼罩在世界上所有对毛主席心存敬意的人的心里，让人悲痛无比。

获悉毛主席去世的悲痛

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令中外震惊。

实际上，当时人们从报纸上的新闻图片和新闻纪录电影上，已看到了毛主席的衰老形象。

翻译家沙博理（中国籍犹太人）记述:“至少已有一年之久，我们知道他将不久于世。但是到最后他逝世时，我们仍感到震惊。”

最早直接从中央方面得悉毛主席逝世消息的“局外”人，应该是当天凌晨被通知处理毛主席遗体保存问题的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医学科学院的杨纯、徐静。他们都感到十分突然，徐静的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早晨5点多钟到台长办公室开紧急会议，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他“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里，泪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

他向即将参与播音的有关人员传达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极其震惊，有的泣不成声”。

当时在中央军委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傅学正早些时候就得到通知:不要出门，说不定有急事找你。9日上班，得知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他联想起7月6日陈锡联在一次会议上，讲了毛主席病重，又联想到近来总有中央发给驻京大单位领导人的“绝密”“亲启”的文件，就猜测可能是毛主席出事了。

随后，驻京军事单位的领导人被召去西山会议厅开会。

傅学正被安排去给军委顾问、外地来京的大军区首长传达中共中央的急电。

他接过电报一看，“头嗡的一声大了，毛主席去世了。我鼻子一酸哭了”。

傅先后给刘志坚、谭政、李聚奎、李志民、陈再道等7人分别传达了电文，他们都很悲痛。刘志坚闻讯，猛地站起来，流着泪不停地在客厅里踱步;谭政则“一下子斜卧在沙发上，面色苍白，喘不过气来”。

经医生救治后，他不停地叹气、流泪。

少数早一些获悉毛主席去世的人已是悲痛无比，收听到讣告的人们，更是震碎心神。

9月9日下午4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广播《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杨正泉记述：“全国人民震惊了！八亿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极其悲痛！还没有收听完第一遍广播，便纷纷打来电话，倾诉悲痛之情，寄托哀思。全世界震惊了！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作为特大新闻纷纷报道，一些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政党领导人、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接连发表谈话、打来唁电表示极其沉痛的哀悼。”

朱德夫人康克清失声痛哭：“大半年里，三个伟人，周恩来、朱德、毛主席相继去世，我们的党和国家损失实在太大了。”

作家茅盾无比悲痛，思绪万千。

作家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巨星陨落，非止我国，举世将永远追念。”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李庄“脑袋顿时一片空白”，他跌跌撞撞回到宿舍，十几分钟的路程竞走了一个多小时，想回东单煤渣胡同却走到了东四。之后，他折回宿舍，关起门来，自饮祭酒，“多么苦涩，多少联想。旷世伟人走了，留给后人无穷留念……”

噩耗传到韶山，毛主席的乡亲们难以接受。

毛主席的堂弟毛泽连说：“广播里响起了哀乐，我站在门槛边上，一边听，一边想，一边念，是三哥吗？三哥会过世吗？三哥不是要回来吗？我一直不停地问自己……”

毛主席过去的邻居毛爱桂从她的大女儿那里得悉毛主席去世了，“我瞪着眼望着她，打死不相信。就这个时候，广播里响起了哀乐，这个声音让我一下子就傻了。我十分恐惧、害怕。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当晚当地举行了哀悼会。次日人们又来到毛主席旧居，肃立在毛主席的遗像前默哀悼念。

遵义、延安等地，无不如此。

毛主席的离去，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但是，伟人将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中。

参考资料

《毛主席的讣告和悼词形成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