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拟修改，调整行贿罪刑罚档次！专家：刑法要进一步加强对行贿行为的规制功能

7月25日，据新华社报道，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该修正案草案共修改补充刑法7条，其中草案加大了对行贿犯罪惩治力度。

据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负责人王爱立在答记者问时，谈到修改完善行贿犯罪规定的背景时表示，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行贿与受贿是一体两面，行贿人“围猎”是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污染源”，对行贿行为决不能纵容。实践中存在对行贿惩处偏弱的情况，这种过于宽大不追究行贿的情况不利于切断贿赂犯罪因果链。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印波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围猎”是我国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因此，关注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继续巩固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发挥刑法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刑法进一步加强对行贿行为的规制功能。

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祚良则表示，从行贿罪的立法以及历次修订沿革来看，我们国家打击行贿犯罪的刑事法网越来越严密，且行贿罪的刑罚处罚越来越重，在处罚上体现了从“重受贿轻行贿”到“行贿罪与受贿罪并重处罚”的转向。

刑法拟修改：

加大对行贿犯罪惩治力度，调整行贿罪起刑点和刑罚档次

刑法是国家基本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保障性地位，对于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997年，我国全面修订刑法，形成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同时主要通过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作出修改完善。

具体到本次提请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草案共修改补充刑法7条，涉及两个方面，主要是就行贿和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相关犯罪规定作进一步完善。

在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方面，草案增加规定，对多次行贿、向多人行贿，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六类情形从重处罚。同时，调整行贿罪的起刑点和刑罚档次，与受贿罪相衔接。

实践中，单位行贿案件较多，与个人行贿相比法定刑相差悬殊。一些行贿人以单位名义行贿，规避处罚，导致案件处理不平衡，惩处力度不足。为此，草案将单位行贿罪刑罚由原来最高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的一档刑罚，修改为两档刑罚：“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和“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草案还增加惩治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相关犯罪的条款。

现行刑法规定了国有公司、企业相关人员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这次修改在上述条文中各增加一款，将现行对“国有公司、企业”等相关人员适用的犯罪扩展到民营企业。

草案规定，民营企业内部人员具有上述相应行为，故意损害民营企业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也要追究刑事责任。该规定将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力度，加强对民营企业平等保护。

行贿犯罪立法这些年：

打击行贿犯罪的刑事法网越来越严密，行贿罪刑罚处罚越来越重

刘祚良律师表示，关于行贿犯罪的立法，我们最早可追溯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条例”。应该说，当时这个立法相对于今天来说是比较粗糙的，但符合当时的反腐情势。“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项法制得以重新建立起来，一批重要立法也应运而生。就行贿犯罪而言，1979年《刑法》首次单独规定了行贿罪，构成要件简单，法定刑较轻，‘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刘祚良律师说。

刘祚良介绍，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规定加重了受贿罪的处罚力度，将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到死刑，使得受贿罪与行贿罪的处罚相当悬殊。1985年“两高”发布《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修正了行贿罪构成要件，增加了“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要件，从而对行贿罪适用范围进行了限缩。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其中加重了对行贿罪的处罚，规定行贿罪最高法定刑为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1997年《刑法》关于行贿罪的立法，延续了最高法定刑为“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与此同时，还规定了向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增加了犯罪类型，严密了行贿犯罪刑事法网，由此我们国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惩治行贿犯罪的法律体系。1999年，“两高”发布“通知”，明确要求查办受贿犯罪的同时严惩行贿犯罪。

此外，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进一步明确了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等行贿犯罪的立案标准，行贿罪立案的起点数额为1万元。2000年，针对实践中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现象，最高人民检察院再次发出要求进一步加大行贿犯罪打击力度的通知，并对行贿案、对单位行贿案、单位行贿案的立案标准作出规定。

刘祚良表示，2012年，“两高”出台司法解释，较为全面地对行贿罪的认定、立案标准、量刑、从宽处罚条件等具体应用问题进一步作出规定。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其中进一步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具体表现为：增设罚金刑，严格从宽处罚条件，扩大犯罪圈。再到2016年，“两高”联合发布“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从数额、情节、贿赂对象等方面对行贿罪的相关问题进行解释。一是提高立案数额。该解释将受贿罪的立案起点从五千元提高到三万元，行贿罪的起点数额从一万元提高到三万元，相比较而言，加重了对行贿罪的处罚；二是分别对《刑九》有关行贿罪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予以明确；三是扩大贿赂对象的范围，认为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进一步扩大犯罪圈，加重对行贿罪的惩处力度。

“从以上关于行贿罪的立法，以及《刑九》对行贿罪的修正，再到本次《刑十二》草案再一次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来看，总体上，行贿罪本身这个罪名因构成要件要素的增加而受到限缩，即行贿罪构成要件趋严，但从整个行贿犯罪的立法体系及沿革来看，我们国家打击行贿犯罪的刑事法网是越来越严密，且行贿罪的刑罚处罚越来越重，在处罚上体现了从‘重受贿轻行贿’到‘行贿罪与受贿罪并重处罚’的转向。”刘祚良说。

专家说法：

修法发挥了刑法的保障作用，增强修法针对性

印波教授则提到，这次修改，顺应了党的十九大作出的“受贿行贿一起查”部署与中央反腐败大政方针，发挥了刑法的保障作用，增强了修法的针对性。同时也是为了聚焦实践中突出的“惩治行贿失之于宽”问题与更好地巩固过往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使人能够真正做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对于“招工提干、调换工作、迁移户口、提供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是否应该纳入贿赂犯罪中“贿赂”的范畴？印波教授表示，非财产性利益能否作为“贿赂”，在我国长期具有争议。一方面，非财产性利益确实起到了与财产性利益相同的功能，能够作为受贿人滥权的犯罪动因；另一方面，“非财产性利益”难以衡量其价值，如果“非财产性利益”能够作为贿赂，则受贿罪刑罚的评级标准仅剩公职的受损程度，而这一标准是极为抽象的，难以为理论和实践所把握。有德国学者曾表示，尽管德国立法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但实际操作中还是以财产性利益为主。本次修法将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作为了行贿罪的从重情节，可以看做是对可能以职权交换，即“招工提干、调换工作、迁移户口”的贿赂行为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但直接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的范畴，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祁彪 记者 吴阳 北京报道

编辑 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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